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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机构使用吗啡方面，有许多致命的不谨慎的事例。布赖顿医师詹姆斯？科隆比（1844—1883），1873年被《英国医学报》批评，因为他发明了一台吸入器，用于自己吸三氯甲烷气：自我吸入麻醉剂导致睡眠的方法……发现有害、危险，并不幸地带来致命后果。”然而，科隆比被证明是一个难以对付和足智多谋的劝诱者。他哀叹“注射器的昂贵和纤巧”妨碍较贫穷阶级的人皮下注射吗啡，设计了一种便宜的皮下治疗方法。他给细丝线涂上一层吗啡，用针在皮肤上划一个口子，在里面拉丝线，让吗啡粘在开口的皮肤下。科隆比1875年出版了一本专著《疼痛：原因和疗法》（Pains：Its Cause And Cure）。他发现吗啡有致命的吸引力。他死于过量注射吗啡。据说他是在做了手腕手术后，用吗啡保证睡眠。《柳叶刀》评论说，尸检显示，非常重要的是，不仅要禁止专业患者用一种致命药物自医，而且要小心不要让他得到这种药”。医生们的妻子常常死于粗心大意使用吗啡。卡莱尔一名年轻医生的妻子安妮？麦克劳德（1848—1873 ）的死就是一个悲惨的例子。她连着几个夜晚照顾生伤寒病的儿子们。最后当她有机会休息时，因紧张过度而睡不着。她丈夫因此每隔三个多小时用葡萄酒杯给她喝吗啡。然后她进入昏迷状态，如此令人担忧，麦克劳德博士寻求其他的医疗援助，但所有挽救患者的努力都失败了”。
一些英国医师认为，禁酒运动增加了鸦片在农村地区的使用，驱使穷人使用廉价的致醉替代品。但是，在美国“禁酒”地区，没有证据证明鸦片上瘾或滥用乙醚升高。虽然美国妇女喝酒不合礼数，但礼数公开或悄悄地被边远地区的乡下妇女或长期与丈夫分离的海员们的妻子打破。尽管强调仪态，一些时兴的妇女在酒精或吗啡里找到防御办法，抵御她们周围的白热化竞争。上流社会的压力太明显了。“作为个体，人们足够好，表现得亲切和有礼貌，但彼此的嫉妒和辱骂却惊人，”达弗林蛳艾瓦侯爵夫人（1826—1902）1874年参观纽约后记载说，“每个美国女士似乎都为她最好的朋友感到羞愧。的确，你经常被弄得感觉好像你住在仆人房间里。”有毒瘾的人当然不都是神经紧张的妇女、富有的浪荡子、贫民窟的居民或医院里被毁的医务人员。在这个期间，金融投机商也与毒瘾有关。根据1871年的报告，华尔街经纪人抵抗住“一种兴奋； 黄金热；用的是另一种兴奋； 刺激的鸦片制剂”。B夫人，一个25岁的纽约人，定期造访证券交易所，她把吗啡注入直肠。“一天要注射几次，在国内、国外都一样；经纪人事务所里的空间，或一条偏僻街道的一个角落，任何偏僻的地方都是注射之处。”她所有戒毒的努力都失败了。
安斯蒂认为，某些人气质上易于上瘾。在《兴奋剂和麻醉剂》（Stim…ulants and Narcotics，1864）中，他区别了两类使用者。有“不谨慎的人”，他们使用鸦片制剂止痛或治病，并且被说服，增加药量会增加效果。这样的事例特征不是“喝醉的欲望”或为了忘却；相反，真正浪荡子”喜欢陶醉和热衷逃脱“所有现实生活环境”，进入“傻瓜”的天堂，充满肉体快乐的幻觉。在欧洲； 直到1950年以后，安斯蒂的“不谨慎”类别——由于治疗的原因染上鸦片瘾的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浪荡子”。到20 世纪末，后一类在西方世界的毒品问题中占支配地位。安斯蒂判断，浪荡子增加酒精、鸦片或古柯的消费量，因为他们“低劣的道德品性喜欢非自然的欢乐，这种欢乐现在只能靠这样的增加获得”。他认为这样的低劣品质是一个人自身性格固有的，不取决于毒品的渐进作用。浪荡子“要么生来就有明显的玩乐倾向，要么特别对某些外部印象敏感”。
第四章 神经、注射针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9）
这种致瘾个性的纵欲理论忽视了19世纪关于毒瘾一个公认的特点：一些战争中战斗人员的易感性。尽管19世纪70年代鸦片瘾与妇女有关（美国鸦片和吗啡上瘾者的60％以上是女性），这个问题还被看成是“军队病”。病、伤战士和退伍军人，给他们开药不注意用量，使他们用了之后上瘾，或者发展到像战斗中肉体受到折磨一样，因为情感受到折磨而依赖这些毒品。正如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易于让毒瘾支配他们的生活一样，一些人同样发现比其他人更难从战时的情感痛苦中恢复。上瘾者的行为（与他们上瘾的原因比）不完全是受生理需要的支配。战斗压力倾向和管理在个人之间同样是可变的。由于越南战争，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学会造了一个词，“伤后压力失调”，描述受伤人的行为。这种行为，精神病医生会称为神经官能症，外行会认为是自暴自弃或失调。这没有任何新意。战斗场面造成的情感损伤，19世纪就已经明确确认。19世纪20年代期间，英国政府对从法国战争中退役军人的问题做出反应，他们在乡下漫游，好斗、无礼或怪癖。退伍军人向妇女展示他们令人作呕的伤疤或其他身体部位的习惯，1824年《反流浪法》为此作出规定，任何人恣意、公开、淫荡和淫秽地暴露自己，旨在欺辱女性……将被视为歹徒和地痞”。
克里米亚半岛战争是英国、法国和土耳其军队对俄国发动的战争。这场战争中的一个插曲，显示出战争造成的情感损伤。1854年，在英克曼战斗中，8500人的英国部队，四分之一以上的士兵丧生或受伤；俄国人在战场上失去了总数42000人中的大约11000名士兵。爵士乔治？希金森将军（1826—1927）在近卫军一团参加了那次战斗。20年以后，有人向他问起英克曼。“他对那场战斗记得很少，”问他的人记载道，当他们走回来，加入失散的连队以后，他只记得战友们歇斯底里地失声痛哭了一个晚上。”在另一段讲述中，希金森描述了英国的总司令剑桥公爵（1819—1904），在英克曼之后“几乎感动得落泪”。他还回忆到，圣？吉尔曼斯伯爵（1835—1911）站在他兄弟的尸体旁，“痛苦得一动不动，不顾危险，暴露在枪林弹雨中”。后来，当“饥饿的战友”涌入希金森的帐篷，一整天神经如此高度紧张，我们竟然禁不住笑起来”。福思勋爵（1834—1861）用鸦片酊自杀，也许可以算作克里米亚战争神经伤亡人员。他从部队退伍后，精神崩溃，年仅20岁。他情妇死后，痛不欲生，喝了四分之三品脱的白兰地和寻死地吞下半瓶鸦片酊。
大约400万部队参加了1861 年4月到1865 年4月同盟军投降的美国内战。在战斗中，或因伤病，北方大约损失了36万名士兵，南方损失了万名士兵，估计有万名士兵受伤。平民和他们资源的介入，就像这第一场现代战争使用的新技术一样，史无前例。新技术包括机枪、大规模生产军用品、摄影、气球观察、麻醉。联邦和邦联境内都种植鸦片罂粟。鸦片用于治疗地方性痢疾，并作为疟疾和腹泻的预防药。仅联邦士兵就被分发了1000万个鸦片药片。此外，联邦部队还获得2841000 盎司的鸦片粉和鸦片酊。这些药品经常被乱用。科特赖特引用一个联邦医生作例子。那位联邦医生询问每个患者的肚子情况，然后递给每个说有腹泻的士兵一块鸦片。联邦部队中的一个少校外科医生，习惯于跨在马上看病，把吗啡倒在手掌，让站在地上的士兵用嘴舔。战争中，63000名士兵因患慢性腹泻而退伍。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可能被用鸦片或吗啡治过伤病，然后上了瘾。吗啡作麻醉剂比较少。然而，美国医生韦尔？米切尔的一本自传体小说中的一位叙述者描述了他做战地服务的情况，在医院病房作助理外科医生，医院里送来的是最严重的伤后神经症患者”。他评论说，每年“在这个痛苦的场所里，做和需要做6万次皮下吗啡注射”。被邦联军队的一颗子弹射中脖子后，米切尔的医生接受了吗啡皮下注射。伤口痊愈后，发现他无法戒药：如果有人想要学会同情、仁慈，让他用吗啡止痛6个月，然后尝试戒药。到这时候，他会变得急躁、紧张和怯懦。神经；可以说，用麻醉剂麻痹了，会变得不那么敏感，但是能剧烈、反常地感到疼痛，感到许多通常不能引起疼痛的事成了疼痛。”最终，米切尔自传体小说中的叙述者忍受住了戒毒的痛苦，让他能够“永远温柔对待那些受这样或那样有害恶习控制的人们”。
第四章 神经、注射针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10）
经历了一场丑恶、野蛮战争之后，人们惊悚和空虚的状况司空见惯。他们直接体验了人类所能带来的罪恶和虚无主义。麻醉剂可以解除对痛苦的认识。1868年霍勒斯？戴写到内战加重了鸦片瘾：“一百个战场中受伤和惊魂未定的幸存者，从敌军监狱中释放出来的病号和伤残士兵，因为最亲近的人被屠杀而痛苦，绝望的妻子和母亲们，他/她们大多数一时用鸦片消除痛苦。”据科特赖特说，无法确定有多少内战幸存者上瘾，特别是退伍军人隐瞒他们的毒瘾，以避免危及他们的抚恤金。然而，他注意到，内战退伍军人到了1900年，即战争40年以后，相继死亡。这个期间，美国鸦片和吗啡的人均进口数量下降。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也提高了上瘾的水平。吗啡注射在德国是罕见的，直到1866 年反奥地利战争。据列文斯坦说，当时该技术“给伤病员带来的止痛和镇定的绝妙作用……为它的采用铺平了道路”。1866年之后，公众对吗啡注射的热情迅速传播，直到该技术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