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天新博士每次都能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在这里，我们不能妄加猜测他的动机。我们大致只能捕捉到他思想的一些蛛丝马迹。和老一辈归国科学家，比如钱学森、华罗庚、童第周等人不一样，蔡天新在国外的真正角色往往是一名旅行者和访问者，而不是居住者或求学者。他在国外漂浮时，根一直留在国内。回到国内是他精神的需要。他回到了这块土地，就像他那快乐而孤独的旅行一样，是他诗人气质的集中体现。更何况，诗歌也有它自己的乡音，诗歌散发着它的出生地的泥土的芳香。对于蔡天新来说，寓居国外得冒着中断写诗的危险，这简直要命。
下面这件颇具意味的事情发生在去年7月，蔡天新代表中国到西班牙出席第19届欧洲数论会议。会议结束后，蔡天新开始游历欧洲。他想前往意大利，但是意大利边界对中国人仍然关闭。于是，蔡天新就躲过警察，偷偷地溜上了从蒙特卡洛去意大利的火车，在意大利北部小城文蒂米利亚待了好一会儿，然后返回蒙特卡洛吃早餐。这次短暂的意大利之行可称得上一次小小的历险，并带有孩童游戏的味道。这种事情只有诗人与流浪汉才做得出。
现在的蔡天新博士是一位年轻教授，居住在杭大西溪河南的寓所里。通常，他都坐在他的书房里，书房很小，书架上堆满了书籍，左边的一半关于数学，右边的一半关于诗歌，中间放着一只地球仪。有时候你看蔡天新那张黑黑的脸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仿佛他的左脸写满了阿拉伯数字，右脸写满了汉字。难以想象这两种极端形式的符号能融进他的脑子里，你甚至可以想象汉字与阿拉伯数字在他脑中搏斗的样子。正对书桌的墙上贴着一幅漫画，画的是大嘴大鼻的蔡天新博士，这是他游历巴黎时用一件印有“杭州大学”字样的文化衫作交换，让一位街头艺术家画的，画家本来要价100多法郎。像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家不太可能有这种商业才能。
和蔡天新博士面对面坐着，时间久了，会有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他说话常常欲言又止，仿佛隐藏着某种玄机。如果你深究下去，他就会动手去翻文字材料，然后告诉你他想讲的都在里面了。于是你仔细看那材料，却很难发现什么。而整个书房却一片寂静。看着那堆满地板的书籍稿笺，再看看眼前这位数学家、诗人，聆听着窗外那淅淅沥沥的雨声，你会发觉连时间都凝滞不动了。
1998年7月
【离家】
刚刚工作后的每个星期天，我都回家去。每次，我朝家乡走近，弯过那个山角，看见村庄，也就看见了母亲。母亲站在屋檐下，朝大路上张望，我一出现，父亲就从门里闪出来，站在母亲身后眺望大路上的我。我就这样，在父母目光的庇护下，朝家一步步走近。
我第一次离家去读书的时候，父母还很年轻。十五年后，我大学毕业，父母头发都白了。我被分配在家乡的县城上工作，离家只有二十公里。
“这下好了，离家这么近，能吃到家里的枇杷了。”夏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第一天，父亲就这样对我说。
我还在读书的时候，父母种了八十多棵枇杷树。家乡的土壤非常适合枇杷生长，结出来的枇杷又大又甜。父母知道我喜欢水果，每年初夏枇杷熟时，就托人写信给我，信末总要问一句：回不回家？路这么远，我自然是回不了的。这一点，父亲其实比我还清楚。那时候，我天天想着逃课，想着回家。
星期天我待在家里，陪父母说话。枇杷是大家说不完的话题。冬天里，枇杷花早早地开了。春天一到，枇杷果子一天天大起来，我们也就更加频繁地谈到它，谈它的栽种、嫁接、修剪，谈它的开花、结果、收获……天气好的时候，我跟父亲到枇杷林去。我们天天盼望着果子成熟。
我大学毕业，在离家这么近的县城工作，在父母看来，真是有说不完的好处，能够回家吃枇杷是众多好处中的一个。因此，当半年以后，我提出准备离开这里到北方去的时候，父亲一声不吭，母亲则显得很忧郁。我说：“到北方去，我的境况会更好些，日子也会更有奔头，那边有我的朋友，他们会帮助我……”我只顾自己说着，没注意到父亲脸色变得很阴沉。后来，他站起来走开，我听到了他那滞重的脚步声。我知道我给了他们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我是决定了要走的。我要再次离开家乡。谁都挽留不了我。5月，草长莺飞，整片大地都是绿油油的。我辞去了县城的工作，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包好，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把它们运回家。母亲仍然站在屋檐下，眺望着大路上的我，过了一会儿，父亲也走出来，他们在阳光下显得颤颤巍巍的。我拎着大包小包朝他们走近。
母亲哭了。
整整一天，父母亲都没有说话。晚上，大家早早熄灯，睡觉。黑夜非常漫长，我在黑暗中倾听着父母的呼吸，倾听着自己的心跳。许多念头在脑海里飞逝。父母或许是对的，他们也曾年轻过，也曾像我这样背井离乡，然而他们却回来了，在这块土地上生息。
第二天，我们早早起来。父亲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补一只竹篓——父亲年轻时做过几年流浪异乡的篾匠。篾片在父亲的手中飞舞，早晨的阳光照在他的一头白发上。父亲说：
“你一定要走，我也不拦你。”
我认真听着。过了老半天，父亲才说出第二句话：
“再过一个星期枇把就熟了，你到那时再走吧。”
“北方的朋友在等我，今天晚上我就得走。”我说。
“今天晚上？”父亲神情黯然，说完又低下头，继续挥舞着篾条。
下午，我在收拾行装。我准备就背一个包。母亲在楼下叫我。我匆匆下楼。父亲额头冒汗，指着地上满满一篓枇杷，对我说：“你吃吧，年纪轻，可能不怕酸……”
枇杷还没成熟，表面长满细细的绒毛，煞是好看，但是颜色还是青的，只是在尾部才露出一点微黄。我捡了一个，剥开来吃。很酸，我皱紧了眉头，我从未吃过这么酸的东西。
“再过个把星期就好吃多了。”父亲说。
我又捡了一个。这一个比刚才的还酸。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我想我这次走后，不知道哪年哪月能回到家乡。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无法听从他老人家的告诫，我要远游，而且前途凶险。想起父母辛苦一辈子，还得在孤寂中过完此生，想起父母对我的爱，我的泪水便像泉水一样汩汩流出。我几乎要哭出声来。
“你怎么啦？”母亲关切地问我。
“没什么啊，味道很好，”我继续吃枇杷，看见母亲的眼圈红了，我又补充了一句，“酸了一点。”
1995年8月
【如此欢乐童年】
冬天真是可爱的季节。河水干了，我们在河床上随意奔跑。阳光照射在光秃秃的栗树枝丫上。泥土路上偶尔会停着一只缩着脖子的小鸟。树林里积着厚厚的柔软的松针，我们嬉戏着、追逐着，一直到天色彻底暗下来。
冬天里，最难熬的是漫长的夜。黑夜一到，整个村子便陷入寂静。我们无处可去，上床睡觉成了唯一的选择。窗外，寒风舔着屋顶的瓦片，我们躺在被窝里，冻得瑟瑟发抖。床是由几块木板拼成的，草席满是破洞，旧棉被像石头一样坚硬。我睡不着，每天都盼望着天亮。天一亮，一切都会好起来。
公鸡一报晓，爸爸妈妈就早早起来，下楼干活。我缩在被窝里，聆听着楼下石磨的转动声和他们轻轻的说话声。当早晨熹微的晨光透过窗户的缝隙，照在我脸上时，我睁开眼睛，细细观察这可爱的光亮，然后一骨碌爬起。新的一天就这样不慌不忙地到来了。这有多好。
每次，我总是匆匆吃罢早饭，搬一把小竹椅坐到门外。此刻，太阳像冬天孩子的脸，红彤彤的，悬挂在屋前的树梢上。我从猪舍里抱来一捆稻草，脱掉破军鞋，露出两只冻得通红的光脚丫，然后用稻草一层一层地包裹起来。这样就暖和多了。太阳逐渐飞离树梢，升到空中，并且变得炽热起来。阳光穿透身上的粗布单衣，抚摸着我的皮肤，驱除着夜晚滞留在体内的寒意。碰到阴天，我们就在屋子里烤一会儿火。
身体稍微有点暖和，我们就开始活动。我们把椅子搬回屋内。大家聚集在一起，在院子里、打麦场上、田野里奔跑。我们有玩不完的花样，有些是从亲戚那里学来的，有些则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滚板子、拼四角、打不死、跳房子……所有这些，都像衣服、鞋子、棉絮一样给我们带来温暖。它们就是我们用来取暖的火，同时还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每次，我们总是玩得汗涔涔的，浑身冒着热气。我们玩得最多的是高跷——冬天里，我们穿着妈妈给我们纳的新布鞋，舍不得踩到地上，就骑着高跷走路。高跷要自己动手做。做一副高跷所需要的东西不多：一把柴刀、一把凿子、两根擀面杖粗细的圆木、两块厚木板。最好再来两颗钢珠，安在高跷脚上，这样，高跷踩在石板上就会发出“嘚嘚”的声音。多么悦耳啊。做一副又牢固又好看的高跷不容易，时间要花好几天，搞得不好手上要添几道伤口，还会招来爸爸妈妈的一顿臭骂。在漫长而寒冷的冬天里，拥有一副高跷等于拥有了一个伙伴，我们踩着它走街串巷，在雪地里赛跑，有时候，我们一整天把它扛在肩上。高跷让我们的冬天过得美满。
白天总是很快就过去。夜幕像往常一样徐徐落下，除了从哪户人家传出的小孩的啼哭声，除了下雪天雪花坠地的温柔的声音，寒冬的夜晚一片沉寂。我们随随便便吃过晚饭，早早提一盏小油灯上楼睡觉。小油灯的火苗摇曳不停，有时候看它几乎就要熄灭了，我赶紧用手遮着它，让火苗重新蹿起。我缩在被窝里，看着床前的小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