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顿在几天前刚庆祝过他自己的八十二大寿，这时在长会议桌的另一头望着西莉亚，干巴巴地说，“乔丹太太，你也许注意到了，我们终于尊重你的女性判断力了。我和跟我一样的其他人只能抱歉地说，我们拖得太久了。”
西莉亚诚挚地说，“先生，你的话使我非常愉快。”
接下来是投票表决。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信条定为公司的正式方针。
费尔丁·罗思的信条影响巨大，但对一般公众而言，其影响并不如西莉亚所希望的那样大。
大夫们除少数例外，大都喜欢它。一名妇产科医生的来信说：
请费心再寄我几份，我将给一份配上镜框，挂在我诊室的墙上。我认为孕妇不宜用某些姑息剂，所以，如她们因我不开姑息剂处方而说我服务不周时，我当以此信条示之。
我们不相信对每种症状都有药可用。你们站在高度职业道德的立场，增强了我们的信心。祝愿贵公司日益兴隆！
给这大夫和许多来信索取的大夫再寄去了若干份。
持异议的大夫其反对的理由是，应由他们向病人建议什么时候该用或不该用什么药，而不应由制药公司来说三道四。不过从来信的数量看，这样的医生占极小比例。
费尔丁·罗思信条由公司用广告形式大量登出，但只登在医药及科技杂志上。最初西莉亚主张在报纸上和一般刊物上登，但被人劝阻了，说是会引起医药同业公会的对立情绪，他们与食品药物局一样，对于在处方药问题上直接与消费者打交道不满。
或许就因为没这样做，报纸对费尔丁·罗思信条不很重视。《纽约时报》在金融消息版刊登了短短两段文字的报道。《华盛顿邮报》则在后面不显眼的栏目里登了同样的报道。在其他报纸上只用作补白。电视方面，尽管公司的公众关系部门设法请电视制片人加以宣传，他们却不予理会。
比尔·英格拉姆向西莉亚发牢骚说，“如果我们上市的药，出现了事前未料到的有害副作用，那些电视新闻的典范人物就要扒我们的皮。可我们干这类有积极意义的事情时，得到的却只是几声哈欠。”
她回答说，“那是因为电视新闻本身过于简单化。电视从业人员受的训练是寻找震动大、效果快的消息，所以避免需要动脑思索的新闻，因为那要占用太多的播映时间。不过别着急，那方针有时对我们有用处。”
英格拉姆有些怀疑，说道，“届时务必告诉我一声。”
其他医药公司对费尔丁·罗思信条的反应各各不同。
经营孕妇用药品的公司持公开敌视态度。一家这种公司的发言人就公开说，那信条“只是花一点点小钱买名声的拙劣宣传”。
其他一些公司的看法是，费尔丁·罗思一心想“比尔等圣洁”，说不定已损害了制药业，但并未说明在哪方面造成了损害。然而也有一两家竞争对手公开表示赞赏。一位制药业中颇受尊敬的领导人对西莉亚说，“老实讲，我真希望是我们公司先想到这一点。”
“这些反映不说明任何问题，”西莉亚私下向安德鲁吐露，“只证明一条：你不可能使人人都满意。”
他鼓励说，“耐心些，你干了件好事，激起的涟漪，正在扩散。总有一天你会为这涟漪扩散之远而惊奇。”
另外的阵阵涟漪是由蒙泰尼激起来的。其中的一阵涟漪发源于华盛顿的国会上。
老资格的国会人士——丹尼斯·多纳休参议员——的助手们断断续续花了一年时间注意蒙泰尼的问题，如今断言这是个理想的题目，可供他们头儿在参议院调查听证会上瞄准。“理想的”在这里是指公众会感兴趣，情况已大量披露，而且几乎肯定会作电视报道。正如这参议员总爱提醒那些政治上亲他的人，“咱们千万别忘记，电视就是群众和选票的所在。”
于是，以多纳体为主席的参院商业道德小组委员会宣布，将于十二月初开始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听证会。该参议员在十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已传证人届时出席。直接了解情况的其他人也应邀与小组委员会的成员联系。
西莉亚一听到这报道就打电话给华盛顿的昆廷律师。
“这真是坏消息，”他断言。“恐怕你们公司，很可能还有你这位公司的主要发言人乔丹太太，要有一段不好过的日子。如果你愿意听听意见，我劝你现在就为这次听证会准备起来，找辩护律师协助。我知道那些听证会是怎么一回事。我向你保证，那参议员的班子，会把他们能搜集到的一切最难听的传闻和事实都发掘出来公诸于众。”
十一
“蛊惑民心的政客”一词即使未在古希腊的克里昂时期（克里昂〔？…公元前422〕。原雅典制革工人的儿子，能言善辩，以攻击古雅典民主政治家伯里克利起家，登上政治舞台。他的政敌修昔底德、阿里斯多芬称他为“盅惑民心的政客”。译者注）造出来，也会因勾勒美国参议员丹尼斯·多纳休之需而产生；他就是此类人物最突出的代表。
他出身于有钱有势的人家，却装成而且经常自称是“普通人家的儿子，是‘土生土长’的平民百姓”。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不准确的了。但谎言重复得多了，许多人就会接受下来，信以为真。
这参议员还喜欢被标榜为“穷苦百姓的发言人，替穷苦人向压迫者斗争的人”。究竟多纳休的灵魂深处是否真心关怀穷苦人，只有他自己清楚。反正，这类雅号他可充分利用。
如果国内哪个地方发生了大卫对歌利亚的斗争（大卫是《圣经》中人物，年轻时曾打死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后成为以色列国王。译者注），只要有新闻价值，多纳休一定会火速赶往现场，嚷嚷着支持大卫们，哪怕有时在明眼人看来，显然是歌利亚有理。他的助手有一次不小心说漏了嘴，“大卫总是多数，到选举时，他们就可以派用场了。”
也许出于同样理由，多纳休在劳资纠纷中总支持有组织的劳工，即使劳工的要求过分，他也决不为资方说话。
他早就发现，对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来说，有失业者和工人的场合是肥沃的土壤。因此，在失业率较高的时期，这参议员不时和找职业的人一起出现在职业介绍所门外和失业者攀谈。他诡称这是“亲自去看看，了解一下失业者的想法”——这高尚的目的，凡是通情达理的人都不能反对。然而有趣的是，新闻界总了解这参议员的意向，电视台人员和新闻摄影记者早已候在那里了。于是，他那为人熟悉的面孔带着和失业者交谈时关注备至的神情，就会在当晚的电视新闻中和次日的报纸上出现。
至于其他“平民百姓”的问题，这参议员本反对商人乘飞机头等舱享受税率打折扣的优待，他最近发现这已收到效果。他争论说，如果人们要享受头等舱的特权，就应自己掏腰包，不能让别的纳税人来贴补他们。于是他在参院提出议案：为增加税收，对头等舱机票不得打折扣。但他完全清楚，这提案肯定会在立法过程中夭折。
在此期间，对此事的报道很多。为使这一蛊惑惹人注意，他自己乘机时总坐经济舱，而每次出发前都向新闻界打招呼。然而在机上后部的经济舱，他比头等舱的乘客领受的照顾还要周到。有一件事他从不公开提起：他大都乘舒适的私人飞机作空中旅行——不是用家族信托基金包的飞机，就是由朋友提供的。
从外表看，多纳休矮而壮，胖乎乎的脸使他显得年轻，不像已四十九岁；他体重虽超过标准但不显得肥胖，自称“填得厚实倒也舒服”。绝大部分时候，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中，他显得亲切友好，满脸含笑。他的衣着、发式故意不甚整洁，以符合“平民百姓”的形象。
虽然客观的人看来，多纳休是个投机家。但许多人确实喜欢他，喜欢他的不光他那一伙人，还有他的政敌。原因之一是他颇有幽默感，经得起别人开他的玩笑。其次，他是个好伙伴，和他在一起总是很有趣。
这后一特点使一些女人觉得他很有吸引力。多纳休以善于利用这特点著称，尽管他婚姻关系稳定，也常在妻子和十来岁的儿女们陪伴下出现。
十二月第一个星期二的上午十点刚过，在参院的商业道德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多纳休参议员敲响小木槌要大家安静，宣布议程将在他简短致辞后开始。
这次会选了个显赫的地点，在原参院办公大楼的SR253室举行。主席和其他参议员坐在高高的U字型台子后，面对证人和听众。从三扇大窗可俯瞰参院的花园和喷泉。室内有个大理石壁炉，哔叽窗帘上面印有美国的国徽。
多纳休照着准备好的稿子开始念了。“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发生了一件世界范围的可怕悲剧。据说悲剧所涉及的孩子们智力和其他正常功能受到某药的破坏。在我国，那药前不久还有人开方和出售，药名蒙泰尼。”
这参议员说话有力，气派十足。室内百来个人都静悄悄地在听；各电视摄像机的镜头都对准着他。除多纳休外，在座的还有八名参议员，其中五名属多纳休的多数党，三名属少数党。主席的左侧是小组委员会的首席律师、原波士顿的地方检察官斯坦利·乌尔巴赫。参议员座席后面是小组委员会的十五名工作人员，有的站着，有的坐着。
多纳休继续说，“此次听证会是要调查这一系列事件的责任，看是否……”
西莉亚被排定为第一个发言的证人，她听着主席以估计得到的言辞在继续其开场白。她坐在一张铺有绿呢台布的桌子前，旁边是她的律师恰尔德斯·昆廷。可敬的昆廷总算被她请来，接受了这额外的任务。她是这样求他的，“对蒙泰尼的情况，眼下没有别人比你更了解，而且我信得过你的意见。”
昆廷关于今天会议的意见明确而直截了当。他坚持要西莉亚做到，“尽可能把全部情况老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