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之后，另一部人马接替了集贤关的防务，曾纪泽和他的常胜军被调往了安庆城外，很显然，曾国藩作出这样的布署，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他最得意的长子和他的九弟曾国荃共同分享攻克安庆的大功。
时间转眼进入七月，对安庆的围困业已到了最残酷的阶段。杨载福部水师截断了菱湖通道，断绝了太平军由水路往安庆运粮的企图，这使是安庆仅有的一条粮道也被阻断，很快，安安城陷入了粮荒。
为了继续坚守下去，守将叶芸来实行了严格的粮食管制，各家各户必须交出所有的粮食，由太平军统一配给，军队自然是优先配给的对象，如此一来，不出半月，城中百姓即饿死大半，甚至屡有易子而食的事件发生。
而进入七月中旬的时候，军队的粮食也消耗殆尽，包括老鼠、野草等能吃的一切东西都被吃尽，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饿死在街头无人埋葬的尸体，整个安庆城俨然就要变成一座死城。
曾国荃并非围而不攻，在其之前，他发动了几次相当规模的进攻，但均被那些饥饿疲惫，但却英勇不减的太平军击退。眼前这座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孤城，在曾国荃看来，却像是一座难以撼动的大山，他实在想不通，在这个绝望的环境下，那些长发贼是凭着什么力量去坚守下去的。
人的信念有时候是很神奇的东西，就像“均贫富”这句简简单单的口号，却在数千的历史中，号召着数不清的农民放下锄刀，拿起刀枪，变成勇猛的战士，为之英勇战斗。
太平天国的口号，在曾国藩这些人看来是地地道道的邪教之说，而在这些不屈的战士看来，却是他们心底最纯朴的理想。也许，正是这种理想，支持着他们不畏的抵抗下去。绝对的理想，造就绝对的狂热，而这种无法控制的狂热，又是多么容易形成令人生畏的破坏力。
曾国藩大营。
这是一个月以来曾国藩招开的第三次军事会议，湘军的名将幕僚们云集于此，讨论着如何尽快拿下安庆这城顽抗之城。
“大哥，再给我十天时间，我保证攻下安庆，拿叶芸来的脑袋喂狗。”曾国荃拍着胸脯保证。围攻安庆十年有余，拥有最精锐的人马，最充满的粮饷，而安庆城却久攻不下，曾纪泽的这位“九叔”面子上已经越来越过不去，脾气也一天比一天暴戾。
曾国藩不语，只是看了一眼李鸿章，李鸿章识其意，拿着一份文书道：“承德方面得到的消息，皇上这一段时间的龙体愈来愈差，对于咱们久攻安庆不下颇有不悦，老师的意思是务必尽快攻下安庆，上报战功，以悦龙颜。”
曾国荃一听就不耐烦，摆着手道：“前线打仗的是咱们，他知道个什么，如果可能的话，我还巴不得明天就攻下安庆。”
曾国荃的口气颇有犯上不敬之意，曾国藩脸色顿时一变，喝道：“九弟，注意你的言辞，祸从口出的你难道不知道吗！”
曾国荃低哼了一声，“那大哥你说怎么办，咱们都把安庆围成这个样子，听说里面的发匪连树皮都啃光了，可他们打起仗来还是拼死拼活，咱们除了继续围攻下去，还有什么办法。”
这个时候，曾纪泽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他说：“与其现在分散兵力四面围攻，倒不如由我的常胜军集中火力佯攻北门，再由九叔所部暗中挖掘地道通往安庆西门城下，埋下药包炸塌城墙，只要能成功轰开一道缺口，大军一涌而入，安庆必克。”
曾国荃一心想独吞攻克安庆之功，起先对于曾国藩派曾纪泽来支援还颇有些不满，但眼下曾纪泽提出这计划，成功的话道功还是归曾国荃所有，他倒也可以接受，于是当即表示同意。
曾国藩又征求了旁人看法，众人也觉这是目前最有效的作战计划，于是曾国藩同意照此计划实施。
就在会议结束，众人要散去分头行动时，督战菱湖水师未曾参加会议的杨载福急匆匆的走了进来，前一封信递给了曾国藩：“大帅，这承德方面咱们的人传来的急报，你快看看吧，出大事情了。”
曾国藩拆开信来粗粗一阅，脸色立时变得煞白，拿信的手竟是微微有些颤抖。
“大帅，出什么事了？”众人很少看到曾国藩有这样惊异的表情，都迫不及待的问。
曾国藩沉默半晌，长吐一口气，道：“皇上驾崩了。”
短短一语，犹如晴天霹雳，大帐内一时间鸦雀无声。惊慌、失落、焦忧……众人的脸上写着不同的表情，唯有曾纪泽，一脸的泰然自若。
根据历史记载，这位风流成性的清文宗将在一八六一年七月驾崩，他虽记不清具体的日期，但估计着也就这几天。
在咸丰帝执政期间，共与英、法、俄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并批准了与英法的。其中，在《中俄北京条约》，咸丰帝承认了1858年沙俄迫使清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该条约使中国割让了东北一百七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且这片广阔的土地位于满清的老家。
当然，这些条约的签订，国势衰落，列强强大是回避不了的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却是这位咸丰爷之昏庸。
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当英法调集军队陆续开赴中国这时，咸丰帝既没有动员军民，积极抵抗，也没有派军队坚守天津塘沽海口，却在圆明园中大肆庆祝他的30寿辰。
而当战争打响时，咸丰又战和不决，先吃败仗时立即签订了《天津条约》，略有小胜后又撕毁条约，再打败仗时却又拒绝妥协，施展一些猫伶狗俐的小技，使得事态不断扩大，最终导致北京的伦陷。
想当年大明“天子守国门”，崇祯帝在社稷危难之时，既不迁都逃路，亦不巡狩围猎，而是发出“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的哀叹，登上煤山，自缢而死。而咸丰帝却在大敌入侵之时，不尽职守，不守国门，带领着老婆儿子、军机大臣、王公贵族，逃之夭夭，美其名曰“巡狩”，气节相较之下，前如长虹，后如寸光。
生前无能也就罢了，死后，这位风流皇帝还自以为聪明的安排了后事，为中国的未来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祸害。而在这样一个变革的大时代，正是这个祸害的存在，使得近代中国陷入更加漫长而灰暗的没落时期。
第三十九章 不明朗的权力之争
曾纪泽对咸丰帝的驾崩并没有感到震惊与忧虑，但曾国藩这些湘军领袖却不这么认为，因为尽管咸丰帝不是那么“英明神武”，但他对湘军的存在与发展毕竟还是持支持态度的，也正是咸丰帝的大胆用人，使得曾国藩这样的汉族儒士获得了施展所能的机会。
虽然咸丰帝是出于迫不得以才做出这样的选择，但间接上却成全了湘军的崛起，很多的人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决定而获得了曾经遥不可及的权力、地位以及财富。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支持湘军的先帝去了，新皇帝对这支日益壮大的地方武装又会持怎样的态度？这才是曾国藩他们的焦虑所在。
不过，信中接下来的内容却很快打消了众人的担忧，按照咸丰帝的遗诏，皇子载淳继位，肃顺等八大臣抚政，改第二年为祥祺元年。众所周知，肃顺对湘军是持极力支持的态度的，正是他在咸丰帝面前屡屡进言，才使咸丰帝下决心，大力起用曾国藩等汉人镇压太平天国，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肃顺对曾国藩有几分“知遇”之恩。
曾国藩下令三军为驾崩的咸丰带孝，皇帝的更换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在湘军高层们的心中渐渐在消除，他们极积的准备着下一步进攻，好将攻克安庆这份大礼献给刚刚继位的新帝，以及即将执掌朝政的肃顺。
杨载福等人建议曾国藩立即向皇帝上表示忠，并向肃顺等八大臣写信表示祝贺，曾国藩犹豫不定，曾纪泽却当场提出反对。
杨载福道：“肃顺大人对咱们湘军一直很支持，这回他受先帝遗诏，任八位辅政大臣之首，位高而权重，咱们湘军今后还要多仰仗于他，大公子何以反对呢？”
他们这些人只知肃顺如今权势一手遮天，却不知幕后还暗藏着一位厉害的西太后，以及北京那位怀才不遇的恭亲王，这两人将在不久之后发动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政变。
肃顺此人虽然名声不太好，但相对于保守的清流派而言，却是一位地道的实干家，此人在咸丰年间办差雷厉风行，公正严明，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这也是在不久的那场政变中，西太后与恭亲王能获得朝臣们广泛支持的原因。
但可以肯定的时，由肃顺来执政，必然比那位只会玩阴谋权术的西太后要强，但是现在距政变发生的日期已很近，曾纪泽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想方设法提醒肃顺，所以，他现在要做的只能是避免湘系得罪既将登上帝国权力舞台的北京集团。
尽管这很令人惋惜，但曾纪泽很清楚，历史的改变不但需要先知先觉，还必须有合适的机会与各种因素的把握。
“八大臣虽受命辅政，但朝廷中内有两宫太后，外有与洋人斡旋的恭亲王，北京的局势并未到拨云见日之时，父帅在这个时候就表明立场，似乎不太妥当。”曾纪泽的话中用意已经很清楚。
“八大臣有先帝遗诏，又和当今皇上在一起，北京的局势还能有什么变化，我看大公子是多虑了吧。”杨载福对肃顺一派的前途显然很看好。
曾国藩取舍不定，便向李鸿章征求意见，每当在关键时刻，他的这位爱徒的意见对曾国藩的影响力总是很重要。
这一次，李鸿章站在了曾纪泽这一边，他说：“大公子所言极是，八大臣虽受命辅政，但先帝还留给两宫太后两枚御赐印。顾命大臣虽有拟旨之权，却必须加盖这两人枚御印才能生效。先帝的圣意，分明就是要平衡顾命大臣与两宫太后的关系。但不能忽视的是，这种平衡之外，还有在北京与洋人议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