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以此攻诸侯，诸侯亦以此拒秦。必封锁之，世界乃可无俄患。今中日之战，容俄干与朝鲜、辽东之事，则此藩篱撤矣。影响所及，虽美国或且因太平洋之风云，不能保守其门罗主义之旧，安稳独立于西半球；况欧亚诸国，与俄邻近者乎？”此两论刊于乙未（1895）及丁酉（1897）之《时务报》。一时士林传诵，对俄皆觉其惴惴。至日俄战时，此等见解，犹尚未变。以为日虽可惮，终不若俄，我可先击却其最强者，然后徐图其次强者也。此亦冀日人战胜之一因也（当日俄战前，以俄人为不足畏者，惟一严复而已。以当时之人，真知世界情形者甚少，大抵以旧时读史眼光，推测今日事也）。
日俄战前，俄人之所攘夺者，我之权利也。“我纵不能独力御之。然当日俄战时，我以攘斥俄人故，而加入日方。既可表示我非蓄缩受侮者流；而日若胜俄，我国亦不致全受日人之指使；若日为俄败，则我即不加入，东三省亦必非我有也。”此等议论，在当日亦有少数人主张之。然其不能成为事实，则初无待事后而始知。何也？我国之『政府』，久无实力，焉能为此一鸣惊人之举？至民间之议论，非不虎虎有生气。然亦处士之大言而已。使任规划，即未必有具体之方案。况即有方案，而当时舆论，势力极薄，亦必不动『政府』之听乎！不宁惟是，我国之外交，处于受动之地位久矣；庚子以后尤甚。苟欲与俄开战，岂能无与他国协商。而当时我国之情形何如乎？以日本言，多一助战之国，似当为其所欢迎。然此特全不知世事之说耳。作战须有作战之实力；当时我之兵力，能助日者几何？至粮食物品之资助，则彼既入我境，固可自由征发矣。一经共同作战，则停战讲和，皆须以两国之同意为之，是日受我牵制而不得自由也。中为俄弱旧矣！沿边数千里，处处可以侵入；海疆数千里，亦处处可以攻击；是无端将战线扩张万余里也。日将分兵助我邪？姑无论无此情理；即彼愿为之，亦势所不及。我无日本为助，则势必败。我败，日即胜，亦变为半胜而非全胜；况乎既曰共同作战，终不能不稍分其力以顾我；则备多而力分；日人本可『操』胜算者，至此亦将不可保乎？种族之同异，虽非是时国交离合之主因；然感情因此而分厚薄，则终不能免。中日联合以战俄，难保不引起黄人联合以战白人之感想。日人是时，方亟求世界之同情，尤非其所敢出也。职是故，当时不愿我加入者，实以日人为最。至于欧美诸国，虽无此等关系，然其所求于我者，赔款耳，通商之利益耳。战事既兴，我财政必竭蹶，赔款或致不能照付。又我加入，则战争之范围扩大，商务必致大为减『色』。对俄宣战，固与一概之排外不同。然外人不知我内情，又虑因此而引起我国之盲目地排外；于彼之生命财产皆有妨碍。此其所以亦不愿我加入也。内政及外交上，当时之情势如此。
于是日本公使内田康哉，首先向我国劝告：“于日俄战时，守局外中立之例。”又通牒英、美、德、法、奥、意，要求其保证俄国不破坏中国之中立。各国皆赞同之。我遂于光绪三十年正月二日1904年3月13日，向日、俄两国，发出如下之文书：
日俄失和，朝廷均以友邦之故，特重邦交，奉上谕守局外中立之例。所议办理方法，已通饬各省，使之一律遵守。且严命各处地方，监视一切，使保护商民教徒。盛京及兴京，因为陵寝、宫阙所在之地，责成该将军严重守护。东三省所在之城池、官衙、民命、财产，两国均不得损伤。原有之中国军队，彼此不相侵犯。辽河以西，凡俄兵撤退之地，由北洋大臣派兵驻扎。各省边境及外蒙古，均照局外中立之例办理。不使两国军队，稍为侵越。如有闯入界内者，中国自当竭力拦阻，不得视为有乖平和。但满洲外国驻扎军队，尚未撤退各地方，中国因力所不及，恐难实行局外中立之例。然东三省疆土权利，两国无论孰胜孰败，仍归中国自主，不得占据。
两国皆覆牒承认。美国又向日俄两国劝告：“划定交战之地，不侵犯满洲行政。”于是三国公认交战之地限于辽河以东，以其西为中立区域。
当国际法未发达时，学者之论，有所谓完全中立、不完全中立者。今则无复此说。既为中立，即须完全。而中立条件中，“不以土地供给两交战国之利用”，实其尤要者也。今也，日俄两国之作战，皆在我国之地，则我国果得谓之中立矣乎？或引英国国际学者之说，谓“弱小中立国之地，时亦有为交战国所占据者。如英俄开战，丹麦中立。英俄或占据其土地，以资利用，丹麦固无可如何。以其无维持中立之实力也”。然彼乃事后之占据，此则划定于事先；彼之占据，纯出强力；我之划地，则由自认，实不得援以为例也。无已，则曰：“彼之据我土地而作战，实为我所无可如何；而我对于两国，实未尝有偏袒一国之意思。”以是为中立云尔。虽然，此实为后来开一恶例。日攻青岛之役，即其显著者也。
战事既起，我国沿交战区域之地，屯兵以防两国之侵入。两国侵轶之事，虽时或不免（以俄人为多），幸未有大问题发生。及俄人反攻辽阳失败后，出奇兵自辽西中立地侵日。我国不能御。遂以自沟邦子至新民屯之铁道，为中立地与交战地之界。
至于两国战时，或征发我国人民，使服劳役；或则征收其器物，此为无可如何之事。我国民且因此受有损失，外人断不得指此为破坏中立而责我也。当我国宣告中立时，日外部之覆文云：
除俄占领地方之外，日本当与俄国出同样之举措，以尊重贵国之中立。帝国与俄国，以干戈相见，本非出于侵略。若当战局告终，牺牲贵国，借以获得领土，殊非帝国本意。至在贵国领域中，兵马冲要之区，临时有所措置，则一以军事上必要之原因，非敢有损于贵国之主权也。
此所谓无损我国之主权者，衡以纯正之法理，疑问自然甚多。然既许他人作战于我土地，事实上即无可如何。要之许他人作战于我土地，终不免在国际法上，开一极恶之先例耳。
日俄之胜负，既已判明，交战之事实，遂成过去。我国所当汲汲者，则日俄战后，我国当如何措置应付之问题耳。当时国内有力之舆论，凡得三说：
（一）谓日俄战事将毕时，我国宜乘机将《中俄条约》宣告废弃。同时与英交涉，将威海卫收回。俄既战败，其在满洲之权利，终已不能维持，与其转移于日，毋宁交还于中。英据威海，本以防俄旅顺。旅顺既由我收回，威海之占据，即失其目的。况当时威海租借之约，本云与旅顺借约年限相同。在法理上，英实无以为难也。日英方睦，庸不免于联合把持。然俄人嫉妒日英之心，未尝不可利用。至于日本，牺牲数十万人之生命，十余万万之金钱，诚不能令其一无所获。然当由我自主，就无损主权之范围内，与以相当之权利。不可太阿倒持，由彼为政也。此主以机速之外交手段谋解决者。
第65章 日俄战争（10）（）
（二）为中国速与日本交涉之说。此说谓满洲之地，既由日人夺之于俄，断不能无条件还我。既曰有条件，与其俟彼提出，或竟由彼与俄处分，尚不如由我提出之为得。彼之所愿欲，无损于我者，不妨开诚布公，与之协商。与之争持于前，而仍不免放弃于后，尚不如自始即开诚布公之为得也。此主以光明正大之外交手段谋解决者（主此说者，多欲援中俄伊犁交涉为前例）。
（三）则欲以满洲为一立宪王国，由中国之皇帝兼王之，如奥、匈、瑞、挪之例。此说实受外论之影响。当时外论，有欲以满洲为永世中立地者。“盖满洲之地，利权无限；我国既不能自保，又不克以独力开发，则终不免于各国之攘夺。而以满洲地域之广大，种族之错杂，各种问题之纠纷，设使一听各国自由竞争于其间，将不免成为远东之巴尔干半岛。莫如先由有关系之国，以条约明确保障，使为永世中立之地，庶可化干戈为玉帛也。”外人之论如此。我国人士，采择其意。又以（1）满洲之形势，本可独成一区，欲使之独立发达。（2）我国是时，立宪之论方盛。全国同时举办，势或有所为难，清朝又不免于深闭而固拒。欲先推行之于满洲，观其利弊，而中原可资为借鉴；且先推行之于清朝之故乡，亦可以减少满人之阻力也。此说谋在内政上为一大改革，而在外交上，兼可博得国际之同情，以阻一二国鲸吞蚕食之志者。
以上三说，各有理由。当时『政府』而有精神，外交而有手段，固亦未尝不可采用。然尸居余气之满洲『政府』，则何足以语此？亦惟束手以待人之处分而已。迨日俄之和议既开，而外人处分我之时期乃至。
日俄议和时，我国曾以公文照会两国，谓“和约条件，有涉及中国者，非得中国之承认，不能有效”云。日本报纸，颇议我为好强硬之言；又责我不知彼之好意。我国报纸，则反唇讥之曰：“我国之权利，皆以软弱而丧失；驯致贻友邦之忧。苟使事事皆守强硬之宗旨，非以赤血、黑铁来者，必不放弃，则所丧失之权利，必不致如今日之多；贻友邦之忧，亦不必如今日之甚也。”又曰：“涉及我之条件，当得我之承认，非关好意恶意也。假使日本今日，以好意割让东京于我，不得我之承认，能有效乎？”此等议论，非不言语妙天下，然空言抗议，究何裨于实事哉？日俄条约既成，小村全权，乃更来我国。以十一月二十六日（阳历12月10日）与我订结《满洲善后协约》如下：
中国『政府』承认日俄讲和条约第五条、第六条俄国让与日本各项。
日本『政府』，承认遵行中俄两国缔结之租借地及筑造铁路诸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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