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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崩塌（4）
但接下来却并非是帝国的崩溃，1860年之后的30年是中国社会一个重新复兴的时期，远非今日我们想当然的黑暗岁月。一代新政治人物已经兴起，在中央他们以恭亲王与文详为代表，能用更熟练的技巧处理对外关系；在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为代表，成功地*了太平天国等一系列的叛乱。他们公允、勤奋、自我克制，重新树立了道德的榜样，他们大力挖掘人才，为官僚系统注入生机；在外交上，总理衙门的引入让中国逐渐更专业化地与外国人打交道，并赢得了某种尊敬；军事上，更多的现代装备被引入湘军、淮军，他们购买机枪与克虏伯大炮；随着各路起义军在19世纪60年代的逐个消亡，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新开垦的土地带动了新的移民，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开始着手建立现代工业，甚至中国商人在沿海贸易方面也开始赶上外国商人；新思想也开始被引入，更多的翻译作品得到了这些手握政权的地方改革者的重视；被*与战乱所摧毁的地方行政系统重新运行起来，士绅再一次发挥起作用，教授传统儒学的学校大批兴建，继续为帝国提供稳定的思想教育……在面对中国社会的老问题上，改革派们的成效卓著。比如，左宗棠完成了新疆的平叛，让帝国的光芒在西北地区重新闪耀；山东的丁宝祯治理了黄河及大运河的水患，加强了地方团练，改革了盐政；李鸿章则建立了还算现代化的军队，创造了江南制造局。一位驻中国的外交官在1872年写道：中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阶级都决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产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国建造的军舰不久就将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
落后于*的挽救
在很多方面，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被历史学家称为“同治中兴”，就像是日本人差不多同时开始的明治维新一样，似乎标志着一个古老文明面对现代挑战的应变。中国和日本同为专制政体，改革同样由精英阶层自上而下地推动。一直到1894年正式交战前，这两个国家谁的成功更显著，似乎仍未有定论，一位观察者在19世纪70年代分别了考察了中国与日本之后，很确定地说，中国的前景更值得期待。但这两场变革的显著区别是，当面临挑战时，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从历史中求请答案，变革者们最主要的期待是恢复一个他们臆想中的朴实和稳定的农业社会，
在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眼中，黄金时代总是存在于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他们采用的各种手段，不管是来自西方还是自身，都是为了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原有的政治体制和原有的思维模式。所有近代化的努力，都像附着在内脏已经腐烂的身体上的光鲜皮毛，在任何一个考验面前，这种分离都如此明显，对于中国政治系统的官员来说，中日战场上的输赢，其重要性远比宫廷政治要小得多。结果虽然改革暂时扭转了内部传统部门的颓势，但不过是加固了那些本应被改变的体制，它使一个王朝延续了更多的时间，却没有向现代国家方向演变。像它期待的康乾盛世一样，它或许可以击败来自内部的叛乱，来自中亚腹地的挑衅，却对来自海洋那边的挑战无力抗拒。
当《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众来说，它的刺激比之前所有对外战争失败都要大，过去被他们看不起的学生日本，在仅仅一代人之后，就无情地击败了自己的老师。这一事件几乎彻底冲垮了中国人最后的信念上的优越感，而对于老一代官僚来说，他们终其一生的努力最终被证明不堪一击，伴随着他们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官僚系统又开始迅速回落到无能、*、道德崩溃的地步，从地方开始的振兴活动，最终也促成了地方与中央的分离，它为后来的军阀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甲午之战的惨败激发起一场新的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希望能对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本身进行一场变革。但很快，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发现，变革难度比他们想像的要大得多，他们需要得到来自最高权力的支持，他们需要更有技巧地面对传统的官僚体制，他们还发现广大人民需要被唤醒，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国家与世界茫然无知、麻木不仁，这些变革者甚至意识到，他们还要创造一个“中国”的概念，然后去拯救这个被创造出来的概念。他们或许不知道，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现代政体，需要一个全国性经济环境与社会组织的支持。历史课本早已将19世纪的中国描绘成半殖民地社会，但事实上，来自外部世界的改变仍旧很少，中国与外界最活跃的纺织贸易只影响到通商口岸的一小部分人，97％以上的中国人仍在穿着土布衣服，农业与手工业在经济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现代国家应该拥有的公共系统只露出很少的迹象，缺乏现代交通运输、通信、教育系统；现代意识更是可怜，那些北京的改革者们的声音最多被几万名同道听懂，对于广阔的乡村世界来说，生活仍如几十年前一样，暗淡、迟钝地进行着，鸦片是对抗这种沉闷的最好方式……
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幅员太辽阔了，它总能寻找到回避根本变革的方式，当美国的“黑船”来到日本时，这个国家无处可躲，只能正面迎接变化；而在中国，即使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仍可以相对从容地逃到陕西。帝国的惰性总是不自觉地拒绝变革，而变革发生后，它传播的速度又过分缓慢。日本的历史学家■屋太一发现，一个组织患有绝症的原因有三个：一，功能体的共同体化，功能体是为了达到组织的外在目标，共同体是为了满足成员自己的需求，晚清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全部以追求自己狭隘的利益出发，而忘记整个组织的外在目标；二，对环境的过度适应；三，沉醉于成功的体验。超过2 000年的相对一致的历史，使得中国人极度适应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即使当一些新挑战到来时，他们也仍重复性地使用曾经有成效的老办法，比如“同治中兴”。
但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收到渴望的成效，百日维新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休克疗法，没有得到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强的权力支持，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象征着一个衰败的文明对自己作出最后肯定的努力，这种努力悲壮而且是歇斯底里。之后10年，清政府几乎采纳了百日维新的所有主张。但此刻，这个组织自我挽救的速度已落后于它腐烂的速度，而且它最终发现自己已无力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而且在20世纪初，中国已不具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相对不受打扰的改革条件。更为彻底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的压力更为显著，中国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一个崭新的世界潮流的分歧越来越不可调和，不同背景、思维与利益的群体间越来越难以相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挽救她，而这场革命必须从一切方面洗刷旧传统……
那些殷切地期待维新、宪政与革命能够彻底改变中国的人们，日益把精力投在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心理的变革上。他们马上就会感慨，如果中国人理解世界与理解自己的方法不改变，一切改变都无从谈起，他们马上将比过去更彻底地否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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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新政（1）
日俄战争之后
俄国在1905年令人羞辱地败于日本时，沙皇尼古拉二世决定加强他的专制。他在该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宣称：“国家只有保留它过去的遗产，它才能够强大和牢固。”在这个喜欢运动、热爱家庭的统治者看来，公众抗议的高涨不是需要进行*改革的政治信号，而是需要恢复极端的专制制度的信号。战败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他的内心世界，在1904年就立宪改革举行的高级会谈中，他对自己的内政部长说：“我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愿望坚持专制制度。我坚持这样做只是因为我确信俄国需要专制制度。如果只是为了我自己，那我会很乐意地放弃这一切。”
一些历史学家相信，1905年的日俄战争堪称20世纪的序幕，它最终促成了沙皇俄国的溃败，并引发了1917年的红色革命，这场革命进而影响了一半的世界；同时，它又提供了东方国家战胜西方国家的案例，激发了后来者无穷的想像力——只要变革得法，一个落后国家完全可以赢得尊敬。当时16岁的尼赫鲁正处在从印度到伦敦的旅程中的最后一段，他后来回忆说，“在多佛开出的火车上读到对马海峡日本海战的大胜利，我的心情非常之好。第二天恰好是德贝赛马日，我们去看了赛马”。日本的胜利也鼓舞了孙中山，他认为这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甚至“日本的胜利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
对立宪的迷恋在1905年夏天的北京达到了高峰，立宪的日本战胜了*的俄国。一位旧式文人的评论代表了当时流传在中国精英阶层的情绪：日本在十年前战胜中国，不一定是因为变法，但现在它对俄国也取得胜利，那么我就相信变法的效力了。1905年6月4日，日俄战争结束的前夕，当时最有权势的地方官员袁世凯、张之洞等联名上书，要求立宪。
在社会变革的意义上，1905年的确比1911年更有分水岭的意义。改革仍在加速，鉴于立宪已被从宫廷到地方视作解决种种问题的“万灵药”，清政府决定在这一年的夏天派遣五位大臣前往国外考察，但启程时所遭遇的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却无情地表明，改革与革命的赛跑已经开始。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的低潮期似乎正在过去。但到了1905年，同盟会成立了，它意味着从前那些常常是局部的、散漫的、没有统一的革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