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
英约第九条，许英人持照往内地游历、通商。照由领事发给地方官盖印。《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京都不许通商。法约第七条，商人持执照可在各口往来，而不得在沿海沿江各埠，私买私卖，否则船货入官。
英约第十条，沿江自汉口以下，开放三口（后开汉口、九江、镇江）。第十一条，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五口。法第六条多淡水、江宁而无牛庄，然既均有最惠国条款，则此等异同，亦不足较也。
英约规定领事裁判权者，为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三条；法约为第二十八、第三十五、第三十九三条；美约为第十一、第二十七、第二十八三条。其词句互有异同，然既皆有最惠国条款，则此等同异，亦不足较矣。
英约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条，规定税则为值百抽五，又因前所定税则，物价低落，暗中加重，规定派员赴沪会议，以后满十年一改，惟须于六个月前知照，否则再行十年。法约第二十六条，规定七年一改。后在上海以另款改，与英同。
英约第二十八条，规定英商运货往来于内地及口岸之间，应输税项，总数由领事备文询问各关监督，关监督应即照复，彼此出示晓谕，英商愿在首经子口及海口，一次完纳者，应给票，以为不另征之据，其额为值百抽二有五。后来《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确定在首经子口及海口完纳，用照会将移文询问，照复出示办法撤销。
英约第五十条，规定中、英文字以英文为准，法约第三条规定以法文为准。英约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文不得称英为夷。
最惠国条款英约在五十四条，法约在第四十条，美约在第三十条，而法约第九，美约第六、第十四、第十五各条，亦有涉及。
英另立专条，订明中国偿英商亏200万，军费200万，由粤省督抚设措交清，乃还粤城。法补遗第四条，规定赔款及军费总额为200万两。
以上乃英、法咸丰八年（1858）条约也。上海所定《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除规定子口税外，又定洋『药』每百斤税30两，第九条所谓许英人持照往内地通商，第二十八条所定税法，均与洋『药』无涉，嗣后修改税则，亦不得按照别货完税（第五条）。又裁向来缴费每百两加一两二钱之倾镕费（所谓火耗也），并得邀英人帮办税务。按此项规定，盖为中国人不谙税法及海口事务而设。故其条文云：通商各口收税，如何严防偷漏，自应由中国设法办理，条约业已载明。又云任凭总理大臣（总理各国通商事宜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毋庸英官指荐干预。法、美二约皆同，亦非英人独有之权利也（第十条）。
咸丰十年（1860）英约续增九款，废八年（1858）约之专条，改商欠为200万，军费为600万，共800万两（第三条），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第四条，法约第七条），许华民出洋做工（第五条，法约第九条。此事至同治五年〈1866〉，恭亲王乃与英、法使臣订立章程），割九龙司（第六条）。法约亦改赔款为800万，以700万为军费，100万赔偿法人在粤损失（第四条）。
美约与英、法二约颇异。当咸丰八年（1858）谭廷襄奏陈美国所求条款时，奉谕添设贸易口岸，准于闽、粤两省酌添小口各一处，至于大臣驻扎京师，文移直达内阁礼部，赔偿焚劫船货等条，不能准行。桂良、花沙纳至津议约，美遂照此删改，故美约无赔款。第十四条订开广州、『潮』州、厦门、福州、台湾、宁波、上海、『潮』州，台湾即所谓酌添之小口。第四款规定驻使与内阁、两广、闽浙、两江督抚均属平行。而第五款规定，遇有要事，准到北京暂住，与内阁大学士或派出平行大宪酌议，但每年不得逾一次。到京后迅速定议，不得耽延，若系小事，不得因有此条，轻请到京。第四款又规定照会内阁文件，或交以上各督抚（两广、闽浙、两江）照例代送，或交提塘驿站赍递。清廷当日最忌外人进京，及与中枢直接交涉，故于此曾再三饬桂良等与英使磋议，欲令照美约办理。又九年（1859）许美使换约，谕云：换约本应回至上海，念其航海远来，特将和约用宝发交恒福，即在北塘海口，与该国使臣互换，以示怀柔远人，敦崇信义。则在津换约，尚出特许，而入京无论矣。十年（1860），英约第二款诏英使在何处居住一节，戊午年（1858）九月在沪会商所定之议，作为罢论。将来应否在京长住，抑或随时往来，仍照原约第三款明文，总候本国谕旨遵行。则当时在沪磋商，不为不力，然至此则皆成画饼矣。又法约第二款规定法使进京换约时，宜以优礼接待。则入京换约一节，前此竭力争持者，至此亦皆无效。美约第六条规定他国使臣驻京，美国即无庸更议，一律办理。第十四条规定他国条约更开他口，美人亦得居住贸易，则英、法以干戈得之者，美使并不费笔舌之争，而于暗中得之，相形之下，劳逸巧拙，可谓悬殊矣。中国当时甚以美国为恭顺，故八年（1858）条约第一条云，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盖以美为易与，而不知其所取权利却未尝后于他国也，亦可笑矣。
以上述英、法、美三约，其俄约则受损，尤属不可思议，于下章详之。
第9章 讲义（8）（）
第十四章中俄咸丰戊午、庚申两约
凡事不进则退，中国自尼布楚、恰克图两约订后，于边防之地，仍恝然置之，俄人则逐渐经营，此其所以卒有咸丰八年、十年（1858、1860）割地数百万方里之事也。当尼布楚、恰克图两约订时，俄人于东方情形，亦属茫昧。道光二十七年（1847），尼古拉一世以穆拉维约夫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使尼伯尔斯探察鄂霍次克海、堪察加半岛及黑龙江，始知库页之为岛。初，俄人以库页为半岛，则入黑龙江口，必航鄂霍次克海。鄂霍次克海冰冻之期甚长。今知库页为岛，则可航鞑靼海峡，鞑靼海峡不冰，且可容吃水十五英尺之汽船，则黑龙江之利益大矣。三十年（1850），俄遂定尼科来伊佛斯克为军港。咸丰二年（1852）占德克斯勒湾，遂占库页，而东北之危机至矣。
道光三十年（1850），俄人请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通商。理藩院议许伊犁、塔尔巴哈台，而拒喀什噶尔。文宗立，命伊犁将军萨迎阿与议，旋召入京，以奕山为将军（本参赞大臣）、布彦泰为参赞大臣（本塔尔巴哈台大臣）。八月，定“通商章程”十七条，两国贸易皆免税（第二条）；我由伊犁营务处派员，彼派匡苏勒管理（第三条）；俄商来者，清明后入卡，冬至停止（第八条）；居住之地，由我指定；入市，必持执照（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三条）；禁止赊欠（第十二条）。而严缉失物（第六条），交逃人之约（第十条），犹是乾隆以前之旧眼光也。
咸丰二年（1852），俄、土开战，英、法将援土。穆拉维约夫西归，见俄皇，极陈当占据黑龙江，于是决议与中国重行议界，而俄外务大臣尼塞劳原不以为然，乘穆拉维约夫卧病，致书中国请协定格尔必齐河上流界标。明年，吉林将军景淳奏闻，诏派员查办，于是吉、黑、库伦同时派员会勘，此时若能迅速定议，自是中国之利，而或以冰冻难行，或以期会相左，辗转经年，事迄不行，而俄与英、法开战，尼古拉畀穆拉维约夫以极东全权，得径与中国交涉矣。
于是穆拉维约夫致书中国『政府』，言为防守太平洋岸起见，由黑龙江运兵及饷，须与中国定界，请派员会议。使至恰克图，中国不许其入京。穆拉维约夫虑迟延，径航黑龙江，赴尼科来伊佛斯克等处布防。瑷珲副都统以其兵多不敢拒。咸丰五年（1855），穆拉维约夫与黑龙江委员台恒会，借口为防英、法计，黑龙江口与内地必须联络，请划江为界。台恒以咸丰三年（1853）萨那特来文示之，诏该文明认黑龙江左岸为我地，何得翻议。穆拉维约夫不能答，乃要求航行黑龙江，而境界诸缓议。时朝命景淳及黑龙江将军奕格、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照会俄人，言此次划界，止以未设界牌之地为限。会尼古拉一世卒，亚历山大二世立，俄外务部仍不以穆拉维约夫举动为然，穆拉维约夫乃再西归，觐见新皇，自请为中俄划界大使，代主东方之将，仍航行黑龙江，且在江左岸置戍，时咸丰六年（1856）四月间也。穆拉维约夫在俄都遂请合堪察加半岛、鄂霍次克海岸及黑龙江口之地，置东海滨省，江以外殆尽所占。朝廷但命景淳及黑龙江将军奕山据理折辩，并命理藩院行文萨那特衙门，请其查办而已。
咸丰七年（1857）七月，普提雅廷至天津，投文以划界为请，奉谕中俄接壤，惟乌特河一处未曾分界，从前委员会议，因该国持论未能公允，是以日久无成。今该使既系该国大臣，正可秉公查清界限，饬令折回黑龙江会办。未几，萨那特衙门来文，援恰克图约第九条，请仍令普提雅廷进京议事。廷议以所行条约，系指使臣到边界而言，并无进京明文，驳之。十二月，英、法犯广东，俄、美以调停为名，赴沪赴津，文书杂沓。理藩院行文萨那特衙门，令其毋庸干预，仍照前议，将乌特河地方会同勘定，江岸居人，速行撤去。又命普提雅廷回黑龙江，普提雅廷又投文声称实为英、法说合而来，请加沿海通商口岸。其勘界一事，穆拉维约夫已前往经理。奉旨该国既以界务为重，自应先办，其余通商各事，俟粤事了结，再行商议。八年（1858），英、法陷大沽，时局益亟。穆拉维约夫以兵万二千赴黑龙江口，使告奕山，将过瑷珲，可以就便开议。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