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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述往事，对“从宽好名之习”，仍“不能去诸怀”，并征引“工作过多”、“巡幸时举”几事，予以自责。虽其中也不无一二自我辩护，及归罪臣下之意。
这一种想法可谓由来已久，乾隆元年正月丁酉谕：
朕思我皇考世宗宪皇帝诚求保赤，有孚惠心，蠲免额征，宽减浮粮，……而民生犹不得宽裕者，大率由督抚大臣不能承宣德意。
按说，在这样的“体制”之下，皇上有了过失，不是不可以下“罪己诏”的。乾隆十三年就粮政问题，上谕“朕既知初意之失”云云，已与“罪己诏”相去无多。但这乃与国家政体有关，在一般情况之下，也只有怪罪臣下“奉行不实”了。从许多事例来看，这也近于当日实情，尽管其中也不免存在一些错怪之处。
御史欧堪善在乾隆十二年十二月的奏摺中说，政令行之善则民享其利，倘而奉行不善，则法立弊生，恤民者每为病民之具。＇64＇在粮政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地方官员不愿采买，不愿存粮，并不愿劝谕捐监——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说来好笑，其一竟出在政府组织之内，甚至在于执行过程中的一些“技术细节”之上——难怪皇上想起了就不高兴，那些个“失败”，不归罪他们，该怪谁呢！
而“奉行不善”，正是官僚的一种沉默的“抵制”。“下治上”，恐怕是任何皇帝都不能不面对的现象，历史上不知多少帝王都“栽”在了这个上面。
因此乾隆皇帝对粮政及其它方面的种种“失败”，就不能不抱有某种“若有所憾”的心情，后来他在《御批纲鉴》（卷六）里写道：
孔子以子产为古之遗爱，而称其使民则曰义。今观其初政，固非以煦煦为爱者矣。惟能行其义，所以卒成其爱，不然民之不慢者几何？
颇有点后悔自己当日的行为，致为人所“欺”似的。所以他常常就不给那些大臣好脸子看，其后又屡兴大狱，据说“乾隆六十年中大学士尚伺供奉诸大员，无一人不遭黜辱”。＇65＇
其后，皇帝开始不断地“整饬”官吏。在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中发生的“伪稿案”等“风波”中，＇66＇皇帝即迁怒地方官员，如乾隆十六年八月，将山东巡抚准泰革职拏问；山东按察使和其衷一度也革职拏问；十一月，令将江西巡抚鄂昌、江西按察使丁廷让解职。皇上批评一些督抚说：
外省督抚，养尊处优，牢不可破之恶习，无所惩戒，何由更改？既明知其办理背谬，而复为姑容，国家任用封疆大臣，安用有此？外省吏治，尚可问乎？＇67＇
并指斥一大批能臣：
近日督抚办事，有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秘钥。貌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阴市私惠，谓有旋乾转坤之力，使属员心感。尹继善惯用此术，方观承及巡抚中一二能事者，趋而效之……＇68＇
对一些大员，始终不给他们好脸子看，甚至侮骂由之。＇69＇
到乾隆二十年左右，遂发生了一次次“整饬”官吏的“运动”，如胡中藻案、彭家屏案、庄有恭案、蒋炳案……等等，自那以后，它断断续续，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其高潮可能就是乾隆三十三年的“叫魂案”了。在该案中，皇帝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前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山西巡抚等“俱着交部严加议处”。山东巡抚因刑求逼供、误导上司，被“恼羞成怒”的皇上降职，还有一批低级官员也遭到弹劾。次年，因一相关案件又有一批官员受到处罚，其中计有68个知县、22个知府、14个道台、32个按察使、29个布政使、26个巡抚、以及14个总督。这确像是孔飞力所谓的“政治运动”了。这一系列的事件之中，恐怕都留有乾隆十三年的微妙的影子。＇70＇
清朝皇上兼任宰相，又一切“出自朕衷独断”，无人“辅佐”，无大臣“襄赞”，这使他成了一个十分孤独的人物。他身边也几乎没有形成一个“帝党”，在“回向三代”这样的事业上，既很少赞同的声音，也很少有人反对，一片沉默。
这不是“专制”，也“专制”不起来。何况还有一些基本原则（如道统）要遵奉，有法律条文的限制需要顾及，怎能说“最后为一人决定”（这是儒家最基本的政治主张），就是“专制”或“专制主义”呢？
今天捧读清代实录或其他档案史料，亦不难发现，皇上谕旨虽非公之于众，但无论面对谁人，他都是在讲理，像是在面对天下苍生，面对历史，不但道理要讲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往往也要交代清楚。“蛮不讲理”，或“没理找理”的事情也不是没有，但都得说出一套，并非“黑箱作业”。皇帝也常常征求别人意见，或发起廷议、会议予以讨论（特别是在那些专业性很强的社会经济事务，如粮政、矿政和水利上），这也和一般对“专制政治”的理解不符。
知错能改，且能再三，也不好说是“专制”。＇71＇
如果说他是说一不二，政令通行无阻，不受其他任何制约，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似乎又于史实说不过去。
乾隆四年八月丙子，因张湄奏内有臣工奏疏伏愿宸衷乾断之请，上谕：
自古设官分职，原以佐理政务。兵农钱谷，各有专司。朕以一身而万几待理，祖宗数百年之章程，国家千百条之规制，不得不咨询于大臣……
若必欲尽出一人之意，事至即断，不交廷议，无论势不可行，且于古圣人之询于四岳，咨二十二人以亮天工者，大相乖谬……不又将以朕为专任已见，而不博采众论耶？＇72＇
当然，这一体制自有其另外一面，即皇帝揽事太多，
朕临御至今十有四年，事无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独断。即月选一县令，未有不详加甄别者。＇73＇
纵观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其过恐怕并不在所谓“专制”之上。中国文字“专制”二字义不在此，昔日也从未有以之论皇帝是非者。特别是清代皇帝君相合一，一身而兼二职，即是政治领袖，又是行政首脑，就后者而言，一般并无“专制”与不“专制”之说（熟悉现代史事即不难了解这点）。总而言之，清代即使“专制”，其范围也很有限。这也为古今社会的不同所决定。
如果说儒家的宗旨是“养教兼施”、“先养后教”，那么也可以说，乾隆十三年以前，政治的基本点主要是集中在“养”上，乾隆十三年以后重点就转入到“教”（“文教”、“教化”）上去了。这颇有几分勉强，也有几分无奈。但是要这个古老的帝国一时间拿出什么更新的办法，恐怕也是不切实际。
其后，皇上几乎闭口不谈他的粮政努力，多年以后，反而把“西师”和“南巡”当作了毕生两大事，这一段“伤心事”就这样半被掩盖起来。
从此，再没了以前的那一股锐气，没有了那一种理想主义，没有了对经济对策的追求。倒有几分显得“乏”了，多了许多花架子，少了若干实在的东西。所以朝鲜使臣才说清廷“外似升平，内实蛊坏”，“大臣庸碌，而廷臣轻佻，甚可忧也”。＇74＇乾隆十六年以后的几次南巡，也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东西。相对而言，朝廷进入了一个“无策”的时期，“乾隆之治”最光彩的一幕，已经悄然落下。
虽然如此，今上却是一个极为要强的人，决不甘心做一位庸庸碌碌的君王，古人所谓“庸主”。他仍以为大任在肩，也断然作出了若干努力，——举凡“十全武功”、“六次南巡”、“搜书编书”、“文字狱”，大体上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尽管评价不一，却也颇有可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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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参见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刘凤云：《乾纲独断》，《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郭成康：《乾隆大帝》，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说到“心理变态”，当有一种“懊恼”、“悔恨”，以致“自责”的成分在内，就事论事，仅仅妻子之丧，似还不至于此，因此还应从别的地方，或更深远因素去查找。
＇2＇ 以上参见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成崇德：《十全武功》，《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
＇3＇ 钦天监正刘松龄的私人信件，此外他还谈到了这场战争的许多问题，如它的目的和起因等，皆与众说不同（乾隆四十一年，皇上也称两次金川起衅，皆由地方官酿成）；他特别质疑清朝的军事能力，包括几年之后的准噶尔之役，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3。
＇4＇ 《高宗实录》，卷263，乾隆十一年闰三月谕。
＇5＇ 《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壬子谕。
＇6＇ 《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甲子谕；此外，皇上还说了一些关于改过的话：朕思之甚熟，看之甚透。上年办理，实属错误。……朕改过不吝，……朕自思天定之事。人力不能自由（《高宗实录》，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乙丑谕）；知难而退，知过而改，乃所谓不远之复（《高宗实录》，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辛未谕）。
＇7＇ 多年以后，皇上在《御批纲鉴》中借汉代历史解释说：“汉文帝即位之初，善政累累，顾有地震山崩之异，殆所谓天心仁爱，而示之以时保之义耶”？
＇8＇ 乾隆八年四月己亥谕：朕御极以来，重农贵粟薄赋轻徭，诸如筹积贮、蠲米税，凡所以为民食计者，既周且悉。直省地方宜乎糗粱充裕，价值平减，闾阎无艰食之虞矣。乃体察各处情形，米价非惟不减，且日见昂贵，……以为生齿日繁耶？则十数年之间岂遂众多至此？若以为年岁不登，则康熙雍正年间何尝无歉收之岁？细求其故，实系各省添补仓储，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