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也需要他们的支持以维持地方。
是以，那些地方是绝对凑不出如此规模的官田的。而梁明又不能下令让他们降低地租，如此一来少量官田的存在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好在梁明手下还有一些个官员，对于这一类的问题由他们解决自然是轻而易举了。问题解决的很快，不能不说这些个降官之中还是有几个人才的。
“以其为诱饵，逐民上钩。”这句话说的很不好听，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拿出一半来招募兵勇，分出三成料理后事，余下两成占为地方开支。
这句话的意思梁明很明白，用一半的官田来引诱民壮当兵。官田是好东西，想要是吧？那来当兵啊！只要你当了兵，这官田就分给你家，租税还减半；三成料理后事——你若是战死了，田地就是你家的了。
剩下的两成作为地方府县的开支——你租给老百姓也好，你租给地主也好，所产生的财物就留作地方开支。也相应的减轻了朝廷的负担。
ps：注1：清初旗人依恃粮饱和地亩为主要经济收入，当大部分下层旗人的土地在满汉地主的交相兼并下化为乌有时，仅有的粮饷收入便成为满汉高利贷者、奸商牟取暴利的渊薮。乾隆年间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土地集中的趋向日益高涨，满汉地主往往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勾结在一起，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经济力量。大地主和蝗司陀械逼�75座，对城市贫民进行苛剥婪索。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不仅猖撅于北京和内省，还伴随民人出关的热潮向边远地区扩张。据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的文献记载，奉天境内的当铺多达831家。各地旗人月饷年米，发放有期，临时急用，只能典当借贷，高利贷资本乘机网罗射利。乾隆年间，在北京的社会上留传着这样一段话：“捐二十余两可得一甲士（指马甲）之银米，坐食一载，谓之‘典甲’；捐十余两可得一甲士米之半，饱食经年以待其本谓之‘典米’；九钱作一两，八百当一千，谓之‘月支’；米未领下而先贱买，谓之‘短米’”。所云“典甲”、“典米”、“月支”、“短米”，都是当时高利贷者乘旗人窘困之机，牟取暴利的剥削形式。“典”，是一种实物形式的高利贷，即预先将对方的不动产（如地、房）或者动产（如牲畜、衣物以至旗人粮饷）低价典入，由于典押物作价远低于本身的实际价值，两者的差价就构成高利贷的利息。当时一马甲月饷3两（年36两），年米46斛（23石），高利贷者只需事先用20余两即可全部占有，其剥削率之高是显而易见的。
八旗贵族、官员运用各种手段攫取大量财富，开当铺、设钱店，明目张胆地对旗人进行高利贷剥削。有的佐领官在本佐领内借放印子银（一种货币形式的高利贷），有10个月扣完者，亦有12个月扣完者。每月关领钱粮时，勒令清偿，不许暂缓。因而将利作本，利又加利，“以致兵丁生计，往往因此匮乏”。八旗官员利用职权对贫兵贷放银两，好比享有政治特权的高利贷奸商，贫困兵丁先是典卖土地房屋，继之以军马兵械，年米月饷，经济破产是饮酖止渴的唯一结局。，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第263章 驱满（二）（）
这个法子梁明打眼一看心下就同意了，可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那京城附近的百姓就没有当兵这一来，怎么到了地方就变个样了？
对于这个的疑问，曹文埴做出了个极为完美的解答，“命异之，非朝廷可正。”
梁明很无语，但想了想也对，自己事一堆，那里管得了那么多！这公田制都废弃了一千多年了，从宋时起，元朝掐去，到明，再到清，土地兼并从未停止，反反复复，一轮又一轮就没歇住过。
从中看，宋朝的官田很快就败坏掉了；明朝的魄力最大，搞了个兵户，最后弄了个大烂摊子；清朝的官田则是最少。自己也没想过捣弄官田，这也算是顺应潮流了。
况且那些个朝代都是大乱之后而定，自己这边还没见太多的血呢？自己除了杀掉一批地主恶霸之外，就只能抄没满洲八旗贵胄的土地，跟前面那些个朝代“千里无人烟”的局面相比，太是小意思了！
所以，作为主导人的曹文埴算是出了一回彩儿，入了梁明的法眼。为了给众官员做出一个表率，梁明竖起了一杆大红旗，轻轻一摆手，曹文埴官复原职了。就名字换了一下，从顺天府尹变成北京府府尹。（实际上是一半，户部侍郎没了。）
而时间证明这个法子还是不错的，短短的半个月，中华军竟然招募到了一万七千多人的新兵。惊喜，实实在在的惊喜！这个数目已经远远超过了先前的预期。
在京津，中华政权的跟脚正在一点点的向土里扎！养料充足啊！
驱满的第三个好处就是替中华政权赢得了战略先机。
近百万的满人“背井离乡”，自然是要有个去处的。北面正在打仗，无论是东北、还是西北，虽然都是“静坐战”却也是正儿八经的战场（双方兵力都紧张，中华军是真紧张，满清是一时间抽不出，赶不及）。所以，这边的路不通，除了一开始特意放出去了几万之外，卢龙、遵化、喜峰口、太平寨一带那口袋扎的滴水不漏。
而梁明之所以要放出去几万那也是为了打招牌，涨声势。东北是满人的老巢，但是那地方地广人稀。除了盛京之外，吉林、黑龙江两地不见得就比明朝时的人多。同样，交通不畅那里的消息也是流传不通，而且那的人对于满清的忠诚还是相当硬实的。
为了标明自己的——只找八旗勋贵的麻烦，不嫌弃满族平民，这一旗帜鲜明的态度，为了尽快的瓦解满清最后的根据地，表明中华政权的革命斗争目标，梁明必须放出去几万满人去东北。只有从满人口中说出的话，才会被东北的“各族同胞”所认同。为了树立一个显而易见的证据，梁明甚至下令释放了一万名最烂的八旗俘虏。（省粮食了，我就不信他们烂泥还能糊上墙去）
几万人，撒在东北影子都不见一个，但也只能这么多了！梁明不可能放出去几十万，他还不想给自己找麻烦。虽然那样做能给盛京的满清官员、八旗贵胄出一道难题！可现在时候不对，已经要入夏了，可不是要入冬，即使困难一点（越南分舰队骚袭），但以东北的积蓄还是裹得住的。不然的话，借刀杀人的事梁明可是很喜欢干的。
除了北面和东边的大海，余下的各个方向自然是敬请尊便。你往西走去山西，可以；往南走到河南，请；走东南到山东，梁明心里乐呵。
随便你往哪走，那都是一路兵啊！真正的大军。
京津易主，得到消息的山西、山东、河南、盛京等省自然要提兵勤王救驾啊！盛京因为越南分舰队的骚袭，加上他本身也没太多的兵马，所以很轻松的被第三师一旅挡在了直隶外，连带着还捎上了热河方面的小股部队。（遵化镇方面的部队被乾隆调去了热河（今承德）。山西路难走，巡抚明兴调来的部队还在爬山呢！
而山东正被柴坤攻打，那里有分的出兵。至于河南，全省上下只有两万绿营兵，巡抚毕沅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啊。更可怜的是直隶总督刘峨，手头还抱着一万三千来人马，连上和乃那Ф嗖斜芙闱坑Ω蹲诺谌Χ玫墓セ鳌�
现在倒好，八九十万满人一股脑的涌了过来，这些个省府大员那个有胆不去管？如此一来，既消耗掉了他们大量的粮秣，也影响到了南面各省的战略筹备，还大大扩涨了中华的声望。试看如今的北方，又有几个人不知道中华二字的？
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
剩下的最后一个好处则是令梁明至今想起都感到匪夷所思的——满人闹内讧了。能在乾隆年间就找到“革命同志”？（注1）
这个是意外，真真的意外，梁明前先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事实摆在眼前，你相不相信都不可能。
当然了，这打横炮的满人是少之又少的，而且全都是下层贫民，真正的贫民。
在入主北京之后，梁明招来众臣商议驱满一事，大致方阵很快就定了下来。散了之后，汤心梓、魏成贯二人却再次入内求见。
听了二人的计划后，梁明差点都蹦了起来，“早满人做内应搞些事情出来？”这可能吗？
但事实就是事实，摆在他的面前，梁明只能选择相信！
这群满人人数不多，才了二十四个，将他们发展起来也不是北方处，而是清水教余后八卦教的分支——天理教。
天理教，这个名头很响亮（可不是小日本的那个邪教）。后世对清朝稍感兴趣的人夺回知道这个名字，嘉庆十八年（1813）爆发的“林清犯阙”可是大名鼎鼎，肘腋之变从未有之（现在故宫隆宗门匾额上还有当时“林清特种部队”留下的箭头。斩首战术、特种作战，大师级人物啊！）
嘉庆皇帝曾哀叹说：“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就是这个清水教的余脉，由乌三娘出面第一个搞定的教派，出乎众人的预料竟然在京师发展了二十四个教徒，那当真是了不得。
对于这件事，梁明是极为的好奇，心里直痒痒。听了汤心梓、魏成贯二人的介绍之后，梁明才发现，原来自己认为上下一体的满族，在滋养百年之后已经慢慢的分化了，他们再也不是没缝的铁蛋了。
八旗人丁只有当兵者领取粮饷，余丁耕种土地。百余年间，下层旗人地亩己典买殆尽，家口却不断繁衍。生齿日繁与收入日绌的矛盾造成了以“一分之产而养数倍之人”的状况，旗人的生活负担不能不随之加重。户部尚书梁诗正在奏疏中说：“百年休养，户口众多，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类皆仰食于官。”这是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