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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说，回家应该会觉得故乡变小才对，但我家那条路感觉却像精神分裂似的在前方延伸，其中两三栋房子稍微精心打扮了一番，比如换上了双层玻璃和有趣的仿古粉彩漆等，不过多数还是原封不动。从外表看，十六号仿佛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这二十年来，屋顶已残破不堪，前门台阶堆着砖块和一台废弃的手推车，门仿佛被人放火烧过。八号一楼有一扇窗亮着，灯光昏黄柔和，却危险到了极点②。
爸妈结婚之后，卡梅尔、谢伊和我接连出生，彼此相隔一年。这在安全套得靠走私得来的区域可不是什么新鲜事。五年后，他们的生活稍有喘息，凯文也随之出生，洁琪则又隔了五年，老妈应该是在他们稍微不恨对方的那一段时间怀孕的，不过那段时间很短。我们住在八号一楼，有四个房间：男孩房间、女孩房间、厨房和客厅。厕所是后院底的一个小棚子，洗澡用的锡浴缸摆在厨房。这几年，整间房子只剩下老爸和老妈。
我每隔几周会和洁琪见面，帮我掌握进度。至于什么算进度，就看个人定义了。洁琪认为我需要知道家人的大小细节，我却觉得只要知道有没有人死了就好。因此，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才找出皆大欢喜的中间点。
我回忠诚之地以前，已经晓得卡梅尔有四个孩子，屁股和77A路公交车一样大。谢伊住在爸妈楼上，还在他毕业后就去的那家自行车店工作。凯文在卖平板电视，每个月都换女朋友。老爸不晓得把自己的背怎么了，而老妈还是老妈。还有一个人也不能漏掉：洁琪。她做了美发师，目前和一个叫加文的家伙同居，未来或许会和他结婚。要是她遵守协议（这一点我很怀疑），大家肯定也知道他妈的我在干吗。
楼下大门没锁，公寓的门也是。可这年头，都柏林人再也不让大门开着了。洁琪安排得很有技巧，让我可以看情况进门。客厅传来声音，简短的对话，漫长的沉默。
“嘿！”我站在门口说。
一阵杯子碰桌声，所有人转头。我妈那双易怒的黑眼睛和五双和我一模一样的蓝眼睛全都盯着我瞧。
“海洛因藏好，”谢伊说。他手插口袋靠在窗边，看我一路走过来。“条子来了。”
房东总算添了地毯，粉红和绿色相间的花样。房间依然飘着吐司、湿气与家具亮光蜡的味道，还有一股不知从哪传来的淡淡的脏味。桌上一个盘子摆满杯垫和消化饼，老爸和凯文坐扶手椅，老妈坐沙发，卡梅尔和洁琪坐在她两边，感觉就像沙场将军炫耀两名头号俘虏一样。
我妈是典型的都柏林母亲，身高一米五，满头鬈发，一副招惹不起的水桶身材，里头装着源源不绝的不满。她欢迎爱子回家的方式是这样的：
“弗朗科，”老妈说着靠回沙发，双手交叉在曾经是她腰部的地方，上下打量我，“难道你连穿件像样的衬衫都不会吗，啊？”
我说：“嗨，老妈。”
“妈妈，不是老妈。看你这副德行，邻居会以为我生了个流浪汉。”
忘了什么时候，我的服装从军大衣换成棕色皮衣，但除此之外，我的服装品位还是和当年离家时差不多。要是我穿西装，她又会嫌我自以为是了。在我老妈面前，你别想赢。“洁琪的语气听起来很紧急，”我说，“嗨，老爸。”
爸的气色比我想象的好。从前我是最像他的，一样的棕发和粗犷的轮廓，但这份相似随着时间消逝许多，这样真好。他已经开始变成老头了，头发花白，裤腿高过脚踝，不过身上的肌肉还是会让人在惹他之前迟疑片刻。他看起来清醒得很，但面对我爸，你永远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清醒。
“真高兴你能光耀门楣。”爸说，声音比以前粗，也更低沉。抽太多骆驼烟了。“你这小子还是拽得二五八万似的。”
“大家都这么说。嗨，卡梅尔、小凯、谢伊。”
谢伊连话都懒得接。“嗨，弗朗科，”凯文说，他的眼神仿佛见到鬼似的。凯文已经长成大个儿了，满头金发，身材结实，容貌俊俏，个头比我还高。“靠。”
“嘴巴干净点！”老妈火了。
“你看来很好。”卡梅尔果然这么说。就算有一天早上耶稣复生在她面前，她也会说他看来很好。老姐的臀部实在惊人，而且学了优雅的鼻音，我是一点也不意外。这一家子比从前还像从前。“谢谢你，”我说，“你也是。”
“你这家伙，快过来，”洁琪说。她用双氧水烫了一个复杂发型，穿着白色五分裤和红色圆点上衣，褶边位置很诡异，简直像美国歌手汤姆·威兹派对上的女客人。“坐下来喝杯茶，我再去拿一个杯子。”说完便起身朝厨房走去，还不忘鼓励似的对我眨眼，捏我一下。
“不用了，”我拦住她。一想到坐在老妈身边，就让我寒毛直竖。“咱们先瞧瞧那个传说中的手提箱再说。”
“干吗这么急？”老妈反问道，“坐下来。”
“工作第一，玩乐第二。手提箱呢？”
谢伊朝脚边地上撇了撇头，说：“请便。”洁琪一屁股坐回原位。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绕过咖啡桌、沙发和椅子。
手提箱在窗边，浅蓝色，圆弧边，表面爬满一块块黑色霉斑，还敞着口，有人硬是毁了可怜的扣锁。然而，最让我惊讶的是箱子竟然这么小。奥莉薇亚光是周末度假就几乎把整个家都带去了，还包括电热壶，而萝西为了追求新人生，带的东西却一手就能提完。
我问：“谁碰过箱子？”
谢伊笑了，从喉咙深处冒出来的声音。“老天，各位，科伦坡探长来了。难道你还要我们按指纹？”
谢伊黝黑精瘦，个性浮躁不安，我都忘了太接近他是什么感觉了。就像站在高压电塔旁边，让人浑身紧张。这几年，他的人中变得非常深，眉间也出现一道深沟。
“假如你求我，我可以考虑考虑，”我说，“你们全都碰过了？”
“我才不敢靠近，”卡梅尔立即回嘴，还微微颤抖一下，“那么多灰尘。”我和凯文相视一眼。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根本没离开过这个家。
“我和你爸想打开，”老妈说，“可是它锁住了，所以我就喊谢伊下来，要他用螺丝起子对付它。我们实在别无选择，箱子外头又没说它是谁的。”
她看我一眼，露出没办法的表情。“一点也没错。”我说。
“我们见到里头的东西……告诉你，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吃惊过，心脏都跳出来了，差点以为自己心脏病发作了。我跟卡梅尔说，幸好你来了，还开车，不然我要去医院都没车坐。”老妈的眼神显示她认为是我的错，即使她还搞不清楚为什么。
卡梅尔对我说：“虽然有紧急事件，崔弗还是帮孩子弄了点心，他这点很棒。”
“我和凯文到了之后，都看过箱子，”洁琪说，“我们碰过一些东西，但不记得摸了什么——”
“要去拿指纹采样粉吗？”谢伊问。他懒洋洋倚着窗框，眼睛半闭地望着我。
“改天吧，假如你肯当个乖宝宝的话。”我从皮衣口袋摸出手术手套戴上，爸爸放声大笑，声音低沉刺耳充满轻蔑，随即变成压不住的咳嗽，整张椅子都在摇晃。
谢伊的螺丝起子搁在提箱旁的地板上，我屈膝用它掀起箱盖。鉴证科有两个小伙子欠我人情，还有两三位女士迷恋我，他们都愿意私下帮我测试证物，但还是希望我不去破坏证物，除非有必要。
手提箱里纤维纠结，发霉与长年置放让它脏污发黑，几近半毁，湿土般的味道又浓又烈，就是我踏进家门闻到的那股异味。
我缓缓取出手提箱里的东西，一件件堆在箱盖上，免得破坏证物。一条松垮的蓝色牛仔裤，膝盖上有两个方格花呢补丁；一件绿色套头毛衣，一条紧身牛仔裤，脚踝那装了拉链。老天，我认得这条裤子，想起它包着萝西臀部摇晃的样子，我胃部仿佛被人揍了一拳。我继续将东西取出来，没有停下。一件男人的无领法兰绒衬衫，蓝色细条纹，底色原本应该是奶油黄。六条白色纯棉内裤，还有一件已经碎掉、紫蓝色相间长下摆的螺纹衬衫。我挑起衬衫，出生证明掉了出来。
“喏，”洁琪说。她靠着沙发扶手，紧张地瞪着我。“看到没有？我们本来以为没什么，直到发现这个。我不晓得，也许是小孩胡搞或有人抢了东西需要藏起来，甚至某个可怜女人被男人欺负，把家当收拾好，等自己鼓起勇气远走高飞。你知道，杂志都是这么写的，对吧？”她又开始大惊小怪了。
萝西·博纳黛特·戴利，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生。这纸张就快解体了。“没错，”我说，“如果是小孩胡搞，那他们做得真是非常彻底。”
一件U2T恤，要不是烂成坑坑疤疤，可能价值几百镑。一件蓝白条纹T恤，一件男装黑色背心，那时正流行安妮·霍尔风。一串浅蓝塑料玫瑰念珠，两件白色纯棉胸罩，一台杂牌随身听，是我存了几个月的钱买给她的。我那时帮毕克·莫瑞在艾维市场卖盗版录像带，到她十八岁生日前一周才凑齐最后两英镑。一罐苏尔除臭喷剂，一打自己录的音乐卡带，有些依然看得出她圆嫩的字迹：REM《呢喃》、U2《男孩》，还有瘦李奇乐团、新城之鼠、行刑者乐团和尼克·凯夫与坏种子。萝西什么都能留下来，就是非带走她的音乐收藏不可。
提箱底部有一个棕色信封，二十二年的湿气已经让里头的信纸黏成一团。我小心翼翼扯动边缘，信纸立刻像湿香烟一样散成碎片。又得靠鉴证科帮忙了。不过，隔着信封塑料开口还是能看出几个打字机打的模糊字迹。
“莱里！霍利黑德（英）……时间：早上……三十分……”无论萝西去了哪里，肯定没用我们的船票。
所有人都盯着我，凯文似乎很是不安。“嗯，”我说，“看来确实是萝西的手提箱没错。”我开始将东西从箱盖摆回箱里，将纸张留到最后，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