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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做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载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碴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载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直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二十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子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来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话在以前也讲过吧？（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①）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刘：依靠自己本国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②）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十分之一，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豪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按：一九五八年六月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一九五九年钢铁指标为六百万吨，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五八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载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①②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的两次插话全是错的。其一，“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没有讲”；其二，“依靠自己本国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没有讲”。刘少奇把马列主义搞错了。列宁主义对上述两个问题作了明确回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和农民一起去建设它。”（详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六 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第222—239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北京版）
现在许多人坚持刘少奇的错误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主张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补课。他们认为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而主张把公有制经济，拉回到资本主义来。拼命鼓吹私有化。吵吵让让20多年，而且越叫越响！
刘少的特点：其行为表现为“左”，其思想则是“右”的。形“左”实“右”。
九、渡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1959、1960、1961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遇到了严重困难。导致困难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1959、1960、1961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二是，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债务；三是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这是全国人民共同承认的。在这个共识中又有两种不同见解：一种见解，认为主要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另一种见解，认为主要原因是党内的“左”倾错误，进而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分人祸”论者，诬蔑毛泽东头脑发热，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刮浮夸风，大搞共产风，推行“左”倾路线；由于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和“专制”，党内无人敢提不同意见，以致弄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而最终导致严重经济困难。这里人们看到，“七分人祸”论者的矛头所向是毛泽东，毛泽东的过失又是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联在一起的；而在他们看来，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又是与社会主义道路联在一起的。高唱“七分人祸”的人们，其用心是反对社会主义，为复辟资本主义大喊大叫。
本文前八章所表明的立场——毛泽东从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场出发，发起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刘少奇一些人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犯了“左”倾错误。毛泽东以其坦荡的襟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承担了对于“左”倾错误的责任。而刘少奇一些人，对自己的错误从未作过支字的自我批评，反而在七千人大会上哗众取宠，唱出一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调门。此后许多人学着刘少奇的腔调跟着起哄，吵吵嚷嚷40余年。那些起哄的人群中，有些人是不明真相，而另一些人则是心怀鬼胎。这种鬼胎的险恶用心，是攻击毛泽东，丑化中国共产党，曲解社会主义制度，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我们真诚的希望那些不明真相，但却是正直诚实的人们，认认真真地去研究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