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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力社会过渡到权力社会，这是一个进步，因为社会运作的成本明显降低了。过去，为了支配资源，分配财富，必须付出血的代价，正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这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无疑巨大的灾难。现在，“硬打拼”变成了“软着陆”。只要一声号令，一道文书，便可令行禁止，岂不是节约？节约下来的人力物力可以用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人民群众也可以安居乐业，岂非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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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是一种必然（4）
所以，帝国制度建立之初，不但统治阶级意气风发，以为是替天行道，就连被统治阶级也额手称庆，欢欣鼓舞。按照贾谊《过秦论》的说法，秦始皇“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建立起自己中央集权的王朝时，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反抗。相反，那些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都真心拥护新的政权（天下之士斐然向风），并对它抱有极大希望（莫不虚心而仰上）。这应该说是一个事实，因为民众总算不会动不动就被砍掉脑袋了。“元元之民”既然能“安其性命”，自然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实际上，大秦帝国过早灭亡的原因之一也正在这里———他们还没有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权力是一种“非典型暴力”，然而始皇和二世却把它当作典型暴力（武力）来使用，岂有不亡之理？
秦虽二世而亡，汉却继承了秦的事业并获得成功。这说明集权和统一是当时历史的要求，秦与汉则不过充当了历史要求的执行者。事实上，仅是水灾和饥馑，就要逼出一个中央集权来。那时割据的诸侯，除秦国以外，几乎无不以邻为壑，比如修筑不利于他国的堤坝，在灾年禁止谷米的流通。公元前332年，赵国与齐魏作战时，竟然将黄河决堤以浸淹对方，受苦受难的只能是贫苦无告的民众。天灾加上人祸，如再不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集天下之权，那可真是民不聊生！事实上，秦始皇就宣称自己的功劳是“隳坏城郭”和“夷去险阻”，即国内不再设防，粮食全部流通。可见集权一事，在当时还真是一个福音。
更何况，那时也没有别的路好走。封建制度（邦国制度）已弊端尽显，民主制度（城邦制度）又闻所未闻，除了走向集权，又能如何呢？
现在需要的，只是为它找到一种形式，并使之制度化。于是，帝国被发明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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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前夜（1）
帝国来自邦国。邦国制度是帝国的前史，春秋战国是帝国的前夜。
邦国是从部落国家向统一国家过渡的特殊形式。它对内使用权力，对外使用武力，名义上服从一个“天下共主”，相互之间却征战不断，是一种半野蛮的社会和不成熟的国家。但正因为不成熟，正因为有竞争，正因为半野蛮，邦国时代反倒充满了勃勃生机，创造出我们民族最为璀璨的文化。这是一个民族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高歌猛进，是一个社会从幼稚阶段向成熟阶段的步步高升，其间的悲壮惨烈和睿智聪明难以尽书。秦，就是这时在西方崛起的。
秦国的崛起开始于秦孝公。贾谊《过秦论》说：“秦孝公据淆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从这段描述不难看出，秦的成功，除秦国国君雄心勃勃，秦国上下同心同德外，还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孝公的图治，一是商鞅的变法。
商鞅本姓公孙，因为是卫国人，又叫卫鞅；又因为被秦王封于商，而被称作商鞅。商鞅入秦后，先是向秦孝公说帝道，孝公无动于衷；再说王道，孝公昏然欲睡；最后说霸道，孝公听得忘乎所以。所谓“帝道”，即尧舜之道，其实就是部落时代的制度和理想。所谓“王道”，即汤武之道，其实就是邦国时代的制度和理想。这两种东西早已过时，孝公怎么会有兴趣？“霸道”虽然表面上是春秋五霸之道，却蕴含着未来帝国的政治理想。秦孝公要与时俱进，当然一拍即合。于是重用商鞅，行霸道，变法度。所谓“变法”，其实就是“改制”，即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但其近期目标，却首先是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尽快成为“霸主”。只有先完成“霸业”，才有可能完成“帝业”。我们知道，邦国作为半武力半权力社会，最重要的东西只有两个，即权力和武力。最重要的事情也只有两个，即祭祀与战争。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乃是邦国时代的共识。祭祀重要，是因为它意味着权力。战争重要，则因为它意味着武力。因此，一个邦国能不能成就霸业获取霸权，最终成为帝国的缔造者，就看他能不能很好地使用权力和武力。当然，要实现这一理想，财力也是不可少的。商鞅和商鞅前后的变法，便都围绕这三个主题进行。
变法包括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
政治改革的内容有：一、废除“领主制”，实行“地主制”。首先，取消贵族领主的名位和特权，降为民户中的地主和富人（先从没有军功的宗室做起）。有军功的宗室，最高不过封侯。侯只收租税，不理民事。原先附属于领主的臣民重新编组，由地方官管理。二、废除“世袭制”，实行“任命制”。所有官员都由国君任命，按能力任职，不再按爵位世袭。有能力有才干的，即便不是秦国人，也可以进入领导层和决策层。三、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全国设为三十一个县，置县令（县长）和县丞（副县长）治理。以后夺取他国之地，也设为郡县，不立封国。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未来帝国的影子。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是废除“井田制”。所谓“井田制”，就是将一块土地等分为九块，分隔田地的阡陌（道路）呈井字形。八家农户，各自耕耘外围的一块（相当于自留地），共同耕种当中的一块（即“公田”）。结果是农夫们耕种自留地时卖力，耕种公田时偷懒。而且，耕地面积限制太死，人不能尽其力；道路占地面积太大，地不能尽其利。废除“井田制”以后，准许开垦新田（辟草莱），准许多占耕地（任土地），准许自由买卖，国家则按亩征税，公家和私人都得到了好处，生产力解放了。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按照战功来决定赏罚。它的作用，则是提高了战斗力。荀子比较过齐、魏、秦三国的军事制度。齐国奖励将士的办法是给钱。杀敌一人，赏金（铜）一锱（四分之一两）。这样的军队，对付小敌还行，大敌当前就不中用了。这是“亡国之兵”。魏国奖励将士的办法是免税。结果军队增加了，国库却空虚了。这是“危国之兵”。秦国奖励将士的办法是赐爵。无论什么人，胜则赏，败则罚，论功行赏，一视同仁，所以人人奋勇，争立军功。难怪秦军成了“虎狼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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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前夜（2）
经济体制改革，增强了国君的财力；军事体制改革，增强了国君的武力；而政治体制改革，则增强了国君的权力。这其实也是秦国变法最核心的内容———专制与集权。废领主制，行地主制，是集权（将原来分散在贵族领主手中的权力集中于国君）；废世袭制，行任命制，是专制（将原来贵族领主的七嘴八舌变成国君的一言九鼎）；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则兼二者而有之。郡县以后，全体国民均为国君之直接子民，不再是各贵族领主的附庸。这就不但集中了权力，还集中了财力和武力。商鞅甚至在基层组织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即将庶民按户编组，五家为保，十户相连，一人作奸犯科，通体连带责任，必须立即向政府报告，不告发者腰斩，藏匿者视同降敌。这种把全国编成行伍的做法，原是管仲的发明，为的是齐桓公的“霸业”，是典型的“霸道”。但管仲只发明了“保甲制”，“连坐法”却是商鞅的创造。他不但使秦国变成了一座军营，也使秦国成为一个“以警察权为主的国家”（黄仁宇语），一个全民皆兵、人人都是特务和警察的国家。
在这里，我们已经闻到了专制的血腥。刘歆的《新序》说，商鞅曾经一天之内就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以至于“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简直就是惨绝人寰！加上商鞅为人天资刻薄，生性残忍，嗜血成性，锱铢必较，势必矫枉过正，以至于“步过六尺者罚，弃灰于道者被刑”，秦国人民动辄得咎，简直就如履薄冰。
这绝不是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是为了建立统治阶级的绝对权威，不惜制造人间悲剧，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