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骋主任开门出来：“手术顺利。”
４月８日。
护士给孩子喂着稀饭。“她能吃不少。”护士小姐给我看她手中的杯子。孩子看着我，眼神鲜亮。
孩子的腿还是用绷带吊在支架上，两只手也用带子拴着，怕她乱抓。她的头可以动，眼睛可以四处张望。
“再过一个月，就可以出院了。”乔主任说。
乔主任所说的出院，是指通常意义上，有家的人。
没有人知道，一个月后，等待这个孩子的是什么。
她父亲留下的唯一线索便是孩子曾在句容人民医院治过。可是经过调查，句容医院没有收治过这样的幼儿。
她无处可去。
“孩子出院后，要护理，要帮她锻炼。路还很长。”
“以后，她能走。她的手没有问题，她的智力不会受影响。她能自食其力。”
“但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
从乔主任办公室出来，我再去看孩子。
“她一直喊着妈妈，喊个不停。现在睡了。”护士说。
孩子睡了，脸贴着布娃娃的脸。护士用湿纱布擦去她脸上的泪痕。
“她还要经历很多痛苦。每年都要做一次手术，直到发肓成熟。”医生说。
她才一岁半。
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经历，因为采访对象已经走进我的内心，影响着我，牵扯着我。我是一个幸福的４岁女孩的父亲，我为另一个陌生的不幸宝宝而痛苦，她的痛苦我甚至感同身受。因为这，我想替她，感谢这些善良的人们，并且记下他们的名字——虽然，也许他们并不需要：南京红十字医院烧伤科的乔骋主任，是他给孩子带来新生、医院工会郭明主席，是他的奔波呼喊，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孩子；还有烧伤科医生：杨永胜、陈勇；护士：王燕，丁小燕、田亮、梁凌虹、仝开棉、兰志红，她们是真正的天使，是她们把孩子从噩梦中牵引到温馨的人间。感谢的名单中还应列上没有留下全名的钟小姐，她为孩子带来了第一笔捐款。还有小李霞的病友们，他们给了孩子最贴近的温暖。这个感谢名单很不完整，因为只要用心去关注孩子的，哪怕为孩子的命运有过一声叹息的善良的人们，都体现着人性的美好。
宝宝，不哭（4）
最后，我想对孩子的爸爸妈妈说一句：孩子她想你们。痛苦时，她呼喊着你们，恐惧、饥饿时她喊着你们，她在梦中喊你们，在无助孤单时，她要你们。在她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年半的时间里，她最亲的是你们，她最可以依靠的是你们。最疼她的，也是你们。
也许，你们有着自己的无奈，也许，你们有着太多不得已的理由。可是谁都没有权利让一个无辜的宝宝永远哭泣。请你们给孩子一个未来，不要让一岁半的孩子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永远找不到爸爸、妈妈。
她想回家。
（经过多方努力，两年之后，孩子终于被一个合适的家庭收养。她家的附近，就有一座大型医院。）
孤儿院（1）
天亮了，打开门，一个孩子被用绳子拴在孤儿院外面的栅栏上。孩子裹着棉衣，也许是哭累了，躺在泥地上已经睡着。一脸的泪。
2006年9月19日。
在安徽颍上到阜阳的102省道110公里处，一面旗子，高高地插在树桠里。没有风，旗子贴着树干一动不动。一位瘦小的老人在旗子的下面，努力朝远方张望着。
他说，我就是王家玉孤儿学校的老师。
“孤儿院在河的对岸。”他用手指指。
一群母鸡在学校门口的草垛下面刨食，对于来人毫不惊慌。两个七八岁的女孩子笑着喊着，奔过来，打开院子的栅栏门。接着有更多的孩子涌过来，朝我们拍手，笑着，喊“欢迎”“欢迎”。
推开校长室的门，木头门发出吱呀的怪叫。一位老人闻声从墙角的行军床上艰难地爬起身。
他说，是的，我是王家玉。上楼梯的时候，这位67岁的老人摔了一跤，腰部骨折，已经卧床两个多月。
老人从昏暗的角落里走到透着阳光的窗户跟前，笑着，笑容落寞而沉重。孩子们的小脑袋在窗口挨挨挤挤，不一会儿，上课的铃声响起。一哄而散。
这个简陋甚而寒伧的校园里，生活着214个孤儿。
孩子们在上课。
一年级的课桌是一块块的木板，铺在水泥墩上。孩子们看到了我，齐声地，把拼音读得格外的响亮。
秋日的傍晚，风里已经透着阵阵的寒意。高声读着拼音的六七岁的孩子们，绝大多数还穿着拖鞋和凉鞋。
一年级教室的后面，是聋哑孩子的教室。孩子们在画画。墙上贴着几张画好的水彩，美得让人心痛。因为他们之中，已经有人被扬州选去当了玉雕工人。孩子们更加的刻苦，他们有了希望。
而在后面一个小小的院子里面，三位老人手里抱着，车里推着五六个几个月大的孩子。都是残疾孩子。
老人们是放弃了家里的劳动，来这里帮忙的。
“想到这些孩子，我就忍不住眼泪。我在家里什么也干不了，我天天来带他们。”
他们都是孤儿。214个孤儿。他们，每一个都有着言说不尽，甚至无法言说的可悲身世。然而，他们看上去，几乎是快乐的。他们的笑容热情而腼腆，他们的眼神单纯而清澈。也许，在经历了太多灾难的之后，衣食无忧，就是他们心目中幸福的全部含义。
孤儿们人生当中的这个小小绿岛，是从王家玉的一次街头偶然开始的。
1994年。
“我到颍上县城去办事，五六岁的一个孩子，在垃圾堆里扒东西。办完事回来，他还在那里扒。我说，孩子，这里东西脏，不能吃。我买了两个烧饼给他。后来，几次来县城，都遇见他。就每次给他买两个烧饼。他一看我，就跑过来。亲热得不得了。我说，算了，你干脆跟我回家吧。”
“他父母都不在了。后来，他大了，送他学了汽修。现在在苏州工作了。”
“他是我收留的第一个孩子。”
谁会在意，在广大的城市乡村，处处都有流浪孩子的栖身处呢？王家玉总是能发现他们，他们也总是对这个面容和善的老爷爷充满不同寻常的信任，这真是难以解释的现象。王家玉亲自发现收留的孤残儿童，在四五年间，竟然有二十来个。安徽阜阳颖上县的这个行为不合常理的农村老汉，一下在四里八乡出了名。出了名的结果，是更多的孩子被送到了这里。到了2003年底，王家玉的孩子，达到了183个。
王家玉出生在贫困县最穷的农家，家徒四壁，少年丧父，三十岁才娶上了患有癫痫的妻子。因为妻子无法料理家务，王家玉远赴东北做伐木工人，竟要背上两个弱智的女儿。能吃苦的他，凭着木工的手艺，开办家具厂，1994年，他的家底有了四、五万，成为当地有名的万元户。到了2003年，他的收入增长到几十万，而孩子增长速度，又远远超过了收入的增长。孩子，让他的厂房，变成了校舍，让他的全家和工人，成了护理员和厨师，更让他本人彻彻底底，从富翁，变成了还有大批欠款的穷汉。
孤儿院（2）
2003年，王家玉山穷水尽。洪水淹没了校园，房子一间间倒下，“非典”闹得人心惶惶。孩子们已经吃不上饭了。王家玉满街去借钱、借米、借油。
也就在2003年，当地媒体报道了王家玉的事。洪水过后，县民政局为王家玉的部分孩子，解决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对于这个特立独行的汉子，当地民政部门的干部，不知怎么办才好，如果不理不睬，因为媒体已经介入，显然行不通，如果过问，照他们的想法，颖上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凭什么让他们来花这个钱？你王家玉，为什么不能量力而行呢？
理性地说，王家玉是真的难以承受了。但他却欲罢不能。
继2003年的“非典”与大水过后，2004年来临了。这一年，王家玉遭到了媒体的轰炸，而这，竟然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孩子是送来的，栓在大门的外面，包里有一万元人民币和衣服。这个孩子家庭并不穷，可能很富裕。可是父母不要了。”
“孩子不会说话，听不见。”
“就绑在门外的树上。”
“我这里脑瘫的，严重残疾的，都是他们这样送来的，这26个孩子全部都是这样送来的。”
“他们父母把这个重担让我来承担。我只有支撑。”
孩子不能决定自己的降生，而决定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父母，却不能面对亲手造就的有缺憾的生命。曾经寄予了那么多希望的孩子，一出世，却成了不堪忍受的负担，而媒体，让他们认识了王家玉，一个可以帮他们解决麻烦的人。
媒体的报道，就这样，让王家玉扬名了。这是他所不曾料到了。不曾料到的，还有，外界的捐款，在几个月后达到了高潮，又用了几个月渐渐消失，而一直没有消失的，是抛在学校门口，或是用包裹挂在铁门上的，被抛弃的孩子。这些孩子不仅有些来自邻近地区，有些甚至来自上海、河南、江西。
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了，成了一家人的孩子们四散在校园当中，各自寻找着自己的欢乐。最拥挤的是图书室。从各个地方捐过来的各式各样的书和杂志，胡乱地堆在小屋里的书架、板凳和长桌上。种类稀奇古怪，根本无法归类。可是孩子们一人一本，捧着，在渐渐暗淡的阳光下，一声不吭地阅读着。
图书室门前是一条细长的过道，过道两旁的水泥石阶上挤满了捧着书或站或坐的孩子。一个50多岁的护工，右手抱着一个，左手推着一辆小推车。孩子们侧过身，让她通过。
“都是残疾的孩子，父母不要了。”她叹着气：“送到大门外，如果不捡来，这些孩子就都死了。王家玉他受罪，北京有家医院说能为孩子免费治疗，我们上北京。我们吃面条，有点肉丝，王家玉自己就吃点榨菜、馒头。他说你们吃吧，我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