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克图之约，规定沙宾达巴哈以东之蒙俄疆界。至高宗乾隆二十至二十四年（1755—1759）平定准噶尔及回部，葱岭以西诸国，多来朝贡，而中国西北，与俄分界及藩封谁属之问题又生。俄人与中国之交涉，虽以政治问题为重，然通商方面亦非无关系，《尼布楚条约》定后，清圣祖尝许俄人三年一至北京贸易，人数以200，居留以80日为限，皆免税。此实后来中俄边界贸易百里内皆免税，及陆路通商减税之根源也。《恰克图条约》以恰克图及尼布楚为互市之地。乾隆二年（1737）高宗命停北京贸易，专在恰克图。盖欲加以封锁，然其源既开，其流即不可塞。故至五口通商之后，而此封锁卒又被突破焉。
山雨欲来风满楼，中西冲突之情势，酝酿复酝酿，而卒爆发中英鸦片战争之役，此役看似烧烟而起，实则通商上种种的症结，郁而必发，烧烟特其导火线耳。其结果，中国因兵力不敌，定海、宁波先陷，上海继之；英人复入长江，封锁镇江，『逼』迫江宁；清人不得已，于江宁议和，订立条约，（一）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二）英人得任意与华人交易，毋庸拘定额、设行商。（三）进出口税，则秉公议定。（四）中外官员来往体制平等。所以破英人在陆上无根据地，口岸任意开闭，税则繁苛，商人剥削，及官吏妄自尊大之习。又（五）割香港。（六）索偿烟价及商欠。因英人本有在中国缘海占一据点之议，而此二事，又为后此割地赔款之先河焉。
中英条约既立，法、美、瑞典继之。俄人要求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通商，中国许伊、塔两处，于道光三十年（1850）立约，而海口通商，则遭拒绝。《尼布楚条约》定时，俄人在东方之实力，不逮中国，此时则适得其反。俄王任穆拉维约夫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锐意经略，黑龙江外之地，殆悉为所占，并自由航行黑龙江（时俄外交大臣尼塞劳尝致书中国理藩院，请遣使勘定恰克图约中未定之界，中国数度遣使，卒未与俄外交部所派之使相遇，此亦外交上之失机也）。中国无如之何也。时英人在广东，锐意欲入省城，耆英以钦差大臣，在粤办理通商事宜，业已许之（时耆英与英人立约，许舟山群岛不割让他国，且许英人入城，而英人交还虎门炮台）。而粤民执乾隆时西洋商人不许入省城之谕以拒，且自办团练，以御英人，耆英知交涉难办谋内召。徐广缙、叶名琛为督抚，皆有虚骄之气，英人闯入省河，团练列两岸以拒，英人虑激成事端，遽退，广缙乘机与英人立《广东通商专约》，以不入城列入约中。事闻，朝旨大奖之，然此等不省外情，又无实力之交涉，卒不可持久。广缙去，名琛代为总督，以亚罗船事件与英人龃龉。时广西亦发生杀法教士事，俄美二国又欲改订商约。于是俄美遣使，英法派兵至广东。英法兵遂陷省城，执名琛而去，时文宗咸丰七年（1857）。四使北上，至江苏。时清人务避中央『政府』与外人直接交涉，命英、美、法使回广东，听候查办。而以俄事委黑龙江将军。四使不听，仍北上，朝廷不得已，遣使至天津，与之立约，是为咸丰八年（1858）之《天津条约》。明年，英法使臣来换约，清人方在大沽设防，命其改走北塘，不听，闯入大沽，为炮台守兵击退，狼狈走上海（美使后至，道走北塘，换约而去。然各约皆有最惠国条款，故英法约后，所有权利，美人仍得享之也）。朝命废约重议。又明年，英法兵遂陷北京，文宗先已走热河，其弟恭亲王奕囗留守，以俄使居间，与英法别立《北京条约》，承认《天津条约》，又有增加，凡（一）领事裁判。（二）关税协定。（三）内地（1）游历，（2）通商。（四）传教。（五）各国遣使。（六）最惠国条款，均于此两约中确定。此两约为前此诸条约之整理，而又有增加，后此中国与西洋各国所订之条约，悉以此为蓝本，故中国与西洋初期之交涉，实至此订立如许不平等条约而告一段落。
俄国《津约》亦许（一）海口通商。（二）传教。（三）又许自北京至恰克图之公文，由台站行走，于是北方之藩篱突破矣。（四）又许查勘边界，因此乃有（1）是年之《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而以乌苏里江之东为两国共管之地。（2）十年（1860）中俄《北京条约》，则1并割乌苏里江以东，2又许（a）于库伦设领。（b）自恰克图至京，经过库伦张家口，零星货物，亦许销售。（c）又开喀什噶尔。（d）自沙宾达巴哈以西之界，规定大概，以俟测勘。其后同治三年（1864）乃本此而立界约，（a）科布多，（b）乌里雅苏台，（c）塔尔巴哈台所属，均会勘完竣，立有界牌。（d）惟伊犁所属，因回变未克完竣，遂酿成俄人占据伊犁后之交涉。
第三章鸦片战争前之国内情形
中国既遭遇旷古未有之变局，是时之情形如何，自应加以检讨，今分社会及政治两方面述之。
第41章 中国近百年史概说（2）（）
社会方面：（一）中国人对外之观念，本属宽大。《尚书大传》述越裳氏来朝，周公谓政教不加，君子不受其贡贽，此为古代之见解。降及汉代，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萧望之不欲其受臣礼，犹沿此等见解之旧。自五胡『乱』华，中国人颇受其压迫，对外之观念稍变。辽金侵入，汉人之受压迫弥深，见解之变亦弥甚，遂有所谓尊王攘夷之说（尊王攘夷之观念，发生于北宋之世，实晚唐时裂冠毁冕之反响，亦沙陀、契丹等侵入，有以激之使然也，至南宋而此观念益形发达。胡安国之《春秋传》，可以为其代表）。对外之观念，浸流于偏狭。（二）且民族主义，须有智识以行之（民族主义，推至极端，实有弊害，唯有能受理『性』之支配，方可收其利而不受其害）。而宋学末流入于空疏，加以科举之流毒，空疏更甚，遂至于外情茫无所知，而一味盲目排斥，几与愚民无异。（1）且如古代交通不便，各地方之风俗亦不同，以君主一人之野心，劳民伤财，妄事开拓，实无益而有损，故以勤远略为戒。然后世1防御，2防御『性』质之攻战及要点之据守，则迥非其伦矣。乃至清代，西人东来后，有以讲究边防，研求外情之说进者，迂儒犹以为勤远略而反对之。（2）又如古代工业，墨守成规，而其时社会，严禁奢侈，故有作奇技『淫』巧以疑众者杀之说。欧西机械，或益民用，或资国防，迥非其伦，乃亦以为奇技『淫』巧而妄加反对。此等锢蔽之见解，深入其心，加以1外力之压迫，2宗教之畏恶，动于感情，劫于群众，其见解之牢不可破也遂弥甚。士人如此，愚民受其诱导，其盲目自更不待言矣，遂致新机之启辟甚难，仇外之风『潮』屡起。
政治方面，则以概沿闭关时代之旧，于竞争极不适宜。其最甚者，（一）行政机关组织之不善，盖自贵族阶级崩溃以后，官僚代之而居治者之位置，凡阶级之『性』质，恒欲剥削他阶级以自利，君主之责任，则在调和两者之间，而求其平衡，故为治最要之义，在能监督官吏，不使虐民太甚，政治遂偏向此路发达。治官之官日多，治民之官日少，夫无治民之官，则无治事之官，而百事皆废矣。况于真正办事者，尚非官吏，而实为人民自己。近代亲民之官，必称州县（州指散州言），实即古代之国君，仅能指挥监督，而不能真办事，何者，势有不及，力亦不逮也。真办事者，实惟县以下之自治职，而（1）官吏每向此等人压迫，以图自利。（2）又平民生活，极为痛苦，其狡猾者，乃与官僚阶级相结托，以鱼肉平民。于是地方自治之职，本古士大夫之流，日受压迫，沦于厮养，自治之权，渐入土豪劣绅之手，凡有兴作，无不诒害于民，言治者遂以清静不扰为惟一方术，浸至百事皆废，其或迫于时势，必须有所举办，亦皆有名无实，所谓纸面上有，实际则无也。1政治组织机关之坏，至清代而达于极点，因（a）督抚，（b）藩臬，（c）自藩臬分出之道，（d）府直隶州厅，（e）县及散州厅，实际乃有五级，抑压甚而展布难，亲民之官，即使按法奉事上司，已觉不逮，况乎非法之伺应而婪索多耶？2又清代政治偏于安静，不肯擢用奇才异能及年少有为之士，而专以例督责其下此由鉴于明代之弊而然。例非吏不能悉，遂至大权『操』于胥吏之手，而欲有所兴作益难。（二）至于为官吏之人，则以正途为尚。（1）明清两代，所谓正途者，率由科举出身，科举本属良法，惟在唐宋时代，已不能尽切于实用，至明清又将前此之分科，悉并为一，事实上科举已非普通人所能应，乃不得不放弃一切，而只看几篇四书文，而其所谓四书文者，又别成为一种奇异而不合理之体制。即四书亦不必真通，而其体制，却颇足消磨精力，士人遂致一物不知。（2）清代又因筹款屡次开捐，末年更裁减其价，以广招徕，于是仕途之流品益杂。其知识及道德水准，较之正途出身者，更形低下，末年官方之大坏，职出之由。（三）以兵力论，则（1）中国承平时代，只可谓之无兵，何者？凡事必有用，人乃能聚精会神以赴之。若其为用渺不可知其在何时，未有不以怠玩出之，而浸至于腐败者也。此为心理作用，受时势之支配，无可如何之事。历代注重军政，若宋明之世者，其兵力虽云腐败，兵额尚能勉强维持。清代则文恬武嬉，兵额多缺，而为武员侵蚀其饷。存者亦不『操』练，一以武员之怠荒，一以兵饷太薄，为兵者不得不兼营他业以自治，更无『操』练之余暇也。（2）近代火器发明，实非人力所能敌，亦为兵事上一大变。（四）兵事如此，（1）边防自更废弛，（2）对于藩属之控制，亦自更粗疏矣。（五）又中国近代，富力与西洋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