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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们很快地发现其实我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历史的某一段时期上。关于那个时期的历史、科学、艺术、语言、民俗等等各个方面，不管那些东西是人尽皆知的事实还是艰涩难懂的学识，统统都被“我”记录了下来。 有些时候，事情显得更加奇怪，“我”甚至是无意间就记下了那些相关的知识。
同时，他们也留意到，“我”还具备了一种无法解释的能力，似乎能够掌握那些几乎不可能被知道的知识——虽然“我”似乎更愿意把这种能力隐藏起来，而非展示给其他人看。但是有时他的确会无意间偶然提及一些超出人类认知范围之外的黑暗时代的一些事情。而当他留意到听众流露出来的惊讶的表情时，他又立刻会声明这只是他编造一个笑话而已。甚至有两三次，“我”的这种谈论未来和过去的事情的习惯给其他人带来了不小的恐慌。
但很快这种奇怪的不经意间的举动就销声匿迹了。可仍然有一些人认为与其说这是那些奇怪的知识渐渐消失遗忘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我”在这些方面变得更加小心翼翼罢了。事实上，“我”仍然异常贪婪的学习着这个时代的谈话、礼节、观点等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就如同“我”是一个从遥远的其他国度来的勤奋的旅行者一般。
后来，当“我”一得到大学图书馆的允许后，“我”就几乎把我全部的时间花在了大学的图书馆内。不久之后，“我”又开始给自己安排一些古怪的旅行，以及在欧洲和美国的大学里参加一些特别的课程。这些举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给我带来了不少的非议。
不过，这段时间里，“我”还从来没有为缺乏学术上的访问与接触苦恼过。我的案例在当时的心理学家之间广为流传。在课堂上，我被当作了双重性格的典型案例——只是“我”偶尔显露出的一些怪异的症状或者一丝偷偷地嘲弄神情仍然让那些教授们有些迷惑。
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结交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会面者总是会从“我”言行间感到一种模糊的厌恶和恐惧，仿佛“我”已经不再能和正常或健康划上等号了。这种恐惧和不祥的想法在我会面者之间产生了宽泛而巨大的隔阂。
甚至连同我的家人也不能幸免。从“我”开始用奇怪的方式练习走路的那一刻起，我的妻子就一直用一种极端厌恶和恐惧的眼神盯着“我”，并发誓说“我”不过是一个篡夺了她丈夫身体的十足的异类。终于在1910年，忍无可忍的她向法庭提出离婚。得到批准后，她就离开了，并此后一直拒绝在任何情形下与我见面，甚至1913年我已恢复正常后也是如此。我的长子和小女儿也似乎有这种感觉，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们。
只有我的小儿子，温盖特； 似乎尚能克服我的转变带来的厌恶与恐惧。虽然他的确察觉到我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是当时只有八岁的他很快就坚信那个原来的我很快就会重新到他身边。而当我再度恢复正常后时，他立刻找到了我，同时法庭也许可了我对他的监护权。在后来的那些年里他一直协助我进行关于那段时间里我到底去了哪里的研究。而现在，35岁的他已经成了密斯卡托尼克大学的一名心理学教授了。
但是我却对这可怕的一切一点也不感到惊讶。这是肯定的，因为我知道，1908年5月15日醒来的那副躯体里的思想，声音，甚至面部僵直的表情都不属于我，都不属于纳撒尼尔·温盖特·匹斯里。
我尽量不再去详细描述“我”在1908到1913年间的生活。反正读者们也可以从那些老的新闻报纸和科学杂志里了解相关的信息，基本上我也是这么做的。
在那段时间里“我”拿到了原本属于我的资金，非常精明而节省的将它们花费在了旅行和在各式各样的研究中心的学习上。那段时间里，“我”到过许多极端奇怪的地方，包括一些偏远而且荒芜人烟的地方。
1909年，“我”花了了一个月待在喜玛拉雅山区。而1911年“我”却专著于骑着一只骆驼访问阿拉伯地区的那些无名沙漠。至于在那些旅途中发生了些什么，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1912年的夏天，“我”还曾租了一艘船航行到北极，斯匹茨卑尔根岛（挪威的一个岛屿）北部，然后又带着一点失望的情绪回来了。
那一年的晚些时候，“我”还花了几个星期独自在弗吉尼亚州西部巨大石灰岩溶洞群中展开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探险。那个漆黑的迷宫是如此巨大而复杂，也许永远也没有人知道我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我”学习知识时表现出的那种反常的迅速被许多他曾访问过的大学记录了下来，看起来好像这个第二人格有着远超过我自身的智力。我也了解到他在阅读和独立进行研究等方面的效率惊人。他甚至可以仅仅通过快速翻页时的匆匆一瞥就能掌握每一页上的每一个细节。另外他那瞬间就能得出复杂算式结果的能力也称得上是可怕了。
有些时候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可以称得上恶毒的报道，声称“我”拥有能够影响他人思想和行为的能力。但“我”似乎很小心地尽可能不去展示这种能力。
另一些恶毒的报告则认为我和一个神秘团体的领袖有亲密的交往；还有一部分学者则怀疑这一切与某些可憎的古老世界里的祭师有某种不可名状的联系。这虽然这些谣言从来没有被证明过，但是“我”有些时候表现出的超常的阅读速度——毕竟你没有办法秘密地在各个图书馆中翻阅不能外借的珍藏书籍时却不让其他人知道——毫无疑问极大地推动了这些谣言的传播。
但是确有些确凿的证据——一些笔记上留下的旁注——证明“我”的确经常讨论一些异端的东西，像是德雷特伯爵编著的《食尸教典仪》、路德维希·普林撰写的《蠕虫的秘密》、冯？云兹特所著的《无名祭祀之书》，乃至《伊波恩之书》留下的一部份让人困惑的残本与由阿拉伯狂人阿卜杜·阿尔哈兹莱德所著的令人恐惧的典籍《死灵之书》。而且毋庸置疑，在我发生奇怪变化的那段时间里，的确曾有过一轮新的邪恶的地下膜拜活动正在秘密的展开。
1913年的夏天，“我”渐渐对所有接触到的知识失去了兴趣，并开始表现得有些厌倦。“我”开始暗示他结交过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朋友们”，很快将有一个变化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声称那些早先的人格和记忆将会重新回来，并接管这具身体——可是大多数听众以为“我”在撒谎——而那时“我”现在所拥有的记忆将会被完全的遗忘。像这样的话，也许在“我”的一些旧的私人文件里也曾提到过。
大约8月中旬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阿卡姆，重新住进了我在克雷恩大街闲置已久的房子里。在那里“我”用从美国和欧洲各个科研机构制造的零件组装了一台异常古怪的装置，并且小心地避免让任何聪明到能够分析和研究它的人见到它。
一个工人，也是“我”的仆人和新管家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告诉我，那是一台古怪的混杂了许多棍子、轮子和镜子的东西，仅仅两英尺高，一英尺宽，一英尺厚。在它的中心还有着一个圆形的凸面镜。可以肯的是，组成那台装置的每个零件都可以找得到制造它的厂商，它完全是由我们世界的设备拼装成的。
9月26日，星期五的晚上，“我”把管家和女仆们全都打发回家，让他们第二天中午再回来。再晚些时候，强光从里面点亮了整个房子，而且持续到很晚的时候。据称，有一个精干、皮肤黝黑、奇怪的外国人模样的男子被强光吸引驱车赶了过来查看。
那光亮大约持续到了凌晨一点钟。凌晨2点15，一个警察看到整个房间已经暗了下来，但是那个陌生人的汽车还停在路边。而等到4点的时候，有人发现那辆车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
大约6点的时候，一个有些犹豫，操着外国口音的人打电话给威尔逊博士，请他去我家一趟，并把我从“一种特别的昏睡”中唤醒。后来追踪这个长途电话，我得知那是从波士顿的北站打来的，但是没有证据表明那个精干的外国人曾经在那里出现过。
当博士来到我的房子时，他发现我毫无意识的坐在一张安乐椅里。安乐椅的前面摆放着一张不知从哪拖来的桌子，在桌子光洁的表面上残留了一些擦痕，显示那上面曾经放置过某个重物。那台奇怪的装置也不见了，而且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它的消息。毫无疑问，那个黝黑、精干的外国人把它拿走了。
而书房的壁炉里则全是灰烬。很显然，这是“我”患上失忆症这段时期里写下的所有材料烧完后的余烬。 随后，威尔逊博士留意到我的呼吸声非常的紊乱。这现象一直持续到我接受了一次皮下注射后，才逐渐变得均匀起来。
9月27日上午11点15分，我逐渐恢复了意识，同时我那长久以来怪异面具一样的脸终于开始出现一些表情。威尔逊博士意识到那表情不是属于我的那个第二人格，而更像是属于原来的我。大约11点30的时候，我发出了一些非常怪异，听上去好像不属于任何人类语言的音节。同时我也表现出一副正在努力和什么东西对抗的样子。等到下午的时候，管家和女仆们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正常的使用英语了。
“……作为那个时期的正统的经济学家，以杰文斯为代表，倾向于为经济循环建立起的一些系统的科学的联系。他试图把经济循环中的繁荣与衰退与太阳黑子活动的循环周期相关联，也许太阳黑子活动的高峰意味着……”＇1＇
纳撒尼尔·温盖特·匹斯里回来了——虽然我的意识还停留在1908年星期三的早上的那节经济课上，我正盯着讲台上扁平的桌面的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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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处原文为“ I stirred vigorously，”但似乎与后面紧跟的叙述不妥，不知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