隅两炮台，以及西城被水冲开之口，及城脚陷落之处，均应一律修整。惟城楼需工甚巨，且无济于实用，可以不修。不若改造营房，尚多裨益，城内泉水两处，由西南穿城而出，应用石条修砌水洞，以通水道。且宜用石块垫高上面，再筑土墙，城身方能坚固。此项城工，俟民国九年春间，解冻时即行料理，动工应用椽木二千根，以及背篓、抬把、木夯各项，就近先行预备。至铁锨、铁锄之类，由省制发。将来动工时，箍砌水洞，需用石条，即雇石匠，就近于出石山内先行做好储备。由该文武会同核办，至修补时，拟用兵力一半，民力一半。民夫拟用二百人，商由沙亲王（哈密王沙木胡苏特）代为雇觅。每夫一名，每日应给工银若干，食面若干，由该文武先行酌核，估计呈复来署，以便行文沙亲王照办。此外，如南庙儿沟荒地，既缺水源不能强事垦辟。若果，苜蓿可以试种，以资喂养马匹，或不至成弃地。东北下莫奈（即下马崖）地方，既通甘肃小路，如有事之时，应否设卡？城东东栅子，为通甘肃、安西、玉门小路，是否由该各处取道东栅子，即可不过猩猩峡？应即一并查覆。北山吐葫芦，为通外蒙要隘，向来既驻有军队，应将营盘修筑围墙，如关内堡寨，方能稳札稳守，不致散漫。所有修补城垣，需用各项工料银两数目，仰即先行核实，造具估册，以凭核办。
《黑戈壁》十（3）
这道紧急公文，发出的时间是1919年12月18日。这时，黑喇嘛已经在黑戈壁落脚，正想迁入新疆的北部。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证如此琐碎的的具体内容，是因为舍此就不足以证明，杨增新确实是“如临大敌”，将提防一个只有几百人的败军之将，摆在最优先的地位。其慎之又慎，思之又思，只因为他认为事关重大。塔尔纳沁城，是哈密“沁城”的原名（满语的地名）。这是清在西部的建立的第一个“军垦”城市。民国初年，曾准备在这里设立新的县。在当时，那就是新疆与黑戈壁之间惟一的城防，是面对整个东北广袤无人区的大门。杨增新及时关闭了这扇门，只出不进，也关闭了“乱石枭雄”——丹毕加参——将不安定因素引入新疆的路径。
看来地大物博，看来广袤无边，事实上新疆经不得战火摧残，绿洲承受不了过多的人口负载，新疆多民族共处的基础只有通过建立社会公正，才能防止个人野心膨胀与意外的撞击出现。出现了，就不免玉石俱焚。
面对现实的外患，面对危机环伺，杨增新的另一招是稳定内部，不给外人可乘之机。他在大致同时发出了《电令墨玉县杨知府将百姓好为看待文》（《补过斋文牍续编》卷十三），《通令各属勿得虐待上控人民文》（《补过斋文牍续编》卷十四）等训令。这个貌似昏庸的老人，有一双穿石透铁的眼睛，他明确表示，“改良政治”是当前的出路，解救穷苦牧民“困苦”的办法，就是救国良策。
在《通令各属勿得虐待上控人民文》中，他说：
新省民情淳厚，敬官畏法。各县于农官乡约外，所谓刁衿劣绅亦不数数。觏果地方官有一分爱民之心，无十分虐民之政，百姓将爱戴之不暇，何至发生上控情事。夫人情必万不得已而后兴词，迨至控官，是举生命财产以与官搏胜负。胜，则雪覆盆之冤；负，则占入窨之凶。地方官稍有仁心，自当闭门思过，改良政治。否则，静待查办控案虚实，亦不难水落石出。乃今之知事，竟有电请邻封于中途查拏上控之人者，亦有拣派差役，赴省城拘捕上控之人者，又有将由省回县上控之人拏案收押，几欲置之死地者。其他，或串通邮局司事，将上控呈词扣留不发。种种对待，务使穷民无告，且欲使本省长于地方利弊，民情苦乐，尾无闻知，流弊所极，伊于胡底。
……
而为地方者，乃无不仇视上控之人。试令反躬自问，果能听断如神，而毫无错误否乎？民国法律，并无不许人民上控之条，而地方官仇视如此，较之前清专制时代，其暴横更有甚焉！唐人诗云：“不知羔羊缘底事，暗死屠门无一声。”痛哉，民国之民！酷哉，民国之官也！
引录到“不知羔羊缘底事，暗死屠门无一声”时，我已经热泪盈眶。这篇训令写于1922年9月11日。这正是黑喇嘛已经在黑戈壁立足的全盛时期。也是探知了黑喇嘛的切实下落，外蒙古的内防局长（“公安部长”）巴勒丹道尔吉已经磨刀霍霍的节骨眼上。
杨增新的“忧患意识”几乎是与生俱来。由他来制约黑喇嘛－丹毕加参，是黑喇嘛的劫难。实际上，杨增新与丹毕加参的“对抗”开始于1912年的“察罕通古事件”。
……对“辛亥革命”，宣统退位的第一个外界反应，是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乌兰巴托）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并于1912年春，派兵企图一举攻占科布多。
当时，与库伦近在比邻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本是直属于中央的行政区域，清廷设有科布多参赞大臣管理军政事务。在危急形势下，中央（民国政府）要求新疆就近解科布多之困。事实上，那时的政治格局除科布多，伊犁、阿尔泰，也都是直属中央的政区，与新疆省并无隶属关系。新疆派出的援兵尚在集结时，科布多城即在1912年8月失陷。杨增新指令援军驻扎在离科布多很近的冲要之地察罕通古地方。察罕通古，又名叫“扎哈布拉克”，位于阿尔泰境内的温音其河畔。那个“北塔山”就在察罕通古正南一日的路程。杨增新坚决不让援军退回，死保察罕通古。其实察罕通古没有什么可“保护”的。为了维持在察罕通古的驻军，杨增新几乎是倾尽新疆全省的财力与物力，孤注一掷。他还要防着患生肘腋，从“策勒村事件”（1912年）起，南疆塔里木一直就在外人的觊觎之下。但杨增新仍然将新疆的“塞防”远置于察罕通古。他这样做的目的实际是为了不至于发生“雪崩”：不让伊犁、阿尔泰，以及塔城等孤悬塞外的政区，步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乌里雅苏台后尘，再从中国版图上被撕下来。当然，以杨增新的地位，根本左右不了时局。据吴绍璘《新疆概况》介绍，杨增新一再为“新疆孤悬塞外”，其前途取决于中央，中央主政者竟然“举数万里版图，弃之如敝屣”，扼腕叹叹。他曾这样表白：“大丈夫担当事业之会，至于成败利钝，均所不计。”他也以“过河卒”自视。据当时人回忆，杨增新是新疆历届主政者之中最低调的一人。1928年，他在乌鲁木齐见到了斯文·赫定，获悉许多人费了如此大的劲进入新疆，是为了“考古”，他笑着说：“我这将军府，也够考古的资格了。”新疆第一宅，确实是破旧不堪的危房。
然而，杨增新在关系到新疆稳定、民生有望的问题上，从来是防范于未然，而且不厌其烦。
《黑戈壁》十（4）
在察罕通古，新疆的援军筑城死守。而得到沙俄支持的外蒙古，则于1913年7月，两次集结重兵进袭察罕通古，为远征军蒋松林、张健所部击退。一时间，本“无战事”的“西线”，受到举世关注，“察罕通古”成了外电引称律最高的词汇。在察罕通古，与蒋松林、张健对峙的外蒙古将领，正是丹毕加参（一些文献译作丹柏江村）——后来潜藏在黑戈壁的黑喇嘛。
在《补过斋文牍》及其续编中，关于援科，关于死守察罕通古，关于制止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关于丹毕加参，都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从1912年开始，杨增新个人与丹毕加参“结识”十几年。直到丹毕加参1924年不明不白地死去。攻占科布多后，丹毕加参成了为人追捧的“明星”，但不久又被沙俄作为俄国子民捕获流放。这时杨增新得以才略微息了一息肩。是“十月革命”，使得从西部开始，肢解中国的设想成为泡影。但是，“十月革命”后，那个让阿尔泰山两侧曾为之震颤的丹毕加参，从苦役与流放地阿斯特拉罕又回到外蒙古与中国之间。这时，因为地理板块的重新拼合，这一带已经没有丹毕加参的位置了，谁也不再需要他，反而视他为祸根。他想到来中国避难，但他没有想到，事过多年，杨增新一直没有忘记他，一直在“等”他归来。
他在“三不管”的黑戈壁栖身，一开始倒也相安无事。但，他绝不是一个“相安无事”的人。他不知道的是，从他进入中国，杨增新就难以安眠。在黑戈壁，在额济纳，在安西，在肃州（酒泉），都有杨增新的眼线。只要事关丹毕加参—黑喇嘛，一切杨增新都感兴趣。因为杨增新一直将丹毕加参视为腹心大患。派往黑戈壁的秘密探员，有的就夹杂在商队中，哈密军方得到指令，必须随时向杨增新秘报黑喇嘛动向。一些证据表明，实际在黑戈壁的要塞碉堡山中，也有杨增新处心积虑打入的奸细。
丹毕加参在黑戈壁“开山立柜”，是得到了甘肃省方允许的，同时，他象征性地向甘肃官方交纳了枪支弹药，想必还有“买山钱”。
在抓到了真凭实据之后，杨增新终于向中央政府呈报了有关情况。《补过斋文牍续编》卷十，收有两篇电稿：
《呈政府丹毕加参在马鬃山一带扰害行旅文》（民国十年一月二十日）：
外蒙喇嘛丹毕加参系民国元、二年，带领外蒙兵，在阿尔泰属察罕通古地方与新疆军队开战之人。后被俄人拘押在俄，至俄国革命始行释放。回蒙后，带领蒙古男女八九百丁口，快枪四五百杆，要求在新疆巴里坤一带住牧。增新以该喇嘛行为诡密，心怀叵测，叠经严为拒绝。并行哈密、镇西（巴里坤）文武，一体侦查严防在案。近因俄旧党谢米诺夫勾煽外蒙，有恢复自治之说。迭准库伦镇抚使暨科布多佐理员文，称该丹毕加参有东扰库伦消息。当经电饬东路哈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