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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请毛泽东题词，他就题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当时戏曲界对于发展京剧问题有不同意见，发生了争论。有的人主张对京剧不能批评，而应当完全继承；另一些人则相反，认为京剧落后，宣扬封建思想，应当完全否定。针对这些不同意见，毛泽东则认为各种戏曲都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从当时情况看，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主要指的是戏曲创作和表演。
“百家争鸣”是1953年毛泽东对历史研究工作提出的方针。那一年，中央宣传部组织了一个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任委员会主任。陈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就对他提出“百家争鸣”四字方针。显然，这也是针对当时的历史研究而言的。
这一次，“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同时提出，并且是作为党在文化教育事业的方针政策，这却是头一回。
毋庸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也确实出现了不少的问题，突出的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相当严重。这是因为建国以后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几次重大的批判运动，促使了“左”的思想倾向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滋生和发展。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混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鸣，对于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中的不同意见动辄上纲上线，乱扣政治帽子。与此同时，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下，把苏联的一些错误作风错误做法（诸如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宗派主义以及政治干预学术）也都“学习”过来了。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对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极为不利的气氛和局面。当时，在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发表）在分析到我们中国自己的情况时，就说：
若干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
现在看来，这些话说得并不尖锐，并不深刻，不过还是说出了一些问题。文章说到的这些情况，自然也早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也促使他在借鉴苏联教训时严肃考虑我国自己的问题。如前所述，他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时，就正式提到要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接着，他又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方针政策的提出，既体现了科学和艺术发展的要求，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具体运用。他说：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按照毛泽东的本意，就是要在人民内部提倡和鼓励各种不同意见之间的自由争论，以此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政策，能够始终坚持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政策，则无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幸，对于我们的国家是幸，对于我们的民族是幸。而事实上，在我们建国以后的几次文化思想批判运动中，所缺乏的恰恰是各种不同意见的大胆的自由的辩论，因此不但问题得不到深入的讨论，反而让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滋生蔓延。即使对于过去的老账不算，如果在这一方针政策提出后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贯彻，那也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可是历史的发展，还要曲折走弯路，这就真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了。
然而，不管怎么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提出，郭沫若是从心里感到高兴，对我国的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期望和信心。而他自己也的确是一心一意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和精神，努力为贯彻“双百”方针，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而努力的。
郭沫若毕竟是一位学者，一位真正的文学家。从他的直感出发，他也应当知道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是不利于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的发展的。
所以他在1954年就说：“我们应该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他通过总结我国发展科学文化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指出：“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自由讨论的风气旺盛的时代，学术的发展是蓬蓬勃勃的；反之便看不到学术的进步。
”这些感受和认识，可以说完全是和毛泽东的看法相一致的。所以，毛泽东正式提出“双百”方针后，郭沫若就表示要迅速而正确地贯彻这一方针政策。
1956年5月26日，亦即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不久，郭沫若就邀请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向学术界、文化界人士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报告。后来有人问他请陆定一作报告的动机是什么时，他说：“国家建设急切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援，人民生活也急切需要文化粮食的供应。
但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这就是我请陆定一同志作报告的动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提出后，郭沫若在许多会议上发表讲话，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不仅对这一方针政策作一般性的表态，而且深入地谈自己对这一方针政策的认识和体会。譬如他在一篇题为《演奏出雄壮的交响曲》的文章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在人民民主专政之下推行的。这种的创作自由和讨论自由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前提，并不是毫无限制的放纵。”并说：“今天的‘百家争鸣’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更进而建设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母题（Motive），我们是要围绕着这个母题来组织我们的管弦乐队，演奏出史无前例的雄壮交响曲”，“而不是‘乱鸣’”。接着，他又在一篇题为《“百家争鸣”万岁！》的文章中说：“百家争鸣”“具有它的时代性。”“由于历史发展的阶段不同，因而每个‘百家争鸣’的实质也各不相同。”同时指出：“在我们的时代中实现‘百家争鸣’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更有利的条件。”他这样来阐述“双百”方针政策，当然也与他处在文化科学教育文艺事业的最重要的领导岗位有关。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提出，使文艺界的风气很快发生重大的变化。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方面，人们对一些过去看来十分敏感但又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开始进行大胆的探索和讨论。文艺创作上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也有所克服，作家敢于真实地反映生活，敢于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现实主义得到发扬和深化，体裁风格的多样性也开始受到重视。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也兴致勃勃，于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次月（6月）亲自选出一百种花来，打算以“百花齐放”为题，写出一百首诗。虽然因为诗人“所熟悉的花不多”，只写出了《牡丹》、《芍药》、《春兰》三首，后在1958年补足写成101首正式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诗集《百花齐放》，但由此也可看出他对于这一方针政策的由衷赞成和拥护。
实际上，他不但对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理论上作了阐述和宣传，也从艺术创作上上热情歌颂，努力实践。1958年3月，他为了表明自己拥护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特意凑齐了一百首写花的诗，加以用象征、引申的手法，阐述“双百”方针，歌颂社会生活中“百花齐放”的大好形势。虽有些诗显得生拉硬扯，艺术粗糙，如其中《鸡冠花》比喻总路线的一日千里的形势：因此，我们特别地把颈项伸长，/因此，我们特别地放开了喉嗓：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 /谁还没听见吗？聋得太不象样！另一首以改变《腊梅花》的开花日期解说“人定胜天”的大道理，说： 在冬天开花已经不算希奇，/掌握了自然规律可以改变花期。/不是已经有短日照菊开在春天？ 我们相信腊梅也可以开在夏季。但这都表明郭沫若是怎样积极主动响应毛泽东，支持毛泽东，思想一致，配合默契。可惜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或者是并不想真正将这“双百”方针政策付诸实践。因此，在文化思想领域贯彻这一方针政策时，情况就要比人们想像的复杂得多，就出现了许许多多问题。
●四、1957：风云突变，乍暖还寒
“双百”方针给文化教育和科学战线带来春天的气息，给全国人民政治生活吹来的热风，时间却并没有多长。人们似乎还没有怎么回过味来，政治气候就发生突然的变化。
从1956年的情况看，国内的政治生活总的说来是相当宽松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提出，不但使知识分子感到欢欣鼓舞，整个国内的政治生活也显出了相当的自由气氛。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