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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帝出征”失败后，于是南迁的提议又被提了出来。
李明睿告诉崇祯皇上。在赴京路上听说形势险恶，流寇已经逼近京畿，现在是危急存亡之秋，不可不从长计议。目前看来只有“南迁”才是唯一缓解当务之急的对策。
崇祯鉴于此前他的“南迁”之议胎死腹中的教训，对此比较慎重，敷衍地说：此事重大，不可轻易提出，不知道天意如何？
李明睿叹息一声说道：“天命难以预料，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况且形势到了危急关头，不能再拖拉因循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必须当机立断。”
崇祯四顾无人，向他吐露了内心的思虑：“朕有志于此已经很久了，没有人相帮，故而拖延至今。我同意你的意见，但外边大臣不服从，无可奈何。此事重大，请你保密，千万不可泄漏。”
崇祯向他细致地询问了“南迁”的具体事宜。
李明睿胸有成竹地说道：“朝廷在军队护送下，可以通过陆路、海路、运河南下。皇上须从小路轻车南行，二十天就可以抵达淮河。”
崇祯表示赞许，再次叮嘱此事不可泄漏。
李明睿见皇帝似乎有所考虑，请求皇上当机立断，离开北京，龙腾虎跃；困守危城，毫无益处。
午饭后，崇祯与李明睿的对话继续进行。晚饭以后，崇祯感到“南迁”还有不少问题要研究，再次破例，召见李明睿，两人促膝而谈，讨论“南迁”途中的粮饷接济、军队驻扎、动用内帑等具体事项。
谈话结束，李明睿出宫时，已是深夜二更时分了。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谈，时间是大年初三，人们还在忙于过年，崇祯却在考虑自己的退路——“南迁”。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南迁”似乎是摆脱困境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长江中游有左良玉十万大军，下游又有江北四镇的军队扼守长江天堑，南京比北京要安全得多，即使北方陷落，偏安于江南，还是有可能的。
问题在于“南迁”意味着放弃宗庙陵寝，难以启口，必须有内阁、六部的重臣出来力排众议，形成朝廷一致的共识。
遗憾的是那些大臣都怕承担骂名，不敢提倡“南迁”。正月初九，他向内阁六部大臣提出“朕愿督师”时，大臣们争先恐后表示愿意“代帝出征”没有一个人提到“南迁”。
然而形势越来越紧急。李自成进军山西后，发布声讨明朝的檄文，其中的警句——“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尽管李自成说“君非甚黯”——皇帝并不坏，崇祯还是颁布了一道“罪己诏”深刻地为国家危亡而检讨，一再声称都是朕的过错。他的本意是想凝聚日趋涣散的民心，挽狂澜于既倒。可惜的是，事已至此，空话已经于事无补了。
崇祯再次想到了“南迁”单独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向这位皇亲国戚征询救急对策。巩永固极力鼓动皇帝“南迁”如果困守京师，是坐以待毙。
不久，李明睿公开上疏，建议“南迁”。他说：如果皇帝“南迁”京营兵可以护驾，沿途还可以招募数十万士兵。山东的一些王府可以驻跸，凤阳的中都建筑也可以驻跸，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可以寄托大事，建立中兴大业。北京可以委托给魏藻德、方岳贡等内阁辅臣，辅导太子，料理善后事宜。
崇祯把他的奏疏交给内阁议论。内阁首辅陈演反对“南迁”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严厉谴责李明睿的“邪说”声色俱厉地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李明睿不服，极力为“南迁”声辩，援引宋室“南迁”后，国祚延续一百五十年的先例，反复论证，只有“南迁”才可以有中兴的希望。
崇祯对光时亨的意见很是反感，当面训斥他是出于“朋党”的意气用事，下达圣旨：“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态度虽然十分坚决，但是大臣们都缄口不言。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是支持李明睿的，他写给皇帝的秘密奏疏，提出折中方案，派遣太子“南迁”把南京作为陪都，留下一条退路，维系民众的希望。崇祯看了他的奏疏，赞叹不已，兴奋得绕着宫殿踱步，把奏折揉烂了还不放手。立即召见内阁首辅陈演，对他说：李邦华说得对！陈演是坚决反对“南迁”的，故意向外透露了这个消息，并且鼓动言官猛烈抨击“南迁”的主张。
崇祯感受到“南迁”的压力，立场发生微妙的变化，他再次召见内阁辅臣时，作出了和他的本意大相径庭的决定：死守北京。他的理由是：如果朕一人单独而去，宗庙社稷怎么办？陵寝怎么办？京师百万生灵怎么办？国君与社稷同生死，是道义的正统。
阁臣们建议，让太子“南迁”延续国祚。
崇祯反驳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无济于事，太子这样的哥儿孩子家，做得了什么事？先生们乘早研究战守的对策，其他的话不必再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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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五十章 大明忠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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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迁的提议又失败了，现在的崇祯皇帝已经陷入到了孤立无援，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做才好的地位之中。
流寇正在一步步的逼近京城。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指挥的流寇到达北京。
北京局势十万火急，急令驻宁远总兵平西伯吴三桂入援京师，吴三桂接令后，虽兵发京师，却是行动迟缓。
这时的吴三桂已经变得举足轻重。
崇祯目前可以期待的只有两支部队了，一支是宁远的吴三桂，一支是福建的丁云毅。福建离京城太远，况且丁云毅桀骜不驯，崇祯没有成功调动他的把握，于是只能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到了吴三桂的身上。
吴三桂三月七日接旨，三第五百五十章大明忠烈月十日放弃宁远，三月十六日到达山海关，对于一支军民搀杂的二十万人来说，这个速度不慢了。吴三桂是可以丢下百姓飞奔北京，可是李自成还没到北京，没有必要十万火急，但很快情况便不一样了。
十七日，李自成亲率大军环攻九门，京城攻防战正式爆发。
李自成攻北京始终都是一个天大的谜案。
流寇虽然一路斩将，也不过占了山西。明朝重京畿而轻外省，历来在北京集结重兵。三大营号称四十七万，虽然虚额很多，但半数应该有的。战斗力固然不强，可是满清兵多次兵临城下，京营也算得上久经战阵。北京的城防甚为坚固，多次外敌兵临城下都无法攻破。崇祯年间满清也多次打到北京，京营野战也许不济，守城起码能坚持数月，此外还有红衣大炮的帮助。流寇攻坚能力很差，一个宁武关就损失上万精锐，为什么攻北京如探囊取物？崇祯迟迟不南迁和命太子南下也不好解释，君王死社稷是壮烈，可是有哪一个愿意当亡国之君的。和其他朝代不同，明以南京为陪第五百五十章大明忠烈都，太子驻南京前朝也曾有过。
崇祯不至于昏庸到这种程度。
可以说崇祯在流寇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而且文武也有这个信心，否则早就四散逃亡了。
应该说崇祯在流寇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吴三桂不日即到，一旦流寇被困于坚城之下，各地的勤王兵马也会陆续开到。崇祯不需要长期守城，只要能坚持个把月就会转危为安。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自成兵临城下之际，派出太监杜勋为使与崇祯议和，开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眼看就要进城了，竟然开出这么优惠的条件？
而崇祯在社稷颠覆的时刻居然不应允。李自成已经占据了陕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张献忠等寇，甚至抵抗满清。
即便将来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丢掉到手的胜利。
但是这一切谜案却永远不会有谜底了
在崇祯发出“勤王令”后，吴三桂总算还是发兵勤王了，相比于其他将领好了不知多少。崇祯发出征召全国兵马“勤王”，却几乎无人响应。刘泽清谎报坠马，脚受伤，借故不奉诏。只有唐通部离北京近，率八千人马先到北京。这真是杯水车薪，怎能救得了明朝的危亡！
恐惧的气氛笼罩着京城，城外流寇攻城一声比一声更急，几乎所有的希望都已经失去了。
“勤王之师到哪里了？”一直到了最后，崇祯依旧没有放弃希望。
新任兵部尚书张缙彦长长叹息一声：“陛下，哪里有什么勤王之师啊！现在咱们京城，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啊！”
崇祯呆若木鸡，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半晌才长长叹息一声：“朕非亡国之君，但大臣却都是亡国之臣那！”
到了这个地步张缙彦也不在乎什么了：“陛下，城中三大营的人跑的跑，散的散，人心聚拢不起来了，现在咱们手里可用之兵只剩下四万了。偌大的北京城啊，这区区四万老弱残兵，根本守不过来，头上平均三个垛口，才能分派到一个士兵。除这四万老弱之外，还有宫中公公数千人协助守城，加一块儿也顶不了多大用。而且这帮老弱残兵长期欠饷，这回还是因为要他们拼命守城，才每人发了一百个钱，因为没人管饭，他们还得经常请假，跑到城下自己买烧饼充饥那。”
崇祯苦涩的笑了一下：“朕在位十七年了，十七年来，辽东和中原的战事，调兵措饷，实在是不得已的事。连年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