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努德尔曼先生，”侦探利斯普坦蒂尼刚刚抛弃了妻子跟17岁的高胸脯姑娘格莱迪斯·狄佩搞上了（无法隐姓埋名也是双行道呢）。“据我们所知，我们手里还有一张关于你的拘捕令呢。”
“哦？真的吗？”我脸一红假装吃惊地说。
“像是那个叫根茨的，他刚在指控书上签了字就死了。”他咧一下嘴说。
“噢，是的。根茨，”我满嘴喷着唾沫星快速地嘟囔了一些关于根茨教授意外的悲剧性的死亡等等礼貌用语，忽然第一次意识到，在与市属大学的永远存在的敌对状态中我是属于“右”派的。
“好啦，我们能替你做些什么？”利侦探边问我边用手铐的边缘剔指甲缝里的脏东西。
我向他解释了近来索斯基一家给我造成的窘境。
“嗯，把情况写一写，我们就可以拘捕那个小伙子了。”利斯普坦蒂尼长官说着脸上现出了光彩。“他撞坏你的汽车的时候你没有及时来找我们，太糟糕了。不应该把那类事情拖得太久。现在对他的捣乱行为不可能罚得太重……尽管有谋杀企图量刑会重一些。好些年没有碰见这种事了。”他美滋滋地说，而我则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也许乔治没有错？也许我该搬家了？也许他真肯帮助我？也许是索斯基每个星期天都按时祈祷的尊敬的无所不知的上帝正通过乔治给我传递信息？趁着你还清醒，依然活着，赶紧离开古伯斯威尔。
“不逮捕不行吗？”
“不一定。”
“这小子真正想要的是引人注意。恕我直言，我认为他可能需要精神病医生的帮助。”
“一旦他被捕并受到控告，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法庭会强制他接受精神治疗。”长官说。他对拘捕乔治十分感兴趣，不论采用什么方式。
“可是我并不想让他遭逮捕！”
“应该这么看，假如他真的有病，你就帮了他一个大忙。”
“那我自己呢？假如那孩子真的因为我而遭逮捕，受监控，那我也许该拍屁股走人了。”
“你的理由十分正当、有力，”他若有所思地说，“为什么不指控他们全家？”
星期三夜：侦探长利斯普坦蒂尼的话也在理——我的意思是，除了这一个，他现在正驯服格莱迪斯。逮捕乔治。让他在古伯斯威尔监狱里慢慢腐烂。这样的危险处境使我别无选择。我有了坚决而又聪明的决定：无非又多了一件事，多了一个刺激，我现在只能孤注一掷……噢——噢……我想我听到了音乐声。
星期三深夜（或许是凌晨？）：音乐声响了一夜。好呀，伙计。这是往骆驼背上添加的最后一根稻草。明天一早我马上就去找侦探长利斯普坦蒂尼，我们将一起把控告记录扔到乔治的面前……决心已定我便感觉好多了，可以说是心平气和，心旷神怡！哈哈哈。瞧这小混蛋怎样在铁窗后挣扎吧。真令人欣喜若狂。说不定在提审之前他就会因痛苦至极先把自己吊死呢。
星期四早晨：音乐声响了一宿，现在仍在播放。混合节目。滚石乐。西部乡村歌曲。奇怪的是还有大段大段的白话。不过有点不对劲。声音传来的方向不对。究竟在哪儿？
我穿上衣服出去查看。终于找到了声音的来源。昨天从保安官那里回来以后我显然心境难平而忘记关掉汽车里的收音机了。它整整开了一夜，电池都快耗尽了。乔治·索斯基应该赔偿我的损失。
星期四下午：鸦雀无声。鸟儿也不叫了。乔治已经从学校回来了两个多小时，怎么还不见他有什么行动呢？
星期四夜：什么事也没发生。绝对相安无事。
星期五早晨：寂静使我心神不宁。或许他正在搞能毁掉我们的什么玩艺儿？或许他只是在积蓄力量以做最后的猛攻？他的沉默比他的举动更让人沉不住气。所有这些内容哪些适合伯尼的小说呢？为了掩饰我的狼狈困境，我给伯尼打了个电话，并且告诉他比我预想的进展得快得多。
星期五下午：乔治·索斯基朝我们的房子走上来了。我跑进自己房间里躲起来。我不能忍受看到他的面孔。通过卧室木板墙的裂缝所看到的让我惊呆了，乔治正友好地跟维维卡打招呼。
“好啊，”乔治小声说，“还想让我给你们修理那个橱柜吗？”
星期六：你能懂吗？野蛮行径就像突然爆发时一样又突然消失了。今天上午乔治在厨房里修理橱柜，他吹着口哨，行为举止俨然像一个正常的17岁小伙子。他好像明白我的心思，意识到了我不会容忍进一步的侵犯行为。他终于打破了我的宁静，搅乱了我的精神，把我卷入了他的生活，末了我只剩下用颤抖的双手对付伯尼的杰作了。乔治享受到了极大的快乐。我喜欢把柜子做成什么样子的？他想知道。我是不是愿意让他给安上一个最新样式的把手？他下面的车间里有一副多余的，它可以白送给我们。白送？
7
到今天为止乔治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捣乱了。我利用这段间隙改写完伯尼作品的前五章——正因为如此Z先生才会急匆匆地从纽约给我挂电话来。他讲话有一点激动。
“你怎么，你怎么能那样写呢？”Z先生问我，从电话里我几乎能听到他拽头发的声音。
“我本来没打算那样改。”我谦卑地道歉说。
“考夫曼先生刚才给我打电话了——直说吧，他很生气。他给你的可是一部关于生意人私生活的严肃作品呀，可是你怎么处理的？简直把它写成了闹剧！”
“听我说，我并没有打算改写他的书，但是小说也好，人物也好，都有自己的生命。伯尼的书读起来像一部喜剧，一部天生的喜剧，我只不过把没有表达出来的部分表达出来了而已。”
“考夫曼先生气得要死。说你想把他写成一个大傻瓜。”
“不是那么回事，Z先生。我是想直话直说的，可是到时候就兜了圈子——就技术方面，我想我的确帮了大忙。”
“我的确对他说你是最好的作家之一，你的名气越来越大。我甚至还把你的最后一部书《天国回流》介绍给他。我认为那本书留给他的印象很深。”
“也许我该去见见他。”
“是的，是的，”Z先生颇感欣慰地说，“我想你接着往下写之前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总之，我的确竭力推荐了你，而且——”
“我知道。我知道。不胜感激。真的。发自内心的。我会去见他的。”我答应说，只是心里没底不知道见了伯尼我该说什么，因而对这次会见心存恐惧。
我刚刚挂断电话它马上又响起来，真是繁忙的一天。是曼德尔，他打电话来闲聊天。他在实验室里闲得难受，咬着指甲琢磨国家科学基金会是否批准他继续进行磁场里的电离氦原子生命的研究。这个项目的准予权非同小可。他如果得不到它，孩子们也许就不能参加节食减肥者夏令营了。
“你瞧，努德尔曼，你可能遇到了一点经济上的麻烦，可是你的生活还不算太坏。”
“谁说的？”
“伙计，今年的基金很少。”
“对，瘦得像麻秆①。”
① 麻秆：双关语，意思既是“少”又是“瘦”。
“噢，及时的资金，城里人们正议论你呢。”
“议论我？又一个谣传？”
“我还以为你喜欢呢。”
“哼！”
“搞语言学的斯皮尔曼昨天来找我，他说你知道不，努德尔曼来自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
曼德尔大声笑起来。
我也笑了。
“这不是真的吧，是真的吗？”他反复核实以免出差错。
过后我坐在那里瞅着《心脏与处女膜》第七章，眼前则一片空白，我的思想又溜到曼德尔窃听来的谣言上去了。真奇怪我父亲总是留给人们那么一个印象。
1938年父亲逃离维也纳时留在身后的不仅是纳粹，还有他那收入颇厚的律师职业。父亲只能当一个普通的商人，不久他发现，要维持生活，搞印刷最好，他还发现干这行竞争相当激烈。还有，即使千方百计得到了订单，把做完的活按期送了出去，也无法保证人家会接受，更别说按期付款了。他每天24小时乘坐地铁在曼哈顿沿街寻找难觅的“订单”，有时会一无所获。然而在丘园花园——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那个高个子、满头银发的赫尔博士努德尔曼是个真正的富翁。
全然不把苦与乐放在心上的好老爸。虽然他被钱驱使成为地铁的囚犯，并对他那位干西26街的印刷所周围一英里范围内马路上的每一条裂缝如数家珍般的熟悉，却是一辈子没有学会对万能的美元顶礼膜拜。尽管他确确实实为了我们这些不孝的东西当牛作马流血流汗，他始终认为谈论收人或叙说缺钱花是品位低下的表现。他从不讨价还价，不论帐单多么不合情理，他均照付无误。他也从不议论汽车的价格或者肉价。这种古怪的行为加上他高贵、传统的相貌，自然只会被解释为富有的象征。我也许不自觉地步了他的后尘，缄口不谈钱，因为糟糕的经济状况使我羞于启齿，或因我对自己的家庭状况太不关心而使我愧对他人。
那些真正有钱的人家，像曼德尔，刚刚继承了第二份财富，当他闲得无聊把陈年旧帐翻来数去时，我却苦苦不肯吐出半个“钱”字来。
钱。钱。钱。我的目光仍然盯着伯尼的第七章。真无聊，我光想大声喊叫。这一干巴巴的章节是关于皮特·米勒在伦敦的第一个兴奋日。他一到达便住进一家豪华旅馆，接着，一分钟都没耽搁，马上让服务台替他安排“独一无二的娱乐”——不是一个姑娘而是（注意这一点！）两个具有青春活力的姑娘。整整24页，皮特·米勒让她们摆这么个姿势，摆那么个姿势，舔着一个的阴道，又抠着另一个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