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儆百，不再追问，就说道：“好，你回去吧。”姓吴的以为姚大榜饶了他，没想到刚转身要走，姚就开了两枪打死了他。还有一次，离方家屯不远的陈老满家被贵州匪首潘桥桥抢劫。姚硬是在大年初一把潘等三个匪徒捉来，勒索五百块银洋后又当众将他们杀掉。
脚枷
为了笼络人心，掩人耳目，他在晃县、玉屏、石山交界的三角地区，办了一所玉屏中心学校，自任“校长”，表面上说得好听，为了解决附近儿童读书难的问题，不明真相的人，还真以为他是一个大好人，给地方办了一件好事。殊不知他是以此为据点，与各地土匪勾结，坐地分赃。
国民党政府为统一湘西，屡次对姚进行招安，想利用他在土匪中的声望来笼络各地股匪。1918年，龙溪口商号也把他笼络起来，以免后患，请他担任晃县保商大队的中队长。姚表面上答应保商，暗地里勾结了一些绅士商号的头面人物，不择手段地向商家要供给，以肥私囊。
当大批钱物到手后，姚把人枪全部拉走，与玉屏匪首曹云周合股为匪，驻扎玉屏县城。国民党无奈，进行招安，封他为湘黔边区晃县、玉屏、万山联防办事处的大队长，主持三县联防。姚大榜的队伍得以扩大，武器装备得以充实，私囊中饱后，又反水上山，重操旧业。1926年，北伐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在贵州天柱招兵买马，姚大榜便带其喽罗投奔，被封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十师一团一营营长，得了不少枪弹军饷之后，又连人带枪拉回老巢为匪。1934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堵截红军，又一次对姚大榜进行招安，委为“晃县铲共义勇总队副队长”。第二年7月，他又拖枪上山为匪，重操旧业。对于姚大榜的反反复复，屡招屡叛，国民党束手无策，毫无办法。其实，姚大榜根本无意做官。俗话说“天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姚大榜为匪成性，自有其无限乐趣。他曾得意地宣称：“老子是江湖上的狼，绿林里的虎，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快活得很。榜老爷放个屁，你县官州官，谁敢说一声是臭的？”
招抚不成，国民党只好改用清剿。但这条“比狐狸奸，比泥鳅滑，比老虎凶，比蛇蝎毒”的恶狼，自有一套对付清剿的招数。
枪决土匪恶霸
1940年8月，姚大榜从万山抢来一民女，在雾城过夜。国民党政府派陆军独立一旅三团前往捉拿，姚大榜在屋子里正在与那女子寻欢作乐，清剿队靠近屋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屋子给围了个严严实实。姚大榜听见外面有响声，知道事情不妙，吹熄灯，迅即爬上屋顶，凭着能在瓦屋上奔跑无声的轻功避险，并将一床烂棉絮捆成一个大包裹，往房子另一头扔去。包围房子的士兵叫喊着“抓活的”，一窝蜂地向那个黑影冲去，没想到中了姚大榜的“声东击西”之计，而姚则趁机从容地溜掉了。还有一次，天下着毛毛细雨，清剿队获悉姚大榜已回到家里，一大早就把队伍开到姚大榜的寨前。早已起床的姚大榜一看情况不好，急中生智，顺手搭起一个斗笠，披上蓑衣，把两枝快慢机枪放在装满粪水的桶里，装扮成一个老农，挑着粪桶就往外走。清剿队并没有怀疑，还向他打听看见姚大榜没有，姚回答道：“他刚起床，正在抽大烟哩。”清剿队信以为真，到他家里一搜，只看见他的几个小老婆和子女，哪里还有他的踪影？问他老婆姚大榜在哪里，他老婆说：“刚才挑粪的不是吗？”队长一听，连呼上当，赶快让士兵去追，可为时已晚，姚大榜早已过了两条田埂，逃之夭夭了。 “黑吃黑”是姚大榜聚敛财富的一贯伎俩。1942年秋，晃县“同善社”社长秦宗炳联络姚大榜及当地其他匪帮，发动“黔东事变”。姚大榜为获取钱财，假意与秦共事，但当秦给了他7万元的经费后，他不仅不出兵，反而向玉屏县长李世家告密派兵镇压了这次事变。秦宗炳发现是姚在背后搞鬼，气得仰天长叹，投河自尽。
身首异处。悲惨的结局是对土匪罪恶的最好诠释。
龙溪口各商号为了走私纱布，暗地里寻找姚作靠山，给他大量钱物，让他押帮。而狡猾贪婪的姚大榜却多次押帮抢帮，一次，姚带人押运一船纱布去玉屏，天黑时在小地（地名）住宿。到了半夜，姚又安排另一伙人把纱布抢走，并嫁祸于与之毫无关系的无辜民工，硬说是他们抢了纱布，并当着货主的面把民工杀了。这种“黑吃黑”的阴险手段，对于姚大榜来说，可谓家常便饭。
姚大榜杀人越货，整天生活在紧张的气氛之中，养就了机灵、诡黠、奸诈和不轻易相信别人的特征。为了免遭不测，他每晚睡觉前，总是把线香切成几寸长一段，将一截点燃捆在手指或脚趾上，作为他的报警器。等香烧到手或脚烫时，他便惊醒更换睡觉地方，往往一夜间转移好几个地方使偷袭者无从捉摸。这也是他家世代为匪的传家宝。他与人说话，也总手不离枪。有一天，他在一个客店与一客商谈话，对方由于感冒，忍不住打了个喷嚏，伸手到口袋里取手帕，而姚以为他心怀不轨，顿时掏枪将其击倒在地。外边人听到枪响，拥进店里问是怎么回事，他气呼呼地说“你们看，他的手在口袋里掏抢，我不打死他，他必打死我。”众人扶起死者，抽出衣袋内的手，捏着一张手帕，无不为之愕然。甚至吃饭时，姚也端着饭碗蹲在屋角，靠近无人过往的地方，以防万一。
民众为剿匪部队指路
1949年冬，人民解放军进入晃县剿匪，敲响了姚大榜的丧钟。姚大榜拒绝人民政府和军队的政治争取，伙同其他匪股拼凑“芷晃剿共游击总队”，负隅顽抗，其长子姚应科曾就读于贵阳大学，思想进步，劝他放下武器接受宽大处理，他非但不听，还破口大骂姚应科是逆子，说：“人说虎毒不食子，今天我就要吃了你。”说完掏枪就要打，幸亏手下有一人抬高了他的手腕，姚应科才得以活命。在解放军的追剿下，晃县土匪陷于重重包围之中。
1950年八、九月间，解放军发动“雪凉合围”一役，将蚁集在湘黔边界凉伞的5000名土匪予以歼灭性打击。在随后的壕庆湾一战中，姚的人马几乎丧尽，家当输光，姚仅带几十名匪徒到达十家坪，在此他又集结了一些散匪，妄图到六龙山继续作恶。当晚，在渡河时，遭到解放军的猛烈射击，姚大榜落水而死。
积匪姚大榜一死，标志着晃县百年匪患的消除。（参见杨长光：《湘西巨匪姚大榜》）
土匪的类别义匪
辽西义勇军。他们很多来自于土匪，但在民族大义面前，积极投入抗日的洪流。
二义匪
在人们的心目中，土匪一向以凶残狠毒著称，一提起土匪，总要和杀人放火、抢劫奸污等恶行联系在一起，殊不知，土匪之中也有义士。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社会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那种劫富济贫、伸张正义、颇具侠义心肠的土匪称为“社会土匪”。他认为：“社会土匪是一些被国君和政府视为罪犯的农民歹徒，但他们存在于农民社会之中，并被人们奉为英雄、胜利者、复仇者、为正义而战的斗士，也许甚至被看作解放的领导人，并且总是受到钦佩、帮助和支持”。
老百姓把这种梁山英雄式的绿林好汉称之为侠客、义士，我们称之为“义匪”。他们中有些人家产丰厚，也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性格豪爽，喜好交友，路见不平，常拔刀相助，往往得罪了官府或地方实力派，惹来官司。还有人性格倔强耿直，不肯趋炎附势，受到奸妄之徒的攻讦和迫害，激愤之下，与仇人刀兵相见，然后沦入绿林。
梁山好汉图 作者：戴敦邦
1、形形色色的义匪
据《老残回忆录》记载，甲午战争后，辽宁省牛庄有一位铁匠，叫赵志刚，为人有胆有识，遇有不平之事，常据理力争，甚至拔刀相助，深得当地贫苦群众的爱戴，称之为赵义士。当地有个姓范的恶霸地主逼令佃农白老头将其女儿菊花押为侍女，引起赵志刚的愤慨。有一天夜里他探知范氏夫妇毒打菊花，便逾墙潜入范宅，杀死范恶霸，救出菊花，随后聚集贫苦群众数十人组织穷人队。赵志刚本人亲自率领青壮年杀官济贫，为穷人报仇。老弱妇孺则由白老头率领，到处吃大家，声势颇为浩大。赵志刚后来加入同盟会，参加反清斗争，表现很勇敢，辛亥革命时，不幸因被部下出卖而牺牲。
辽宁省还有一位名叫高鹏振的义士，家境富有，性情豁达，曾就学于沈阳文登书院，返乡后广交侠客义士，习文练武，以诗酒酬唱为乐。民国11年某日，高鹏振在郊外射得一只狐狸，被东北军混成第二旅的一位营长知道了，非要夺为己有不可，高鹏振说什么也不给他，这位营长竟恼羞成怒，派人抢去狐狸，还把高鹏振绑至营中，毒打了一顿。高回家以后，越想越气，心思一横，持枪寻回军营，将营长及其小老婆击伤，然后拉起一支绺子，报号“老梯子”，只抢大户、不扰百姓，他为匪10余年，据称从未杀过一名平民百姓，没有烧过一次民房，没有奸污一名妇女，被当地民众称作“大爷”。（参见王希亮：《土匪秘录》，第8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0年版）
象赵志刚、高鹏振这类人物，由于对社会现实的严重不满而又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去改变这种现实而沦落的土匪，以行侠仗义为己任，抒大丈夫之胸怀，标榜以手中武器扫尽天下不平。这些人率领的匪帮多是只抢大户，不掠民众，故而被百姓称之为“义匪”。
旧民团
义匪之所以能够博得“义”这一好名声，受到人们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