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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仍只是世界舞台上一个并不起眼的角色，尽管心有不甘，它仍几乎就是英国的附庸。美国的缔造者们是一群世界主义者，托马斯·杰斐逊热衷于法国的生活，而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美国几乎是依靠阅读英国文学为生，他们最杰出的作家华盛顿·欧文因为赢得了欧洲同行的敬意才在国内大放异彩。但是，法国人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这个充满乐观、略显粗俗的国家具有一种罕见的创造性，他们将热情投放在商业活动与发明创新上。对于自己制度的自豪甚至自大感与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他们乐于将自己的理想与别人分享，并常常一相情愿地认定对方会接受。
中国没有区分美国与欧洲列强的差异，他们都是洋人。尽管前者具有强烈的传道热情，上海的美国商人大谈通商对人类的好处，传教士则说如何将异教徒从罪孽中拯救出来，当他们发现只有更直接的帮助才能吸引中国人时，教会开办了医院。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说，美国人潜意识中觉得既然英国已经主宰了印度，中国则是最后一个庞大而值得拯救的地区。
“洋务运动”像浮在中国社会表面的一层膜，它脆弱而缺乏力量，与普通中国人毫无关系。一位士大夫的极端言论在官员与民众中间都颇有号召力：“宁愿看到民族灭亡，也不愿看到生活方式改变。”
广东青年容闳比李鸿章、严复甚至康、梁更有力地表现出中国必须面临的变革。后者将西方文明理解成富国强兵的技术手段，而容闳，这位1854年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却在这里呼吸到截然不同的空气。他称，在耶鲁所受的教育向他展示了“被愚昧蒙上了眼睛的人绝不可能看到的责任”。他相信，“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可以获得新生，变得开明强大”。直到1872年，容闳才有机会实现他的梦想，120名穿长袍的中国孩子被派遣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这次伟大却迅速夭折的实验，表明中国青年游刃有余地接受了美国生活，他们藏起了自己的辫子，在橄榄球比赛中活力四射，比美国男孩更容易获得姑娘们的青睐……
而此时的美国，经历了南北战争，铁路贯穿了东西大陆，持续不断的物质增长正激活他们扩张的欲望。他们已买下英国人、法国人掌握的土地，用武力占领了墨西哥。当僵化的慈禧太后与脆弱的光绪帝代表着中国的最高权威时，西奥多·罗斯福则是美国的典型形象——野心勃勃、气质豪迈且粗野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2）
幼童的悲剧
在1872年至1875年间，120名9至15岁的中国少年分四批被送往美国，按照派遣他们的李鸿章的期待，他们将在这里学习语言与技术，并最终进入军事学校，以便将强兵之道带回中国。他们还被要求在漫长的学习期间，保持中国文化的传统，在目睹火车、电报、*这些新事物的同时，恪守三纲五常的中国内心。
来自有着5 000年历史的中央帝国的十几岁的少年，与不过100岁的年轻国家的相逢，最终通向了一个令所有人惊叹的方向。在有关人类命运的描述中，没有比描绘青年人的成长、变化更令人怦然心动的题材。年轻的生命睁开双眼，努力捕捉世界每一点细微的变化，并迅速而深刻地被新环境重新塑造。一群幼童，在一片迷惘中来到一个他们从未听说的国家，置身于一个与童年记忆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短短几年内，他们几乎成长为与生养他们的国家毫不相关的一代人。
的确，在那一群幼童中，詹天佑、唐绍仪等出类拔萃之辈，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们引进了铁路、电报、海军与现代外交。后来的研究者可以在洋务运动之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与这些留学归国幼童间建立联系。于是，我们看到在甲午战争变成了中日两国留学生的战斗，是一场哈佛、MIT、普林斯顿的同学们彼此间的较量。
“我从没见过有那么高的摩天大楼……这里有煤气，有自来水，有电铃，还有一种‘升降梯’……”一位叫李恩富的幼童在后来的*中写道。他还就第一次见到的铁轨评论说：“我实在不明白，什么样的车可以在上面行走，而且据说是被‘火’推着。”接下来的冒险似乎更有趣。在那些与私塾迥异的学校里，他们拥有了自己的绰号——“老犹太人”、“小旋风杰克”或是“比目鱼”，他们脱去了锦缎小袍，剪掉辫子，穿上运动装，打橄榄球，骑自行车，打猎，野营，与那些金发碧眼的姑娘们跳舞，他们还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吻……他们的表现是如此出色，在他们中一位叫钟文耀的帮助耶鲁大学的赛艇队连续两年战胜了哈佛，在毕业典礼的表演节目单上，他们占去了7个节目中的4个，他们还令人嫉妒地、轻易地赢取 了姑娘们的芳心。所以，当他们最终不得不回国时，为他们送行的美国人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不少人戴着眼镜，悠闲雅致的神情就像当地的新英格兰人”。
流传至今的两张反差极大的照片，为幼童的命运改造提供了再恰当不过的隐喻，它明确无误地显示出历史的可能性：第一张照片摄自6位少年刚刚到达旧金山时，他们头戴瓜皮帽，宽大中式的长裤长褂使他们的身形显得极度瘦弱，他们表情呆滞，却又过分老成；几年后，这其中的4个人加上另一个人，除去西装所带来的着装的改变，他们的表情令人惊叹，这些少年英气勃发，双目炯炯有神，自信而坚定。
如果10年时间足以重新塑造一个群体，那么对于更为辽阔的中国而言，这种可能性也同样存在。事实上，作为中国参照坐标的日本，就成功地做到了。在明治所代表的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舰队面前屈辱的国家，就变成了西方之外最强大的新兴权力中心。
但历史的悲剧性正在于此，你明明看到了未来，却不得不由于难以驾驭的力量，而滑向了相反的方向。这群被紧急召回的幼童在整个成年的岁月中，又回到令人窒息的环境。就像刚刚到达美国时，旧金山给他们带来的震惊一样，当他们回到上海时，他们被更大的震惊所俘虏。没有他们假想中的微笑的人群与亲人，一位陆姓的迎接者用独轮车来接他们，于是他们异国的装束与神情，暴露在嘲笑的人群中，而且时间漫长。在未来的岁月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依靠与众不同的教育获得了超然的成就，他们成为了中国铁路、电报、矿山的开创者，成为了民国总理，李鸿章与袁世凯的幕僚或是孙中山的支持者。而另一些人则被迅速遗忘，一些人在战争中悄无声息地死去，惟一相同的是，由于共同的奇特背景，那10年境外成长的经验，将他们塑造成中国社会的局外人，在从北京到香港的广阔的空间，从1881年到20世纪40年代的漫长岁月中，他们几乎再也未能感受到新英格兰空气蕴涵的欢乐。他们中最勇敢的两位谭耀勋与容揆，拒绝了归国的命令，他们已经离不开这个更开阔与自由的新世界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3）
“最年轻的列强”
1899年的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声音。这项旨在使美国同样获得其他列强的待遇的政策，或许暗含了部分美国理想主义者所说的“使中国独立”。但此时的中国，已经不可能独立。在甲午战争中输给日本，使洋务运动破产，而百日维新也在六君子的血迹中收场。知识阶层吸收外来文明的努力与在民众中广受欢迎的义和团运动相比，显得颇为可笑。
孙逸仙的理想主义与伍德罗·威尔逊颇为相似，他们具有道义上的感召力，却缺乏具体的操纵能力。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了短暂的袁世凯时期与漫长的军阀时代。自上而下的变革再次失败，那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青年不了解中国的传统与大部分人口的现状，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民间传统力量会对剧烈的外来变革进行怎样殊死的抵抗，或者干脆视之不存在。对于北京的百姓来说，民国不过是剪掉辫子或是换了皇帝的王朝。美国人Ｎ·佩里对此评价道：“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孙中山、梁启超、唐绍仪这一代的确失败了，但是胡适的一代却开始成长。这个1910年来到美国并在康奈尔大学英文写作比赛中获奖的青年，比同龄的任何中国人都西化。像在日本的鲁迅一样，他抛弃了实用学科，而转投人文领域。那时的美国，正是进步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强烈的上进精神深深感染了胡适。他将杜威的实用哲学视作最适合中国的良药，坚信美国文明即是西方文明与世界文明。胡适与其同代人的强烈亲美姿态，暗示着美国对中国的实质影响在20世纪终于开始显现。这种影响并非输出政体、军事制度，而是文化与思想领域的新文明形态。
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确比流血革命更有力地将“这世界已经改变”的信息传达给中国社会。
“中国的文艺复兴”，西方学者喜欢评价那场由归国留学生发起的文化改造运动。16世纪那场由人文主义者们开创的盛世，当然不仅局限于艺术领域，它洗刷了西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