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能保证自己的匪帮不被剿灭。老洋人却很善于利用这种对付官兵的特殊武器。1922年6月9日，在开始行动后l个月，他的部队洗劫了一个传教场所，抓走了一位挪威传教士。8月24日，他们绑架了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希腊人，然后又绑架了一个意大利人。10月13日，他们袭击了一个美国传教团，绑架了一个美国传教士和一个瑞典传教士。在同一个月里，还有三个英国人被绑架。在11月初，又有一个美国人巴牧林和他6岁的儿子遭到绑架。到11月底，老洋人已经拥有14个外国人质。在遭到官军的猛烈进攻时，老洋人不仅利用肉票来充作战场上的挡箭牌，把他们推到第一线，使得官兵不敢开枪，而且利用“撕票”来威胁官军不得过分追逼。北洋军阀政府在帝国主义外交压力面前，诚惶诚恐，生怕洋票出事，并不急于发动总攻，而是派人前往招安。
营救洋票
经过几天的讨价还价，官匪双方达成协议：老洋人释放所有洋票，手下匪徒改编为12个营的正式军队。老洋人本人也获得很高的军衔，并获准继续统帅自己的人马。
各地匪帮从老洋人的范例大受启发，纷纷群起效尤，1923年5月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这一次，有20多个外国人被当作人质。“临城劫车案”之后在整个华北接连发生了大量类似的绑架拦劫火车的事件，结果使外国人都不敢坐火车。同时，这种绑架“洋票”的活动波及到了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1923年这一年有41个美国人、23个英国人和14个日本人被绑架。
洋票。和山东土匪在一起的李·所罗门。
洋票之所以受到土匪的青睐，正如一个土匪解释的那样：“由于持续不断的内战，造成的贫困或荒凉，我们不得不邀请几个洋人上山，这样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坚持某些要求，获得某些保证……我们无意虐待洋人，或者制造外交纠纷。由于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你们同我们谈论赎金是多费口舌。”正因为如此，土匪对待大多数洋票的态度并不坏。云南匪首李绍宗，曾捆走滇越公司职员法国人巴都，但他非但没有勒索钱财，反而给予优厚的款待，数月后还派人把巴都送回家。在“临城劫车案”中，被绑架者都承认没有受到土匪的虐待，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经历看作大笑话。记者乔治·索科尔观察到他们中有“许多人如此健康，气色很好……许多外国人都羡慕他们能在抱犊崮的山峰上休养。”可怜的本票不仅不敢奢望有什么优待，他们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担保不了。在临城劫车案中，由于山上饮水紧缺，土匪将原有的过期未赎或油水不大的华人肉票，从崮顶掀下去200多人。一时间，崮上哭声四起，崮下血肉模糊，死者枕藉，伤者惨号。一个半月后，当山上土匪被收编下山时，崮下已是一片森森白骨。
获释的洋票。临城劫车案中的洋人被释放。
政府对待“本票”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当局认为本票不值得他们直接插手，本票甚至在土匪“平定”之后往往也得不到自由。临城劫车案中，洋票释放出来以后，抱犊崮上还有一批以往被绑来的肉票40余名，滞留山中已有1～3年，“骨瘦如柴，满身疮癣，污垢不可言，目光痴呆，畏葸瑟缩，惨状不可睹。”但是，官方却不再过问。
土匪劣迹种种摊派
旧市井图
三摊派
摊派勒捐是土匪聚敛财富的又一种途径。
许多土匪为中饱私囊，在自己盘踞的地盘上以保护地方为名，就地征粮派款，搜刮民财，数量之大，令人咋舌。陕西商县大荆地区土霸王——外号“周狼”的周寿娃，一次就派给大荆、腰寺壮丁费8000余银元，小麦1000石。
盘踞陕西陇县吴山的王友邦，由抢劫进一步发展为征派。吴山东北的梨林川南村有安姓“书手”（书手是满清王朝遗留下来专门记载农民纳粮数字人的名称），姓安的家里还藏有梁林里（陇县共有28里）农民纳粮底账，王友邦的匪部查出后，便根据该底账向当地农户摊派。派款的办法按八渡里过去的分配比例，直接向各村摊派。当时的农民普遍种植鸦片，所有派款以鸦片烟款为最重。征收的办法是随派随收，在派后两三天内必须交清，有吴山派来的土匪专门催款，他们乘马持枪，凶恶不可一世，农民稍有反抗，就要遭到杀害，曾经在一天之内就有两人被枪毙。
除了征粮派款，有时为了运输需要，王友邦还向当地农户选派脚力驴骡。1926年后，随着王友邦扩张范围的不断增大，征派的粮款不敷开支，粮食严重不足。于是，他下令到接近陇县东部的千阳县寇家河源上产麦地带抢运小麦。在抢运的前二天，土匪到八渡以下梁林川各村派好驴骡数百头。到抢运那天，选派好的脚力驴骡，整队出发，由吴山匪部派出马队三四十匹作先导，到了抢粮的地方，鸣枪示威，惊散当地农民，再由赶驴骡脚户进入各村庄农户家中抢装粮食；抢装齐全，吹哨集合，脚户驮运粮食先走，马队再鸣枪一次，押送返回吴山。（阎存正：《王友帮盘踞吴山纪实》）
云南有个叫杨玉清的匪首也任意选派劳力为其服劳役。他建盖私房耳房两所，茶房1所，碉楼一座，所用木料，分派给农民运送木材；所需四五万土基，分派赤沙白佃农托好晒干，送至墙脚；石料数百车，分派附近村寨农民拉运至墙脚。但他却不付一分钱，不管一顿饭。（杨竖、陈荣华：《弥勒五匪首》）
陕西还有个土匪叫王海山，他除了在宝鸡县私自派粮收款外，还要老百姓提供学费给其四弟上学。宝鸡七区30多个村，每村分摊20块硬币，全年就负担600多元。（娄生成、段志恭：《宝鸡恶匪王海山》）
虫灾
1、土匪杂税
为了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土匪们挖空心思，巧立名目，使得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试举两例。
闽南著匪高为国的税目有烟捐（鸦片捐）、赌捐、戏捐、花捐（妓女捐）、军队捐（规定高匪防地，每户应出匪兵1名，如果无兵可出，就要每名折洋10元交纳）、门牌捐和铺路捐之类。在这些五花八门的捐税中，最不得人心的是铺捐和门牌捐。铺捐即店铺捐。该捐无一定捐额，多少全凭高为国的心腹走狗韦乔说了算，他说这家店面50元，店主必须在三日内一文不少地缴清，过期不缴，加罚一倍，再不交，就派兵封店抓人。所谓门牌捐，即是高匪将其盘踞下的城镇、乡村划为几个区，然后按区派定总捐额，再包给手下爪牙按户征收。按其规定，不论城镇乡村，洋楼草房，甚至牛栏猪舍，一概须缴纳门牌捐，捐率分为甲、乙、丙三等，甲等户征收12元，乙等户8元，丙等户4元。对那些富户和侨户，则给钉上特种门牌，捐额面议，这样的人家往往要被敲索至百余元甚至数百元。（洪卜仁、傅维翰、陈朝卿：《闽南著匪高为国》）
福建另一个匪首涂友清立下的税目有丁钱、田赋税、普通捐、特别捐、子弹费、过节费、优抚费等，使得群众不堪重负，敢怒不敢言。匪徒所到之处，还要地方应酬饭菜，供其享用。另外，涂友清在其势力范围内还印发信用票，以此盘剥群众。票面一元，票印价值与银元和法定钞票同样，发给部下为每月饷款，强迫群众使用通行。经过使用一段时间，发行数次，到收取信票时，票面价值只以七折计算，以此获利坑害剥削持票人。（涂明哲：《匪首涂友清》）
土匪盛行，民不聊生
土匪的发家史，也是善良的穷苦百姓的受难史，土匪们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赋税，使得他们在贫困的深渊里滑得更深。就以“铁磨头”许铁英为例吧。许铁英又名钟琪，“铁磨头”是他的绰号，是河北永年县有名的土匪。自从1939年他成立了“保险团”后，就开始了明暗结合的抢劫，白天要粮派款，晚上绑票勒财。他向群众的摊派从来是想要多少就多少。要粮，除春、秋两季必交外，平时要也得给；要款，随要随收，不论次数和多少；要费，被子费、烧柴费、枪枝子弹费等等，名目繁多；要捐，牲口捐、水车捐等不计其数。以上还都是所谓正项摊派。此外还有不少名目：如“饭折款”，就是催款人到村催款，须以鸦片、烟卷、肉馍招待，不在吃饭时间，就得出“饭折款”。铁匪对永年县的统治是地地道道的土匪统治，他的罚款、派差使得老百姓胆战心惊。1939年，铁匪曾连续向茹佐村要款5次，按每亩地1。2元收款，村民筹措不出，匪徒们就在腊月三十闯到茹佐，摘门卷抄家绑人，家家户户遭到抢劫。农民陈志祥家仅有的准备过年的一斗玉米也被抢去。1941年，铁匪派人到兴业村要款，群众没能按数付出，就把赵承方、刘福珍、崔成志和永冬的母亲4人抓去，村里花了几万元，才将他们赎出来。（成合群：《永年巨匪“铁磨头”》）
控诉土匪大会
除了公开的征派，土匪们还另外想出了许多名目，什么买路钱、什么保险费，变着法儿榨取老百姓的血汗钱。1938年，张治中在谈湘西匪患时就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这种情况：
“我们设官收税原有一定的规章，一定的步调；但是在湘西有些地方却有着一种独特的情形。离奇的秘密的税收机关，还是存在；但这不是中央所收的税，也不是省政府和地方所收的税，而是土匪要收的税，是所谓某大王某大王的税收机关。比如商人运输的桐油，经过某大王的‘势力范围’，每1桶就要交3块钱的土匪税，这算是买路钱或者保险费。因为假使不缴纳，那货物的通过和安全，就要发生问题，要是缴纳了，那就可以通行无阻。所以现在一般商运，在那些地方并不是受着政府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