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河南同吴芝圃等谈话，在谈到商周史时说：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来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毛泽东又说：“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1969年8月庐山会议时，毛泽东找林彪个别谈话，用了论语一句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林彪听不懂，又不敢当面问，事后让叶群打电话到北京毛家湾让人查找此话之出处及含义后才明白意思是：纣王虽然不好，但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坏。
第4章 比干微子箕子国危道不行，死士胜谋生（）
比干商代贵族。纣王叔。封于比（今山东曲阜附近），任少师辅政。强谏被杀。
微子商代贵族。纣王庶兄，名启。受封于微（今山东梁山西南），谏纣王未果，出走。周灭商后，封于宋（今河南商邱）。
箕子商代贵族。纣王叔。封于箕（今山西太谷东北），因强谏为纣所囚。周灭商后被释放。
比干、微子和箕子是商纣王的三位大臣。千百年来，他们都被说成是有识见的长者，纣王就是因为一意孤行，不听取他们的良言忠告兵败身死灭国的。毛泽东早年是从封神演义知道这三个大臣的，但他并未停留在文化视角上，也没有受到史记和先秦典籍的影响，对这三个人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建国以后，毛泽东谈古说今，古为今用，几次说到过比干、微子和箕子。而最多就是比干，他对比干是肯定的。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倡敢想敢说敢做，要讲真话，不说假话。他说：“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真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这样的准备好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传说比干向纣王进谏，被挖了心，大概这个故事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翌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再次谈到要解放思想，公事公办怕什么时，就举了这个例：“比干不是挖了心吗？”1958年11月20日在武汉东湖与柯庆施等谈商纣王时，也说了“纣王宠妲己、剖比干心，这两件坏事”，“根本不听商朝大贵族微子、箕子和王子比干的反复进谏。结果，比干被杀，箕子被囚为奴，微子见势不妙逃走了。”
毛泽东对微子和箕子却持不同态度。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在河南郑州和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等谈话时谈到了商周史。他说：“商朝纣王亡了之后，微子被封为宋，就是现在的商丘。”“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又说纣王失败，“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如同毛泽东评述纣王，他对微子的评述也颇见新意。这虽是一家之见，但有利于拓展学术研究的思路。
第5章 周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文王商末周族领袖。姬姓，名昌。商封为西伯。以仁治国，周因之强盛，后形成商之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的格局。在位五十年。相传曾被商纣囚于茭里（今河南汤阴北），在狱中演周易，通天人之理。
1972年9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会见日本田中角荣首相，在轻松愉快的谈话中，毛泽东指着在旁的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说：“噢，此人是周朝人，是文王的后代。”周恩来说：“周文王姬姓，姓他（指姬鹏飞）的姓，不姓我的姓。”周文王姬昌，是周王朝奠基者，是上古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毛泽东在文章、谈话中多有提及，且常以他和其他被传统文化称道的圣贤相提并论。
1920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就发动湖南自治运动所写的“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一文中，以过去段祺瑞派乾州厅（湖南吉首）人傅良佐任湖南督军事为例，指出“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这样的治者，就是禹汤文武，我们都给他在反对之列”。（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23页）1926年5月，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运动，谈及“无人注意农民问题”时又说：中国农民运动，远自文武周公，以至现在之各学校，不过是研究如何发展农业，使农村资本化。
195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谈到土地改革运动时说：“分土地，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都是好事。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做。”1962年1月，在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引用了司马迁史记中提到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一例。即文王姬昌因触犯纣王被囚于羑里时，曾著述周易，穷探天人之理。他借此谈了对文王此事的看法，说：“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了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5页）
第6章 伯夷叔齐首阳山上孤魂在，不食周粟食周薇（）
伯夷叔齐商末孤竹国（今河北卢龙南）君的两子。不愿继位，出走，赴西岐（今陕西岐山）。阻周武王伐纣。商灭后，逃至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南），不食周粟。采薇度生。饿死。
伯夷、叔齐哥俩几千年来被儒家奉为圣人。他俩行为的特色，就是孔子所说的：温良恭俭让。
毛泽东在私塾读书时，从蒙学课本里，就已经知道他们的故事了；封神演义也有夷齐阻首阳山的章节，但清楚明白，却是在1915年二十二岁，自读曾国藩经史百家杂抄书中所选的史记伯夷列传之后。司马迁的神来之笔，把夷、齐两人写得栩栩如生。毛泽东又读了韩愈的伯夷颂。韩文对他俩也是恭敬如也。特别是赞首阳山的横道阻周武王伐商纣。但毛泽东对此颇不以为然。
1949年8月18日，共和国建立前夕，毛泽东为教育人们对美国别抱幻想，针对美国的白皮书，发表了以新华社评论名义的别了，司徒雷登，文中指出：“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1495—1496页）这里，毛泽东恰如其分地找伯夷、叔齐的例子，指出他们不分是非，阻兵首阳山的错误，但对他俩并无严斥痛骂，很注意分清敌我友界限。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参观曲阜孔庙，在孔庙主体建筑大成殿前，他对“大成”和供奉者作了解说。毛泽东说：“‘大成’是孟子对孔子的评价。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这里，孟子把孔子和几位先圣先贤进行比较，找出了‘圣’之所在。伯夷，因反对周武王消灭商王朝，逃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孟子谓其‘清者’。”（杨庆旺毛泽东指点江山第1162页）
第7章 周武王孟津会师，牧野鹰扬；励精图治，裂土封疆（）
周武王西周王朝建立者。周文王次子。名发。继位后承文王遗志于翌年伐纣，在孟津大会诸侯。公元前1046年出兵，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之战中大败商纣王，纣王自杀，商亡。建立西周，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
毛泽东有一次讲到工作方法时，引用了一句古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里的“文”是周文王；“武”，也就是他的儿子周武王姬发。毛泽东赞扬周武王。1958年11月，他在武汉东湖和柯庆施等座谈时，就提及“周文王、周武王励精图治、吸收商人文化，促进周族社会的发展，积极推翻商朝的统治”。周族本来是西岐小国，无足轻重，只是在文王、武王时期强大起来的。“励精图治”一语，是对他们很高的评价，也是对周武王继承文王事业的肯定。毛泽东说周武王很会用兵。1927年在井冈山时，一天有位团参谋长提出要出兵攻打敌人，毛泽东就说：诗经中有一首诗叫酌，讲“於铄王师，遵养时晦”。“遵养时晦”，就是在晦气不利之时，要晓得隐蔽，等待时机。“於铄王师”是称赞武王的军队强大。武王有劲旅，尚且不妄动，何况我们军队不强大又刚刚失利呢？周武王考虑也很缜密，当他继承“天下已有三分之二”的文王事业后，仍不忙于伐纣。还要做充分的准备。
1959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听取黄克诚、张经武等汇报后，谈起了武王伐纣。他说：武王到孟津去过两次，一次是公元前1029年，这是第一次去。各路诸侯齐聚孟津，商量伐纣，大家基本都同意。武王很能干，看到决战的条件不够成熟，虽然商纣内部腐败了，但还没有烂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