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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算是中华国商业的一个弱点，但在另一方面看这个原因可以说是中华商业快速发展的通行证。正是因为没有一个全行业的霸主存在，朝中的大臣甚至是梁明才没去多加限制。不然的话，以梁明的最终目的而言，现在中华国内是决不允许出现商业龙头的。
八年来中华国商业迅猛发展，之所以说是八年，那是因为建国的前两年是荒废时间了。中华国的商会以贩卖原材料、特产发家，比如说南洋特产的香料和粗略炼制后的铜锭等等。隔海相望的大陆就是最好、最广阔的市场。
稍微积累下资本后，他们就进入了“转口贸易”，通过大陆收买茶叶、生丝、瓷器等等，运抵马六甲、新加坡等地进行贩卖。再从欧洲商人手中收购些稀罕物运到大陆，来回的倒腾也给了他们巨大的商机。
而在动力织布机产出后，从印度购进棉花，产出布匹开始是销售本地，满足国内需求，然后就是向越南等地销售，但运往大陆这样的傻事他们是不会做的。也算是老爷护佑，就在棉布产量越来越多的时候，市场逐渐饱和的时候琉球出事了。狠狠的刷了萨摩藩一把的中华国在大赚一笔的同时也得到了德川幕府的信任，于是乎中华国的商船顺顺利利将生意在日本做大做强。
日本同样实行的是锁国政策，长崎的港口只准满清和荷兰的商人进出，中华国的商船冒充清穿也曾到过长崎，可双方的贸易量太小了。而现在，为了抑制西南强藩，德川幕府当年（建阳五年）就同中华国签订了协定，对于中华国而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准许中华商人进驻长崎。于是，廉价的棉布就又有了一个可供倾销的市场。不惯日本的纺织业遭受到了多么大的创伤，反正中华国的纺织业在那几年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至少为随后的断臂之痛找足了“黑玉断续膏”。
德川幕府并不傻，他们当然看得出中华国纺织品倾销对其的危害，因为这种危害不仅涉及到了民间。逐利而生的中华国商人在大获利润的同时，还利用日本国内金银比价的漏洞（日本那时的金银比价在1：7或8左右，国际金银比价是1：15——20）大肆套购日本黄金，不到两年的工夫日本的金银比价就拉大到1：12。日本黄金大量外流，不仅导致其国内金融市场严重混乱，并进一步导致包括米、盐等生活必需品在内的物价持续上涨。
这种情况下德川幕府本就两条路可走，要么得罪中华国，保全自己；要么就是姑息中华国，伤疤自己忍着；可是大陆纺织业的兴起为他们提供了第三条路，以商对商。他们自己组织商船到广州进购棉布，然后运抵国内，以同样的价格销售。
两方展开了一场残酷的价格战，最终在德川幕府的暗中支持下日本商人大获“惨胜”，中华国的纺织行业遭受了兴起以来的第一次重创。
万幸的是这时中华国已在明离洲站稳脚跟，源源不断的羊毛送到了南洋，从英国购进的先进毛纺机也算有了用武之地。经历了惨痛之后的中华国纺织业将大部分的机器转手卖掉后，埋头做起了毛纺织业。这次的专业虽然砍掉了中华纺织业的一条胳膊，却也增大了其的市场，大陆第一次进入了商人的视线之内。
大发展之后，中华国的商人们或是按照地域，或是按照亲友关系，反正是没有按行业来的，同行是冤家嘛！组建起了大大小小的数十家商会，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中州商会、马六甲商会和雅州商会，紧随其后的就是启州商会、新加坡商会、槟城商会、基隆商会等七八个次一些的，在下面就是商会中的规模最小的一批，它们占据着数量上的绝对优势。
如果按照经济的自然发展，那随后商会之间就会有一场残酷的并购战，大鱼吃小鱼，优胜劣汰，最后形成几大商会平齐的局面。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二十来个小商会依旧过的有滋有味的。原因在于并不是中州等三个大商会没动贼心，而是地方官府插手了。
在后世还有个地方保护主义呢！现在的中华国更是如此。自己城里面有个商会，对于辖区内的经济发展当然是有带头作用，那是没有一个地方官员愿意放弃本地的商会。
外地的大商会实力虽强，可对于本地区域的发展不见得会多么上心，至于官府的走动更不会有自家人称心，再说了地方官府同商会之间又多有瓜葛，所以他们是坚决反对商会并购的。几次出手被阻后，中州等几家商会也看明白了，于是事情就僵持下来了。时间一长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平平淡淡的过去了。
第192章 闽南（）
经济繁荣，那税收也就多了，商业税多了，相应的在总额度里的比例就大了，而农业税则逐年萎缩。梁明最早定下的规矩是亩产一成上缴国家，这个规定实在没水平，不仅收缴时容易论乱，计量时也不易。到了建阳八年，内阁再次发布了公告，重新企划农业税。
按农田肥薄册所记田赋，分为三级，每级又分为三等，共为九等。所教税赋以农田为计，百姓圈养牲畜不论，每亩税钱1。5块银元——0。5块银元不等。百姓可按市价以米粮充值，或缴纳银钱。
这样的规定百姓当然高兴，南洋种的可都是水稻，还是一年三熟，一亩地一年打个十担粮米是绰绰有余，按原先的规定那就至少要缴纳一担的粮米。在南洋，粮米多产之地，可就算如此一担大米也要2块银元以上，这样是放在大陆那就是2两银子以上了，所以算起来此次农税更改中华国至少削减也4成的。
总之一句话，如今的中华国是民心安定，国势稳固。对于管着他们的朝廷这些老百姓还是很拥护的，别的不说但看那些安心过活的移民就能瞧出一二来，没人愿意回去过苦日子。
这样的局面让梁明感到很自豪，自己还是很得人心的，同时也为了他接下的放手一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出兵中原，国内不会民心大乱，在这一点上他很有把握。
十年的积累让梁明手中有了放手一搏的筹码，有了拼一把的本钱。这场就是一场豪赌，赢了万事大吉，输了倾家荡产不至于，伤筋断骨是肯定的，现在第一张牌已经打出去了，关键就看对手的放反映了。
台湾事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福建，闽浙总督常青得报后信报还没看心中就凉了半截。台湾乃是孤岛，民众皆是移民后裔，本就民风彪悍，乡间挣扰纷多，台澎镇也是自己下辖十三镇中唯一一个三年轮换的镇营，以一镇之力竟然平定不了民乱，那事情就大了。
看了信报的内容后常青好悬没一头栽下，急命人招来福建巡抚徐嗣曾，按察使李永祺、布政使伍位纳（觉罗氏）和水师提督黄仕简以及福建将军恒瑞。（陆路提督任承恩屯驻泉州）
信报传了一圈，几人的脸上都能挂下一层霜来。常青轻咳了一下，待众人抬起头来这才说道：“此事关系重大，我等还需即快拿定主意，另外上报万岁的折子”常青说到这顿了顿，他是真的感到为难，“老夫自会运墨，众位放宽心就是了，不过这议罪银”
“制台大人放心，这次的议罪银我等同出。”恒瑞赶紧接道，这常青可不是常人，那是满洲豪门佟佳氏的子弟，满洲正蓝旗人。父亲安图，官至江西巡抚。其本人自宁郡王府长史累迁察哈尔都统，杭州、福州将军，可谓是树老根深，他自己刚到福州两天那能不给这位面子。“本官家有小余，愿出白银一万两，以来赎罪。”
恒瑞的话音一落，这边的徐嗣曾就接上了，“就是，就是，下官也愿出银万两，以消万岁浓气。”他也是到福建不久，还不到一年，跟脚扎的不深，面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自然不敢懈怠。
这次的议罪银没有黄仕简、伍位纳和李永祺的事，伍位纳和李永祺的是职位太低，虽也是按察使之职，布政使之位，但还是有很大差距的。黄仕简的官品很高，从一品的武官，可造反之事责民政官员，不在地方武将，按理来身为福州将军的恒瑞也是用不着出钱的，那不过是为全常青的面子罢了。连上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这四人还是出了银子。不多，每人三千两，正好补充了下常青三人刚刚缩水的钱包。
素日，常青檄水师提督黄仕简领兵二千名自鹿耳门进，副将丁朝雄从海坛镇总兵郝壮猷自淡水进，都司马元勋屯鹿仔港，分道部署；遥命陆路提督任承恩领标兵一千二百名于鹿耳门前进，并拨各营兵候调，令金门镇总兵罗英笈诣厦门弹压，承恩自鹿耳门继进。
五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闽浙总督常青呈报台湾林爽文起义的奏折和福建三位主官的议罪折子，一路快马加急，终于送到七十六岁的乾隆皇帝面前。
常青奏道：“台湾彰化县贼匪林爽文结党扰害地方，十一月二十七日知县俞峻在大敦拿贼遇害，县城失陷。臣闻信，飞咨水师提臣黄仕简领兵二千名，由鹿耳门飞渡进剿，并派副将、参将、都司等，带兵分路夹攻。臣驻泉州，与陆路提臣任承恩居中调度，委金门镇总兵罗英笈赴厦门弹压，饬沿海州县防范，咨广东、浙江督抚严查海口堵拿。”
而三人的议罪奏折则是减而化之，大字明晃晃的写着每人愿缴纳议罪银万两，乾隆看了很高兴，自己的老臣子就是贴心不是？再说台湾顽固外化之地，劣民群集难免闹出事端来，也不足为怪，平了就是了。他记得很清楚，三十五年台湾就出了个叫朱一贵的乱民吗？他老爹时期也有乱民涌现，可见那个地方的顽劣。
第二日，常青之折又到。常青再次奏：台湾郡城紧要，已派陆路提督任承恩领于鹿耳门，并拨各营兵候调，“先为保守郡城计”，且与水师提督声势柑援。“臣于泉州、蚶江、厦门等处往来督察，派道府经理粮饷。鹿耳门为台地咽喉，尤须厚集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