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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就是郭沫若为什么要写作《李白与杜甫》的大的、中的和具体的动因了。从这些动因可以看出，他写这部学术着作，既不是和毛泽东有什么直接关系，也不是和毛泽东绝无关系。
郭沫若在写作《李白与杜甫》这部着作时，是力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努力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多角度对李杜二人进行评价的。
《李白与杜甫》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一）关于李白；（二）关于杜甫。从两大部分的标题及所设节目看，作者无论是对于李白或是杜甫，都是择取一些自认为是一些重要而又感兴趣的问题来进行论述，并不是对这两个大诗人全面系统的论定。当然，通过对这一些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作者对待李白、杜甫二位诗人的评价，可以看出他们各自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不过，似也不能说就此便是作者对两位古代诗人的总评价总判断。
毫无疑问，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李白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李白的喜爱。
过去人们对李白的认识，即便是对李白比较偏好，也多是把李白看作是风流“诗仙”，生活里充满着“金钱”、“醇酒”和“美女”，有意无意地对李白加以非难。郭沫若似乎较能懂得李白，较能理解李白。他在这本书里几乎用了关于李白的一半篇幅专门分析李白在政治上的不得意及参与政治活动的失败。如对于李白所作《永王东巡歌》，作者从第一首至第十一首都作了详细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
李白是被挟在两种私心之间遭受到灾难，他对于李璘（永王）的忘公谊而急私忿固然早就失望，而对于肃宗李亨的先安内而后攘外也是十分痛心。但他不敢明言，却屡屡借题讽喻……由此来说明，李白不但有相当的政治头脑，而且也有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不是什么“仙”，而是活生生的“人”。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不仅有得意，有成功，也有失败和挫折，这一些，都离不开他所处的社会；他个人的命运也是紧紧地和社会连在一起的。
不仅如此，郭沫若还通过对李白大量的诗歌作品的分析，指出他是一位极有自己个性的诗人。在李白的诗歌中，不论有无诗人自己出现，却总是融进了他自己的情感，这就是始终勇敢地反对传统观念、不断地追求个性解放和探索人生奥秘。
这在当时封建社会，实在是超拔卓群，非同凡响。而作者正是要向人们揭示出：
李白的可爱，李白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原因也就在这里。
和对李白的论述及评价相比，《李白与杜甫》中对杜甫的论述及评价就要显得苍白。
郭沫若并不是要存心贬抑杜甫。从他的主观上说，他是想在这本学术着中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所以时时处处不忘记从人民的角度去评价人和评价事。他在写作这本书时就设想到自己的观点会有人提出质疑甚至指责，所以在书中也把话摊开，明白地说出自己为什么会如此评价杜甫和李白。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或许有人会说：“你是偏爱李白，在挖空心思扬李抑杜。”那么我可以另外举出一对十分相似的例证来评比李杜二人，而那对例证对于杜甫是十分不利的。
欲折月中桂，持为寒者薪。
李白《赠崔司户文昆季》
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
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
两人的奇拔着想完全相同，但动机和目的便大不相同。李白是要为“寒者”（请注意，不是“寒士”）添柴烧，想上天去扳折月中桂；杜甫是在思家流泪，眼泪有如月光的“金波”，想“斫却月中桂”，让眼泪流得更痛快一点，“一百五日”旧历合当清明前二日，古时是“寒食节”。杜甫做诗的当时沦陷在长安。他在对月思家，所以诗的开头两句是“无空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接下去便是这“斫却月中桂”的两句。前人注为把月桂斫掉可以望到家里人。其实即使斫掉，也是望不到的。既言“有泪如金波”，那么金波更多些，不也就是眼泪更多些吗？
杜甫在这首诗里面，完全沉没在个人的感情里，和李白的“动机目的”显然形成了为己与为人的对立。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而抑杜扬李；但也不想赞同信手举一两诗来便轻易地抑李扬杜。
这一段话好像是有意和一些“信手举一两诗来便轻易地抑李扬杜”的人“对着干”的味道。因为显然郭沫若这样孤立地举一两句李杜的诗就得出李白是“为人”，而杜甫则是“为己”的结论也是不恰当，不科学的。李白和杜甫虽然都是对月，因为情景的不同，又因为是在用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而同样的“对月”是可以在不同情景下都被运用而产生不同效果的，生硬地拉在一起进行论比，既不是读诗，也不是研究诗。我们只是从这里可以看出郭沫若确实在主观上并不是故意要把李白说得比杜甫好，比杜甫强。我们也只能是就郭沫若的着作论着作，看他哪些地方说得对，哪些地方说得不对或不合适。
平心而论，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杜甫的一些论述和评价还是有相当可取之处的。最突出的是书中对杜甫宗教信仰的评述，许多话为前人未说到或说而未明说而未透，应该说是郭沫若独到之见。
对于李白信仰道教，郭沫若在书中辟了专章加以论述，精辟地说明了他从迷信道教到逐渐觉醒的过程。他并且指出了李白的思想“基本上是儒、释、道三家的混合物”。而关于杜甫的宗教信仰，郭沫若也明确指出：杜甫不仅信仰道教，而且还信仰佛教。他在《杜甫的宗教信仰》一节中开头是这样说的：
杜甫曾经以“儒家”自命。……其实杜甫对于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在道教方面他虽然不像李白那样成为真正的“道士”，但在佛教方面他却是禅宗信徒，他信仰是老而愈笃，一直到他的辞世之年。
这就是说，杜甫是以儒、道、佛三家而兼于一身的。郭沫若还把杜甫和李白作了一番比较，说：
杜甫的求仙访道早在与李白相识之前，而他迷信道教，至死不变，更笃于李白。
他相信道教，也相信佛教。比较起来，他信佛深于信道。他是禅宗的信徒，相信明心见性，不立言说。……很明显，杜甫的精神面貌，在他辞世的前几年，特别倾向于佛教信仰。他虽然没有落发为僧，看他的情绪似乎比所谓“僧宝”还要虔诚。“不复知天大，空余见佛尊”的老诗人，与其称之为“诗圣”，倒宁可称之为“诗佛”，难道不是更妥吗？
李白也好，杜甫也好，作为唐代的大诗人，思想信仰比较复杂，不是泥守于一家，这也是当时特定时代的现象。如果我们不斤斤于郭沫若摘去杜甫“诗圣”的桂冠，而给他戴上“诗佛”的帽子，应该说所论还是有理有据的。
除此之外，郭沫若努力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观照杜甫，去分析杜甫的诗，有些地方还是对的。例如对于杜甫《喜雨》诗句“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郭沫若认为“杜甫所说的‘浙右盗贼’，指的就是袁晁领导的起义农民。那将近二十万人的农民起义军，杜甫恨不得把他们痛‘洗’干净。……这不明显地表明了杜甫的阶级立场吗？”这样不回避问题，敢于直视杜甫的阶级立场，指出其阶级局限，不能说郭沫若不对。
当然，由于《李白与杜甫》写作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气氛，强调阶级分析而至于到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地步，“左”的思想必然对郭沫若会发生影响，因而书中也的确有一些简单化和绝对化的问题。
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分析杜诗中的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不是看到杜甫在诗中以己度人，同情天下“寒士”，希望人们都能得到温暖的情怀，而是说杜甫“在诉说自己的贫困，却忘记了农民们比他穷困百倍”。他并且对诗句“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考证”道：“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屋来还要讲究，”以此来说明杜甫过的是地主阶级的生活。这就不但说不上是客观、科学的研究，而简直是故意钻牛角尖，像小孩子斗气了。不过，就是有些看似“钻牛角尖”、“小孩子斗气”的话，也并非绝无道理。如郭沫若批评杜甫骂那些拾拣他家屋顶上被风刮跑的茅草的孩子为“盗贼”（“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很不应该，就有人表示同意。着名古典文论学者、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朱东润就说，虽然郭沫若曾经骂过他，但是他还是赞成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里对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批评。“（杜甫）草堂顶上的茅草被风吹走，有穷孩子拾去，拾去就拾去吧，一点点稻草被拾去了，就骂孩子是盗贼，太过分了。”
至于对杜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表现了高度人民性的名句，不知郭沫若是出于什么原因，也是评价不高，而只是轻描淡写地点一句，说那是“人们所乐于称道的名句”，“是难能可贵的”。其实，郭沫若自己心里也清楚，对这样充分表现老杜人民思想的诗句，这样轻轻两句点评如何概括得了，打停得住？
不过，一定要说郭沫若存心抬高李白，故意贬损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