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清晰表述，而日本方面得知消息后，对于出兵台湾明显的变得犹豫起来。
当消息传到西乡从道的家乡鹿儿岛县时，不少人都开始担心起这次冒险的军事行动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来。
听了桐野利秋不无忧虑的话，西乡隆盛丝毫没有露出任何担心的意思，而是举起了杯子，喝了一大口清酒。
“如果西乡君足够谨慎的话，不和清国军队发生正面接触，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侧座的筱原国干说道，“清国政府也不会希望和日本开战的。”
“是的。”西乡从道的弟弟西乡小兵卫也说道，“以清国政府的一贯态度，只要哥哥没有接触到清国的国民，只同生番开战，不给清国政府干涉的口实，清国政府也不会直接出兵，最多就是派兵进行威慑，逼迫哥哥撤军而已。”
筱原国干和西乡小兵卫的猜测其实是相当正确的，象力主对日本强硬的闽浙总督李鹤年，在全力支持林义哲带舰入台的同时，也上奏朝廷，建议不轻易和日本开战：“……惟念边衅易开不易弭，番地腹地，究有区分，如果倭兵扰入台湾腹地，自当督饬镇道，鼓励兵团，合力堵剿。若仅以戕杀琉球难民为名，与生番复仇，惟当按约理论，不遽声罪致讨，以免衅开自我。……”李鹤年的态度可以说代表了清廷中枢很多官员的想法。而通过琉球事件等一系列的和清朝政府的交涉，日本人已经彻底摸清了清朝官员们的脾气，是以才会有这样的看法。
“只怕未必。”西乡隆盛放下了酒杯，摇了摇头。
“南洲先生何出此言？”桐野利秋问道。
“台湾和朝鲜、琉球不同，不是清国的属邦，而是直辖领土！而且离清国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如此之近，我国如此冒险进入台湾，清国必然不会坐视！”西乡隆盛不动声色的说道，“放着朝鲜不取，而去取台湾，政府竟然昏悖愚蠢到了这个地步！哪怕是以清国之腐朽，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吧？！”
听到西乡隆盛竟然把日本政府和他们极为瞧不起的腐朽昏愦的清国政府相提并论，桐野利秋等人禁不住脸上变色。
“此次天皇陛下任命西乡君担任‘讨番大统领’，应该是受了某些奸人的挑唆！”桐野利秋恨声道。
“可惜从道哥哥没有意识到这当中的奸谋！”西乡小兵卫也道。
“我听说，西乡君在出征前，天皇陛下曾亲自召见嘉勉，并御赐佩刀，说明天皇陛下对西乡君恩宠有加，对这次出征也是相当重视的。”筱原国干较其他几人更为持重，“哪怕是西乡君真的和清国人起了冲突，天皇陛下应当是不会怪罪的。毕竟西乡君是在为国效力，开疆拓土。”
“总之，此次出兵台湾，乃是无谓之冒险，胜无可喜，败亦有忧。”西乡隆盛又喝了一口清酒，叹道，“可惜从道不肯听我之劝。他自己死了不打紧，那些追随他去台湾的藩中武士们，若是不得归乡，实在是太可怜了。”
听了西乡隆盛感叹那些萨摩藩下级武士的话，屋内的几人不由得相对默然。
他们当然知道，西乡隆盛离开明治中央政府回到家乡，并不全是因为“征韩”之议被否决，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明治政府实施有损于下级武士利益的政策感到不满！
西乡隆盛非常同情下级武士们在明治维新后的悲惨遭遇。他在请求萨摩藩政府救济一个参加过倒幕战争的下级武士出身的士兵的信中写道：“临生死之境，使之如私物，事定之后，即行抛弃，影响德义。”他的一首广为流传的言志诗写道：“几经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耻瓦全。一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因为他看不惯许多明治政府高官追名逐利，穷奢极侈，指责他们见利忘义，背叛了维新志士们的维新初衷。
西乡隆盛的个人品德，在日本一直被人们推崇。正是在这些内政问题上，西乡隆盛与大久保利通等人产生了矛盾。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等人尽管有矛盾，但他们都认识到要建立近代国家，使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必须消除封建割据局面，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从1871年起，他们仍在这个目标下联合起来，全力进行废藩置县的改革。1872年7月，西乡隆盛任陆军大将兼近卫军都督。次年7月，政府公布《地税改革条例》等5个文件，实行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近代土地制度的地税改革。在此前后，政府还进行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项资产阶级改革。西乡主持和参与了这些改革，虽在改革内容上没有特别的建树，但他统帅军事力量，以武力为后盾，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应该说是他的特有贡献。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三人以在倒幕维新活动中的作用和贡献，被人们誉为“维新三杰”。
日本的明治维新，其实就是一次资源与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旧权利拥有者必然会失去原本拥有的资源和权力；维新的概念，套用管理学的理论来说，其实就是一个管理扁平化的过程。一部分中间阶层必然会被淘汰，也就是一个从最上和最下两个阶层向中间阶层挤压的过程，而这中间最终被剥夺出的权力和省出的资源，就会重新分配到最高和最低的人群中去，从而使管理和生产都达到新的平衡。比如“攘夷”，实质是想要剥夺西方殖民者在日本的资源和特权，为日本本国所用。然而相对当时的日本，西方殖民者是十分强大的，即便萨摩长州这样的强藩在与他们对敌后也深深意识到无法与他们抗衡，如果硬要剥夺他们在日本的资源，很有可能反倒被这些船坚炮利的国家彻底打倒，连主权即本国政府分配自己国家资源的权利都会丢个干净。因而不如承认他们在日本的存在，甚至与之结盟，换取他们的支持，和必要的军事技术援助，以获得更高的发展资源（所谓的“发展生产力”）的能力和挤压其它阶层的能力（在他们的支持下倒幕）；“倒幕”实质是把矛头指向天皇之下，各诸侯之上的幕府将军这一阶层，剥夺他的特权、领地，剥夺他所拥有的资源和分配资源的权力；“倒幕”成功之后的“废藩置县”则等于把这把刀又砍向了诸侯，剥夺他们的资源和权力。然而进一步的军制改革，使得普通平民也拥有当兵的权利和义务，让更多的人有为国尽忠的荣誉感和升迁的机会，等于是这把刀又砍向了下级武士。如果要说到背叛，倒幕过程中出过大力的诸侯和下级武士都是被新政府背叛了的！
西乡隆盛本人其实是非常赞成新的军制的，他知道从公家的角度而言，新的制度能够让日本更加强大。可是从私而言却不好说了。诸侯在倒幕过程中出过力，他们的资源和权力被剥夺以后还可以成为新的财阀，地主，就算过不了以前那样的奢侈糜烂的生活，至少生计是不用愁的；而那些下级武士，他们数目庞大，作为个体而言，原就拥有不多的资源，再被剥夺从军特权，就等于衣食无着了。西乡隆盛在把自己的武士之刀砍向幕府和藩主时根本就不曾犹豫过，可要砍向一贯支持维护自己的群体——大量的下级武士时，他犹豫了。西乡隆盛不能忘记这些与他并肩战斗的战友，因而在军制改革的初始阶段，他努力增加以下级武士为主体的近卫军的编制，就是为了给这些曾经的战友一个容身之处。可近卫军的编制也是有限的。虽然西乡隆盛本人非常豪爽大度，每当有萨摩武士来找他的时候，假如他不能解决他们的私人问题，就任其在门口的钱柜那里取用。然而这点钱毕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使他自己在政治上遭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乡隆盛想出的办法就是对外扩张，“堤内不足堤外补”，让下级武士们去侵略别的国家，从新的领地内和其它国家的人民身上取得新的特权和新的资源。为日本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本身计，其实这也的确是一条出路。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第三百章死路一条？
当时世界列强环伺，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土地都被瓜分一空，对日本来说，除了琉球，就只有台湾，朝鲜两处可打，此二地远离大清帝国的统治中心，西方列强还未来得及染指，也许也不会造成腐朽麻木的大清帝国的强烈反弹。
其实当时日本朝野都有“征韩”“征台”之念，除了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山县有朋等人也一概赞成日本的对外扩张，只是这当中有“急征”还是“缓征”的区别。而西乡隆盛是强烈呼吁“急征”的。他的目的，是在以平民为主的政府军还不具备强大战斗力时，用世世代代以战斗为职业的军人——下级武士们来进行这些对外侵略，也使他们迅速在新的殖民地上找回他们在本国丧失的特权和利益。在“征台”还是“征韩”的目标选择上，西乡隆盛强烈主张征韩，朝鲜要“夺取此等之地，归为我有，以永镇皇国之门”。为了促成征韩，他甚至请求自任使节出使朝鲜，使用外交手段激怒朝鲜，假如朝鲜中计，杀了他，日本就可名正言顺派兵征伐！
与西乡隆盛持相反意见的大久保利通等人则认为，现在的日本，应该以“内治”为主，先建立起近代化的国家体系和后勤制度，才能展开对外征伐，贸然使用武士征伐，很有可能因后勤，补给不足，又因大清帝国可能出现的强烈反应和西方列强的干涉而失败，因而极力反对“急征”。
先前倒幕时期的好友，如今倒成为政治上的死敌。为了阻止征韩，大久保利通等人采用多种政治手段各处游说。同为军界代表的山县有朋也站在大久保利通一边，因为山县有朋要维护新的政府军的利益，同时也维护自己在政界和军界的利益。长州出身的山县有朋充分利用了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以求抬高长州派的人在政府中的地位。
和善于运用谋略和手腕的大久保利通及山县有朋相比，西乡隆盛此时却完全以一个光明磊落的英雄和偶像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