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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齐王舍不得这来之不易的权力，惠帝只是一个泥塑的神像，如果成都王被立为皇太弟，那么他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朝政重要参与者，甚至成为执政者。齐王独断专行惯了，让他分权无异于虎口夺食。
同样的道理，齐王也不可能选择武帝的其他几个儿子，长沙王、吴王、豫章王因此也被排除在外。齐王于是从武帝的孙儿中挑选皇嗣，最后他选中了年仅八岁的清河王司马覃。司马覃是第二任清河王，他的父亲司马遐已经在两年前病死了，所以司马覃对齐王不构成任何威胁。
齐王拿定主意之后才到邺城咨询成都王的意见，这种事成都王无法毛遂自荐，即使并不情愿，也只有吃哑巴亏，表示赞成。
于是永宁二年八月癸卯，惠帝下诏册立侄子司马覃为皇太子，天下大酺五日，同时又给齐王升官为太师，东海王升官为司空。
齐王此举算是把成都王彻底得罪了，在成都王眼里，齐王这是在以怨报德，自己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最终却一无所得。这种心理可能是成都王转变对权力态度的重要原因。
而齐王得罪的不仅仅是成都王，还有长沙王，甚至得罪的更深。论长幼，长沙王是成都王的兄长，排行更靠前；不过以长沙王的智慧，当然知道自己是不可能成为皇太弟的，他恨齐王另有理由。
司马覃并不是武帝的长孙，在司马覃之前的还有楚王的儿子司马范。齐王认为司马覃是清河王正妃周氏所生的嫡子，也就是武帝的嫡长孙，所以他舍弃了司马范，但这只是一个借口，真正原因是司马范不好控制。长沙王是楚王胞弟，司马范如果被立为皇太子，他必定亲近长沙王而疏远齐王。
齐王确实心机深沉，可惜这心机加速了他的死亡。
当时有许多人已经预料到齐王难有善终。担任齐王主簿的顾荣与东曹掾的张翰就很担心自己会给齐王陪葬，两人于是终日酣饮，不务政事。顾、张都是旅宦洛阳的江南吴人，结果仕途险象环生。张翰因此感到厌倦，他原是豁达之人，被人比做名士阮籍，被称为“江东步兵”（注：阮籍曾担任步兵校尉，世人因此称之为“阮步兵”）。不久秋风萧瑟洛阳渐寒，张翰想起南方温暖的家乡，想起江南的菰菜、莼羹、鲈鱼脍等美味，张翰于是长叹说：“人生贵在惬意自得，何必要为功名爵位这些身外之物羁宦数千里呢！”
张翰决定抛弃官职返回江南，临行前邀顾荣同行，顾荣苦笑不已，张翰明白他的意思，说：“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像你这样享誉四海的名士，会被盛名所累，难以脱身世外。我本是志在山林的闲云野鹤，没有声望，所以来去自由。我先回江南了，你要谨言慎行，以防卷入灾祸，要给自己留有后路。”言罢，两人挥泪作别。
顾荣此后整天沉醉，他的内心苦闷不已，写信给朋友说：“我作为齐王主簿，常常担心会有无妄之灾，每每见到刀与绳，就有自杀的冲动，这种惶恐是你们无法想象的。”
后来齐王看顾荣实在是不称职，但他是江南名士享誉天下，不好责罚，于是将他转调闲职做中书侍郎。这正中顾荣下怀，顾荣做中书侍郎之后就不再滥饮，于是就有人很奇怪，问他：“为何前醉而后醒呀？”顾荣担心消息走漏得罪齐王，只好继续假装酒鬼。
对比于顾荣的明哲保身，另一名来自江南的齐王僚属则要尽职得多，这个人是就任于大司马贼曹属（一个负责治安的机构）的孙惠，来自吴国富阳。
孙惠替齐王分析形势，他说，自从惠帝即位，十一年来“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对此人人都是有责任的，而执政者必须做出表率，长沙王、成都王都是“鲁、卫之密，国之亲亲”（注：这是套用西周初的典故，当年周武王分封诸侯，鲁国国君姬旦、卫国国君姬封都是武王的弟弟），他俩“计功受赏，尚不自先”，齐王却独揽朝政，这种行为就是“弃五岳之安，居累卵之危”，不仅有损声威，而且还会引来灾祸。
所以，孙惠劝齐王将政权移交给长沙王与成都王，解职归藩，这样才可以避开祸难，并且能够获得清誉。
孙惠是在白费口舌，史书上说“冏不纳，亦不加罪”，冷处理了。三谏不从为逐客，孙惠于是辞官避祸，逃回家乡江南富阳去了。
孙惠的不辞而别并没有引起齐王的警觉，据说当时齐王依然大宴小宴不断，莺歌燕舞，心情十分闲适。
于是有侍中嵇绍屡次劝诫齐王居安思危，无奈齐王总是阳奉阴违。
齐王经常在宴会间处理朝政，曾经有一次嵇绍找齐王议事，结果正遇齐王与他的宠臣董艾、葛等人摆宴作乐。
看到这情景，嵇绍当然是十分不满，偏偏董艾不识趣，他对齐王说：“嵇侍中善于丝竹，大王命令他弹一曲，给我们助助兴吧。”嵇氏鼓琴是天下一绝，当年嵇康在刑场顾日影而弹《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唱，作为嵇康之子，嵇绍的琴艺也是独步海内。于是左右拿来琴，齐王请嵇绍施技一饱耳福。
嵇绍原是豁达好相处之人，《晋书》上说他“诞于行己，不饰小节”，偏偏这时他端起架子拒绝齐王的请求。齐王不高兴了，对嵇绍说：“今天把酒言欢，你何必吝此小技，要扫大家兴呢？”
嵇绍本意是就想教训一下这年轻王爷，他接着齐王话柄说：“殿下匡复社稷，就应当率先遵从朝廷法度，为世人树立楷模。嵇绍忝任侍中，此时头戴貂禅武冠（按《晋书·舆服志》，侍中头戴‘武冠’，以黄金为冠竿，附蝉为饰，插以貂毛），身穿朝服，手持玉版立于殿中，是在以朝臣的身份与殿下商议政事，岂能操执丝竹，做伶人之事呢！如果我是微服而来，出席私宴，殿下的命令我肯定不会推辞，但是此刻，恕难从命。”
《晋书》上说齐王闻言“大惭”，但齐王的惭愧并没能够持续多久，也没有转化为行动。舆论对齐王越来越不利，越来越多的人看出齐王身处险境。有个叫郑方的百姓，专程从家乡步行赶到洛阳，给齐王进谏。
郑方替齐王总结了五大过失：
一是安不虑危，耽于酒色，燕乐过度；二是没有弥补宗室之间的仇隙，反加剧裂痕；三是如今蜀中叛乱，北方边境不宁，齐王没有及时处理；四是赵王篡位之时，齐王招集天下共讨逆臣，战乱导致民不聊生，齐王却没有赈济灾民；五是齐王当初与追随者歃血而盟，本该赏不逾时，如今却食言，迟迟不兑现。
郑方的五条总结都切中齐王要害，但是除了第一条是齐王的生活作风问题，其余四条实际都超出了齐王的能力范围。郑方只是远离洛阳的一介草民，连他都能看穿的时局之弊，洛阳的那些公卿没有理由不清楚，他们只是袖手旁观而已。
齐王对郑方的直言表示感谢，他说：“倘若没有你的直言，我无处听闻自己的过失。”
越来越多的谏言使齐王对前途感到迷茫。《晋书·良吏传》里记载了齐王曾经就何去何从的问题询问过曹摅，曹摅是当时有名的长者，当时担任齐王的记室督。
齐王问：“当初天子被贼臣所逼迫挟持，天下没人奋起，是我率领义军兴复了王室。如今我入朝辅政，试图匡振这艰难的时局，却有人劝我弃政归藩。你看我该怎么办？”
曹摅先是恭维一番齐王的功勋，说什么“荡平国贼，匡复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后他来一转折，说“然道罔隆而不杀，物无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
转了一圈之后，曹摅劝齐王放弃权势，解职归藩。他说“请大王居于高处的时候警惕从高处摔落的危险，在盈满的时候要考虑到盈满则亏的道理。请大王大公无私摈弃权欲，替朝廷精选百官，举贤进善，使每个岗位都由有才能的人充任，然后秣马脂车，解职归藩。这样就可以消弭流言，上下同庆，我等也会替大王感到庆幸啊。”
曹摅的话说得十分明白，但是齐王到底舍不得到手的权势，况且，即使放弃一切退还齐国也不一定就能免祸，齐王最终没有采纳。
除了继续独裁与弃位归藩，齐王似乎还有第三条路可走。齐王的主簿王豹就建议说，如果舍不得放权，那就适当分权。
王豹写密信给齐王，说自从元康年间以来，处于宰辅位置的人无一善终，齐王一定要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如今河间王、成都王、新野王各自割据一方，齐王这个执政有名无实。并且齐王立下盖世功勋，功高难赏，进（篡位？）则加速灾祸的隆临，退则恐怕日后会遭清算，想要求得平安看来是很难。
那怎么办呢？
王豹说，当年周武王以“陕地”为界，将天下一分为二，自陕以东由周公主持，自陕以西由召公主持。今天也可以仿效周法，以黄河为界，封成都王为北州伯，统领黄河以北的王侯；齐王为南州伯，统领黄河以南的王侯。二王共同辅佐皇帝，选立百官，每年按时向皇帝进贡朝觐。如此既可以保证齐王的富贵，又可以保全江山社稷，一举两得。
王豹其心可诛，他在唆使齐王将好不容易才得以统一的天下硬生生劈成两半。这是一个愚蠢至极的提议，因为今昔不比往日，周朝那种局面不可能复制到一千年后的晋朝，国家陷入分裂之后，唯一可能的结局就是内战。王豹其实是个不计后果的政治投机分子，他就像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从表面上看，纵横家是忠于诸侯不忠于周天子，但实质上他们朝秦暮楚，连诸侯都不忠于，他们只忠于自己。他们口绽莲花巧舌如簧，说动诸侯连衡纵横，目的看似是为谋取诸侯国的强盛，其实只是替自己谋取富贵而已。
王豹也是如此，他利用齐王当前的困境进行政治投机，后来投机失败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