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起，齐国的竖刁、宋国的伊戾就开始参与国政；到秦末的赵高，则出任中丞相，其权势可以总揽朝政、主持废立皇帝了。他“指鹿为马”的故事，尽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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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下边”的奇特一群（2）
宦官集团从汉代起，就不断祸乱朝政。在中国历史上，以汉末、唐末的宦官为祸最烈。汉家天下，就是由一场宦官政变“十常侍之乱”给闹垮的。而唐代后期更甚，从肃宗到昭宗十八帝，无一不是由宦官所立。
到魏忠贤阉了自己跑进宫里的时候，情况已略有不同。宦官在明朝才被普遍称为“太监”。原因是，明代在宫中设置了由宦官所统领的二十四衙门，各设了一名掌印太监。“太监”这个职称，原本指的是明代宫中的上层宦官。但此后，“太监”一词逐渐泛化，变成了对宦官带有尊敬色彩的通称。明朝的宦官，气焰已经略逊于汉唐，基本不可能掌控废立了，但是也很有特色，为害一点儿也不比前代差。
明代的宦官不仅机构庞杂，而且人也多，到明末人数已达10万以上，堪称空前绝后。虽然朱老皇帝在开国后对宦官约束甚严，“洪武十七年铸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明史·职官志》）但由于他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度，导致皇帝工作负担太重，他本人和他的后代皇帝又不得不启用宦官分担政务，结果使宦官干政合法化、制度化、长期化。比如，司礼监秉笔太监握有“批红”权（即用朱笔代皇帝写诏书）；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势高于内阁首辅；司礼监提督东厂太监掌握了最高侦察权。太监群体正式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且占据的都是“近水楼台”，所以权势熏天，很容易压倒外廷大臣。
以此来说，明朝也是宦官的一个黄金时代。某些缺了“下边”的人，如果机会好的话，就很有可能在这个时代大露一手，千古留名。
看来，魏忠贤对自己下手的这一刀，是下对了！
但是进了宫，又赶上了好时代，并不等于就一定能飞黄腾达。魏忠贤最先干的是“小火者”，即宫中杂役。须知，在宦官群体里，不全都是官儿，其下层也是劳动人民，只不过是御用的罢了，做的还是倒马桶、扫院子一类的活儿。
这离“内监”的金字塔顶，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明朝在此之前，也有两个权势名气足可与发迹后的魏忠贤相媲美的“大珰”，一个是英宗时代的王振，一个是武宗时代的刘瑾。但是，人家那两位公公都识字，且学问都不错。
王振年轻的时候就是个儒生，饱读诗书，可惜八股文不过关，屡试不第，最后连秀才文凭都拿不到。后来到某县任教官教书，依旧困顿潦倒，“九年无功”。（清·查继佐《罪惟录》卷29《宦寺列传·王振》）他一怒之下犯了法，被判充军。恰逢成祖朱棣这时候想招一批有学问的阉人，任务是教宫内妇女识字。王振看准时机，毅然自宫，进了紫禁城。
这人一开始就有野心，不甘心当妇女扫盲教员。后来终于让他等到机会，宣宗时候，皇帝要提高宦官队伍素质，在宫内设宦官学校“内书堂”，王振有幸成为学员之一。因他以前基础就好，很快便脱颖而出，宫中都尊称他为“王先生”。宣宗欣赏王振的文采，任命他为东宫“局郎”（太子宫中太监设有六个局，局郎为下级宦官），陪侍太子朱祁镇读书，深受信赖。
太子继位为英宗，王振由此得以擅权，闹出了好大动静，不少王侯公卿都称他为“翁父”。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他心血来潮，诱导英宗亲征瓦剌，闹得明朝50万大军全军覆没，让堂堂大明皇帝当了战俘。他也被护卫将军樊忠一怒之下，当场一铁锤砸烂了脑壳。
正德年间著名的大太监刘瑾，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净身入宫当太监，遂改姓刘。他也是自幼读书识字，心机极深。进宫后，凑巧侍奉太子朱厚照（也就是后来的武宗），大受宠信。朱厚照继位后，刘瑾数次升迁，最终当上司礼监掌印太监，领袖内廷。
他专擅朝政，动静也是闹得好大，奏章都可以晚上拿回家去自己批，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后来他栽倒，被判凌迟之时，从他家中抄出“金二千九百八十七万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余万两”，其余珍宝无算。（《明史纪事本末·补篇》）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将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不仅留名后世，而且扬名国际。
没有“下边”的奇特一群（3）
综上所述，这两个人的发迹，除了他们富于心机之外，还得有三个条件：有文化，有野心，跟对了人。
这三点，魏忠贤一条也不具备。他小子没上过一天学；进宫当宦官不过是为了躲债、谋饭吃；进了宫后辛辛苦苦30年，到最后跟的人也不大对，跟了一个在“移宫案”中倒了霉的泰昌帝###李选侍（西李）。
他是怎么在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新皇帝暴死之后，摇身一变乌鸦成了凤凰的？他是怎么在蹉跎多年之后，一脚踏上了时运快船的？他是怎么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众正盈朝”的不利条件下，稳扎稳打最终赢了一把大满贯的？
看来，所谓“正奇之道”、“顺逆之理”、“福祸之机”，真是深不可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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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家的苦藤上结出一颗苦瓜（1）
好了，闲话少说，书归正传。下面我们从河间府的穷乡僻壤说起，看看这个地方，是怎么出了个搅乱大明天下的巨奸阉竖的？
有人会说，穷乡僻壤远离繁华，无五色迷目，无妖冶乱心，出的应该都是淳朴乡民啊。不错，桃花源里是出良民。但中国也有一句老话，叫做“穷山恶水出刁民”。魏忠贤，就是明代肃宁县涝洼地里出的一个大大的刁民。
我倒是认为，事情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穷到了一定程度，出淳朴之民和出绝对刁民的概率都很小，最容易出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低素质国民。
大明朝刚立国的时候，出淳朴之民的几率倒是最大。因为，朱元璋想要建立小农理想国，迁徙豪强富户到京师和凤阳，战前的产权一律不认，不许富豪再多占田。农民不仅有田种，政府还鼓励小农开荒种地，谁种了土地就归谁。国家赋税劳役不重，朝廷也很抓了一番教化，大环境有利于出良民。
朱老皇帝还亲自写了圣谕“二十四字令”，教育小民要“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其实这就是乡约了，是明代的荣辱观。政府还安排残疾人，敲着梆子走村串户地宣传。工作做到了位，老百姓自然安分守己。
到了魏忠贤出世的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情况早不一样了。什么和睦乡里、各安生理，那是“白头宫女说玄宗——往事休提”了！
那时候肃宁县的老百姓，跟全明朝的人民一样，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没地可种。因为河间府离京师近，明末皇室和勋臣贵戚都愿意在这里圈地占田，胃口越来越大。他们占下的田，就是所谓的庄田，也叫官田。万历年间的《河间府志》载，官田已占一半还多，余下的民田又多属富户，穷老百姓早先的地，因为赋税越来越重，大伙撑不住纷纷破产，早就给卖光了。
失地农民只有租官田来种，一亩交三分银子田租，灾年也不减不免。官田的租金高，租官田来种，丰年也仅够吃饱肚子；一到灾年，不卖孩子那简直就活不了。
河间府的老百姓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要给国家养军马，即所谓的“官马民养”。这办法是从宣德年间起定下的。指定的养马户，五户养一匹，选一户为“马头”；五十匹为一群，选一户为“牧长”。一匹母马，一年要向国家交一匹马驹。养马户免交田租，而且还可以在官家草场上放牧。这办法看起来是挺不错，利国利民。可是，要是把马养死了要赔，交不出马驹则要拿钱来顶。而官家草场呢，早成了庄田，只能在自家地上种草。地里种了草，那吃粮朝谁要呢？
到这时候，再装淳朴那就是傻子啦。小民活不了，就卖房子卖地卖孩子。要是还撑不住的话，就男的逃亡、女的改嫁、胆子大的去当车匪路霸。
存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脑袋。河间府梨树村的魏家，也是一户小农。就这样的环境，出了个魏忠贤，还真是顺理成章。要是出了个陶渊明，那才是奇哉怪也，不符合因果规律了。
话说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的大正月，月底，天气已略见暖的时候，魏忠贤呱呱坠地。
他的早年身世，史书里记载很简略。因为是恶人，又是阉过的，不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王侯将相，所以正史只是一笔带过。倒是一些小说家言，描述得五花八门，多少能品味出这苦孩子的真实状况。
首先说生下来之后取的名，其说就不一。有说叫“魏四”的，这很有可能。因为古代的农民没文化，喜欢按排行或者按本家同辈大排行，以顺序数为名。
但也有说因那一年是戊辰年，故魏忠贤的老爹给他取名“辰生”。
还有更离奇的，说是潴龙河这一带庄稼院儿的风俗，生了男孩不是请教书先生或乡绅取名，而是要“碰名”。孩子生下三天后，老爹要在神龛之前烧上香，供上鸭梨、麻糖、大馒头，烧纸磕头，求老天爷给赐个好名。然后就出门去“碰”，在第一时间碰上什么东西就取什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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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家的苦藤上结出一颗苦瓜（2）
比如，碰上娶媳妇的花轿路过，就叫“双喜”；碰上当官儿的路过，就叫“富贵”或者“财旺”；碰见人家扛粮食的路过，就叫“满仓”；碰见牵马的就叫“家驹”……碰见好事物，就能叫个吉利名，将来肯定能成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