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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李文田的看法，《兰亭序》帖，毫无疑问是一篇“佳书”，观之足令人惊心动魄，但不会是王羲之所书。他从“笔法”以及原文上推理立论，最后得出“文尚难信，何有于字”的结论。这一下就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把过去人们的质疑导向到完全的否定。把过去“千载万世莫敢出口”的话变而为明明白白的话说出。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实在是大胆的惊人之语。
然而，李文田发表的诚然是大胆高论，但在当时和以后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人们仍旧习惯遵循长期传下来的看法，还一直照老样尊《兰亭序》帖为书圣王羲之的大作，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郭沫若重新发难，提出对《兰亭序》帖作者问题的质疑，挑起了新的一轮争论，在书法界、历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郭沫若挑起这一问题的争论，是由南京出土了几种东晋时代的墓志引起的。
1965年，南京新民门外人台山地区出土了东晋时代的《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等，引起了作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书法家的郭沫若的注意。
他立即从墓主和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家族关系以及碑文书写笔法，联系到王羲之的名作《兰亭序》帖，敏锐地发现由出土墓志可以考索《兰亭序》帖的悬案，对于研究《兰亭序》帖的作者问题是一个极好的依据。于是，经过认真揣摹研究，他写出了考证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发表于1965年6月10日至11日《光明日报》，《文物》杂志1965年第6期同时发表），得出结论：《兰亭序》帖不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手笔，而是出于别人的依托。
据郭沫若自己说，他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并未看到李文田的跋文，观点是和李文田不谋而合。他是十分同意李的意见，并且进一步发展了李的意见，从许多方面加以考据和论证。
《兰亭序》帖既然被目为书法史上的“第一行书”，郭沫若就首先从书法上来考察它的作者问题。他认为，从出土的墓志看，东晋几十年间，“基本上还是隶书的阶段，和北朝的碑刻一致”。“王羲之和王兴之是兄弟辈”，而《兰亭序》写作于“永和九年”，其笔法却与已见的“北朝碑刻悬异”，这不能不是一个大问题。
其次，《兰亭序》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他指出该帖是别人在王羲之所作《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他并且不嫌繁琐地把《临河序》和《兰亭序》详细排列对照，指出《兰亭序》中从“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凡167字，皆为《临河序》所没有，“实在是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当时大家是在游春，都是“高高兴兴地在饮酒赋诗”，而《兰亭序》的后半部分文字，兴感无端，实在“悲得太没有道理。”且后段文字充满反老庄的思想，不符合王羲之崇尚老庄的思想感情。因为从王羲之的思想性格来说，他是“倔强自负”的，决不会如《兰亭序》中所谓会“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
经过一番考证，郭沫若认为《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都是南朝陈代永兴寺僧人、着名书法家智永所依托。智永名法极，人称“永禅师”，系王羲之七世孙。他临书三十载，能兼诸体，尤善草书，隋炀帝曾称赞他的书法“得右军之肉”，《兰亭序》中“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这样的语句，很合乎智永这样一位“禅师”的语气，且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
因此，郭沫若肯定地说：“请看世传墨池堂祖本智永所书的王羲之《告誓文》吧，帖后有‘智永’的题名，用笔结构和《兰亭序》书法，完全是一个体系。”
郭沫若的文章既出，一方面得到很多人（其中包括一些书法家及书法史家）的赞同，但也有人提出异议。
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就不赞成郭沫若的观点，坚持认为《兰亭序》帖为王羲之真迹，并撰文《〈兰亭〉的真伪驳议》要与郭沫若辩论。
也许是高二适怕国内报刊因他是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而不肯登载他的文章，也许是他比较相信和他同一见解的老一辈文史专家章士钊，总之是他没有把文稿直接投寄一般报刊，而是于7月14日把文章寄给了章士钊。并附信云：“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公表，亦当今至要之图也（个人报国之忱在此）。”他的意思是：此事关系较为重大，最好是请章先生能转呈毛泽东主席一阅，或是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或是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鼓励，对于自己就是大幸了。因为他知道毛泽东主席对于书法不但爱好，而且也是很有研究的。
章士钊老先生还真是古道热肠，当然更主要恐怕也是他本人就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而对高二适的意见十分支持，就在他收到高二适文稿和信的次日（7月16日），即将高二适的文稿和信转送到毛泽东主席处，并附长信一封，在介绍了高二适的简况后写道：
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着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抗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言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下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
毛泽东看了章士钊的信并高二适的文稿，觉得颇有意思。他本人原就工于书法，也是一位懂书法的行家，对王羲之的字帖也一向十分喜欢。1959年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后，时间相对充裕些，听说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先生有一本王羲之真迹，曾特地借来一个月时间，每日抽空揣研临摹。他认真地读了高二适的文章，即于7月18日复信章士钊，信中对高二适文章有些看法不尽同意，但认为可以争鸣，同意让高二适的文章刊出。信中先说了一段对章士钊着《柳文指要》的话，因为也有关学术问题，不妨原文照录：
各信及指要（柳文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紧接着就说到高二适的文章，说：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同日，他也写信给郭沫若，全文是：
郭老：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郭沫若是一位性格十分爽朗的人，虽然在政界和学界声望和地位都很高，但不霸道，无意以己意压倒别人，倒是很乐意有人与他争论。他接到毛泽东转来的信稿，立即邀请《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等人到家里来，向他们介绍了这件事的经过，让他们读了毛泽东主席的来信，并请他们尽快发表高二适的文章。
见此情况，穆欣当然不敢怠慢。
7月23日，《光明日报》就将高二适的文章全文刊出。
高二适在文章中把郭沫若和清人李文田合而论之驳之。首先认定不能否认《兰亭序》为王羲之所写，虽现《兰亭序》比《临河序》多数十字，这不排除当时注家对原文的增删。他也学郭沫若以《临河序》和《兰亭序》排列对照，将《世说注》“陆机荐戴渊于赵王伦”与《陆机本集》的全文对照为例，从而说明李文田（当然也包括郭沫若）所谓“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说到“笔法”“笔体”，高二适则认为：“右军博精群法，不名一体，”硬说《兰亭序》因为没有隶意，所以就不是出于王羲之之手，“斯乃胶柱鼓瑟，亦其无博识常理者。”高还认为，古人当时能写数种笔体，在什么场合用那一种笔体，而不是死守一种笔体，“使右军写碑石，绝不可作行草。而今右军书兰亭，岂能斥之以魏晋间之隶正乎？”同时他还认为，“夫太宗之收《兰亭》也，于羲之传亲为制赞。又誉右军作《兰亭序》，以申其志。文皇‘笔意’，更载‘学书先须知王右军绝妙得意处，真书《乐毅》，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云云。”“总之《兰亭》而有真膺，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等等。
郭沫若自然是不会同意高二适的看法的。8月12日，他即撰写反驳文章《〈驳议〉的商讨》。他说虽然《兰亭序》系智永伪托，但它仍然是佳书，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