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全本阅读-第27节-木小说

　　同样，今天的我们在批评日本军国主义的死不悔改时，也应更多地了解日本社会和广大人民的真实情况，我们在强调日本遗忘历史时，也应努力去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不错，日本是一个背负战争罪恶的国家，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日本还是一个奇迹般进行了自我革新的国家，在这种革新过程中，他们又深陷传统的束缚之中，他们在一方面表现出众，在另一方面又如此令人失望：他们有一个可以创造神话的政府，也有一个*、绝望的体制；他们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司，却发现这些公司与银行高达20％的坏账联系紧密；他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群，但其中的大多数却感到深深的压抑与迷惘；他们在经济上影响巨大，却不得不忍受政治上的侏儒感；他们看似生活在一个*政体，却远未培养出*精神……总之，现在的日本并未比1944年的日本更易理解，而对于常常拥有类似复杂感的中国而言，日本比美国或欧洲更能充当正负两面的教材，她们之间深埋的血缘关系确保了这种参照系的价值。
　　150年的比邻竞争
　　毛泽东与蒋介石于1945年展开和谈时，日本几乎是一片刻废墟；毛泽东1972年接见田中角荣时，后者在前者面前就像一名笨拙的小学生，但他领导的国家却在1968年成为仅次于美苏的第三经济大国；当*与福田赳夫在1978年会面时，正准备领导中国进行第二次革命的*说：“中国必须承认自己落后，不是美人就不要硬说自己是美人。在科学技术和经营方面，我们需要很好地向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学习。”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长远，在过去的150年中，中国与日本几乎同时展开了现代化之旅：明治维新开始的时间，也是李鸿章洋务运动的时刻，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创造经济奇迹的历程，也正像我们在*十年代的改革旅途……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这两个国家都在痛苦中寻求现代化之路。在更纵深的视角中，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日本仍刻有明治维新的烙印：他们试图学习一种全新的制度，他们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却发现在一些最基础的问题上，他们面临着不同价值观的剧烈冲突。他们无法摆脱过去，更无法移植一个全新的未来，却在此过程中创造了一种自己还无法适应的新事物。小泉纯一郎拥有乔治·Ｗ·布什与托尼·布莱尔都深深羡慕的民意支持率，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在面对体制时寸步难行。分析家斯蒂芬·丘吉（Stephen　Church）认为，日本政治是由一种体制来控制的，这个体制迷恋于寻租与自我保存，政治领导人沦为调停者与平衡者，保持现状而非改革才是利益最大化的关键，“日本式极权主义的特点是，没有一个明显的老大哥。而结构本身充当老大哥，这使得体制变革极度困难。”当然，或许更为本质的原因是，日本人在内心深处并不期待剧烈的变革，他们享受着人均3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失业率比从前高，却仍比一般发达国家低，过去的两代人将全部精力都花在如何使日本富强上，现在他们可以多去打打高尔夫球或是郊游。　。。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4）
尽管越来越多的分析家如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特·瓦尔特一样声称对日本放弃希望，但低估日本自我变革的能力却是可笑的。尤其是一些不知深浅的观察者，他们根本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日本的1/30。而当中国的改革继续深入时，我们会发现，日本出现的问题，我们更早就已出现。在商业领域，日本的力量仍值得敬畏，迈克尔·波特在2000年出版的《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中嘲笑了那些批评日本的流行观念，他相信日本经济尽管面临着金融危机、人口老化、管理失效、政治停滞等诸多问题，但日本仍创造了在某种程度上更优越的资本主义形式，它的管理经验并非一钱不值，而通产省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借鉴意义，教育系统、组织中的高忠诚度、慷慨的基础研究经费与更长远的企业眼光，将可能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帮助日本。而卡洛斯·戈恩拯救日产公司的事例无疑说明了日本企业的自我更新能力，这位出生于巴西、受教育于欧洲的外国人，成功地在一家纯正的日本公司实行了国际通用的管理标准，结果，他拯救了该公司，而日本人则像欢迎中田英寿一样欢迎了他。
　　中日都面临观念的变革
　　一些模拟看似遥远甚至生硬，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人们常常将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比作法国与德国的关系：他们都有着漫长而辛酸的战争历史，前者都曾有被后者侵略的经历，前者时刻警惕后者的崛起。1992年德国统一的事实令法国人备感不安，但事实是，德国在战后让人满意地遵守了承诺，经济实力的增强，并未导致军国主义的复苏，在过去的几年中，她对于国际安全事务的参与也并未引起多大的争议，因为它极有分寸地遵守了游戏规则。当然，无论如何，日本人要承认，在面对历史问题上，他们缺乏德国人的诚恳，比起德国总理的公开道歉，他们却选择参拜战犯。
　　就像分析家几近一致同意的，在可见的未来，中、美、日的三角关系仍主导着东亚的格局。当中、日直接面对时，它们无法进行交流，而没有美日的安全同盟，日本则缺乏基本的对话能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兰普顿将1972~1989年视作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他们对彼此都颇具好感，日本人通过大量的援助来帮助中国发展，我们得承认，除了利益需要和某种负罪心理，这其中包含着友谊成分，类似情况在历史中并非没有出现过（1898~1907年）。整个90年代，这三角关系进入颠簸状态，如上文所说，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横在中日两国间，同时，日本感受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中国威胁”，它无法预测一个经济急速上升、军事日益现代化、近在咫尺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政治上的紧张感加剧了两国人民间彼此的不信任与误解。大卫·兰普顿相信历史需要两国富有远见的领导人能用更长远的眼光来建立新的中日关系。毛泽东与田中角荣曾取得过这种成功。
　　对于中日两国而言，都面临一场观念的变革，它是未来的政治外交关系变革的基础。我们甚至可以将最敏感的问题暂时冷冻起来，平静下来思考更长远的未来，只要日本岛并非如科学小说描述的那样沉没，我们就必须仍以邻居的方式共存。当两国思考问题的视野更开阔时，看似敏感的话题就会转为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　。　想看书来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5）
对中国而言，另一个模拟美丽、值得期待，却缺乏可信度。2002年5月13日的《新闻周刊》将未来的日本比作亚洲的瑞士——富裕、舒适，在政治上却无足轻重。还有一些人将之视作上个世纪初的阿根廷，它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之一，是休闲与养老之地。这些猜想和认为日本将立刻成为军事大国、侵略他人的猜想同样荒谬，日本的固有精神很难使他们成为瑞士人或阿根廷人，就像本尼迪克特所说，他们喜欢菊，又衷情于刀。过分夸张任何一点，都会使我们认不清日本的本来面目。
　　有一点我得承认，无论我们多么喜欢理想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我们的历史仍主要是由现实主义精神驱动，即我们在渴望有利的外界环境同时，更要注重自身力量的强大。只是，日渐全球化的世界与昨日世界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世界并非零和游戏，邻居的繁荣并不意味着自己必须贫困，我们通过共同创造更多的财富来分享更多，这也是一次观念的变革。正因如此，日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无可取代、贴近性极强的参照系，它的成功可以激励我们取得类似的成就，而它的失败也在提醒我们如何及早绕开障碍物，它的无能则提醒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挑战……傅高义在2000年出版的《日本仍是第一》中说，有三个因素在日本的转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1。　政治领袖赢得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即日本必须变革；2。　改革教育系统，尤其是高等教育系统，使之能培养更会独立思考和更有创造性的学生；3。　在国际舞台上以更开放、更富正面意义的姿态示人。难道这些建议与我们绝对无关吗？
　　已经变化了的日本
　　“不，银行体系已不那么重要。”青木昌彦说话的口气，仿佛他仍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令他着迷的是日本新的Cool文化产业——动画、漫画、图像、美食、娱乐、时装……这些正迅速入侵美国、欧洲与亚洲市场，这些软产品的出口量在过去10年内翻了3番，其出口额如今甚至超过了整个日本汽车工业的出口规模，是钢铁出口的5倍。
　　“我不认为存在失落的十年”，青木昌彦说到这位63岁的斯坦福大学教授、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拥有一副可以称得上英俊的面孔，富有性格的满头银发与他的灿烂微笑同样个性鲜明，令人过目难忘。有关过去10年间日本社会的分析文章充斥着全世界的媒体，20世纪80年代日本奇迹所赢得的尊敬已几乎完全被嘲笑与指责所替代。那些曾经令全球效仿的日本竞争优势，今天却成为日本停滞不前的主要障碍。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受到否定，日本式管理则成为僵化与缺乏活力的代名词。由政客、官僚与利益集团构成的铁三角，阻碍了改革的可能性，日本的银行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但在青木的眼中，只将目光放在这个“旧日本”上的分析方法，或许正确但却片面，它未能看到过去10年中新力量在日本的成长。身为全球最重要的比较制度研究的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不仅广泛地研究了世界各种政治、社会制度与经济成长间的关系，还亲身体验了过去50年间日本的兴起与停滞。在其两年前出版的《比较制度分析》中，�

《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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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 第27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