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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记者应该不图名不图利，但不能不图报道的影响力。以我的经验，绝不是只有批评报道才有影响力，正面报道精品的影响力也能产生“轰动效应”。
而且，既报忧又报喜，有忧报忧，有喜报喜，是一个记者尊重职业精神、坚守客观公正原则的体现。一个地方出了丑闻，“一丑遮百好”，也不是媒体应有的态度。
媒体和记者常被人讽为“吹鼓手”，每个记者无论喜欢不喜欢作正面报道，日常工作也都免不了“以正面报道为主”。要说的是，应景式、应付式的正面报道即使做得再多，也不会给你增添多少“美名”。读者对“吹鼓式”的正面报道实在厌烦，因此，正面报道必须更用心去做，在采写每一篇正面报道的时候都得想：正面的东西要产生反响，比批评报道要难得多了，所以要花比作批评报道多上好几倍的精力才行。
第三，多作关注民生的报道会为你赢得广泛尊重。关注民生，是新闻工作者走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一个记者如果能对民生问题保持持续的关注，人民群众也就会对他给予特别的关注。
这些年来，我把贫困农民、边疆少数民族、低收入群众等困难群体始终装在心里，每年都要精心策划一批民生报道。2004年，我深入云南7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很多地方都是山高路远，不少地方从来就没有记者造访过。我们这一组报道首次集中、系统地把这些居住在大山深处的少数民族鲜为人知的生存状态传达给外界。报道引起很大的反响，并直接推动了国家“人口较少民族扶持工程”的出台。2005年，我和几位同事三访苦聪山寨，报道苦聪人所面临的困苦，促成国家有关部门在苦聪山区实施了彻底改变苦聪人命运的扶贫攻坚，苦聪人民自撰春联，把我们称为“苦聪人的恩人”。苦聪群众还自发上山采了几桶野蜂蜜，千里迢迢从大山深处运到昆明，送到我们手中。我至今仍珍藏着这一桶没有经过任何加工，还掺杂着蜂窝、枯枝、败叶的蜂蜜，没有舍得吃。
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应该就是最高的奖赏了。得到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和爱戴，比获得新闻评奖还要让我满心欢喜！
记者要成为讲故事的高手
2007年7月1日 星期日
今天开始，我做值班总编，一个月。
虽然是星期天，记者们的发稿热情仍然未减，一个上午就处理了10多条稿件。为大家的敬业精神感动。
印象深刻的是记者李倩发来的一篇稿件。今天是香港回归十周年，李倩主动抓来了一条鲜活的消息：《香港学子云南快乐实习》。
香港大学生到内地实习，而且是到云南的媒体来实习，本身就很有新闻性；放在香港回归十周年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从香港学子首赴云南实习这个小切口来反映滇港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就更有新闻价值了。新闻抓得准不多说了，特别值得称道的还是这篇消息的写作。
如果按照我们早已熟悉和习惯的传统的消息写作模式来写，我想导语有可能会写成这样：“为了加强滇港两地的交流合作，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近日组织了27名学生赴云南实习。”
接下来，也许会写滇港两地经过磋商，决定从今年起接受香港学生来云南实习，这批香港学生被安排在云南电视台、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和《春城晚报》等媒体实习采访。最后，顶多再引用一两个实习学生的话来表明这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有助于增进香港学生对内地的了解，很受香港学生的欢迎。如此这般，一篇典型的、严谨的新闻消息也就写成了。
但是李倩没有这样写。她没有干巴巴地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五个W齐全就万事大吉，而是给读者讲了几个小故事：在导语部分，她首先讲了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系学生陈诗慧每天早晨挤公共汽车到《春城晚报》社去实习的故事，然后讲陈诗慧采写了一篇叫做《历史的今天》的稿件，写的就是关于香港回归、滇港合作的内容，紧接着又讲了前些天陈诗慧去采访“爱心送考”时发生的小故事、这批学生的领队吴伟强如何照顾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小故事、其他学生如何喜欢吃云南过桥米线和喜爱昆明漂亮又便宜的鲜花的小故事。通过这样一个个小故事、小细节，把“香港学生赴云南实习”这件事活灵活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留给人“过目难忘”的深刻印象。
人的天性是喜欢听故事，而不喜欢听刻板的叙述和空洞的说教。因此，记者要学会讲故事，要成为讲故事的高手。
既然是讲故事，就要有人物、有情节、有人物的语言和心理活动。但记者写新闻、特别是消息往往不是感性地讲故事，而是习惯于理性、平直、呆板的表述方式。
其实每个记者都有讲故事的天赋。记得上周末的晚上，单位全体同志到建水古城去玩，夜里住在朱家花园的老宅子里，偌大的宅院里只有我们这些人，阴森恐怖得吓人。睡不着，大家就突发奇想，都穿上房间里备着的古装，扮出恐怖片里常见的僵尸模样，满院子乱窜着去吓别人。玩到深夜两三点钟还不尽兴，又约了###个人，找到一间无人居住的空房子，里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互相都看不见对方。大家就在屋中间席地而坐，轮流讲鬼故事。那些故事个个讲得绘声绘色，令人毛骨悚然。讲到恐怖处，屋子里会突然发出一些人的尖叫声，把人吓得魂飞魄散。
我想，这就是讲故事的感染力吧。我们每个季度都要组织各种集体活动，演讲赛、辩论赛、知识竞赛等形式都搞过了，为此我还提出下个季度的活动就搞一次故事大赛。每个记者其实都是很会讲故事的，只是在写新闻的时候就忘记了给读者去讲故事。
记者采写通讯、特写这一类的新闻作品，还会讲出一些故事来；而写消息的时候却时常忘记也需要讲上一两个小故事，以增强消息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我昨天写的采编日记《反应报道何时才不“泛泛而谈”》，今天看到一篇跟帖说：“能有这样的记者，写出这样的文章，实属意外。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记者只能写‘八股文’。口号式的导语，说教式的叙述，让人望而生厌。楼主能有这样的思维和想法，相当不错。”
我想，有些新闻消息的写作之所以“让人望而生厌”，很重要的原因是记者不善于在新闻中多讲些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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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报道要跳出“公文化”窠臼
2007年6月21日 星期四
记者浦超传给我他执笔写的《曾经暴发蓝藻的洱海是如何变清的》。
通读了3遍，找不出文章有什么可以改动的地方。这是浦超的优点：文字干净利落，行文严谨，甚至很少能挑得出错别字。我又把稿子呈给总编辑李承祖，承祖也没有多少改动，只提了一个修改意见：把最后一段中大理州代州长何金平表态性质的几句话换成更有实质内容的话，并移到第二个小标题中去。我照此修改了一下，然后签发了这篇稿件。
似乎无可挑剔，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签发之后把稿件调出来再通读一遍，渐渐找到了些感觉。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文章无懈可击的另一面，可能就是无法传递给读者阅读的激情和快感。也就是说，在追求严谨的同时，往往会损伤到文章的生动性。
于是找了浦超过来，跟他谈我对这篇稿件的感觉。“不是说写得不好，只是觉得原本可以写得更好。”我说。
文章是传统的三段式，三个小标题。第一个小标题写的是洱海曾经两度暴发蓝藻，有一点现场采访的内容，村民回忆当年湖泊被污染的情景。第二个小标题写洱海治理的六大措施，第三个小标题写洱海变清的五点启示，都一二三四地进行了罗列。
“读起来有没有‘公文化’的味道？更像是洱海治理的经验介绍材料，新闻的味道弱了一些。”我请浦超自己体会一下。
经验报道难写，干新闻这一行的都有同感。记者都憷写经验类的报道，就因为稍不留神，便很容易流于公文化，让读者觉得记者在帮采访单位写一个工作总结。
“如果我执笔写这篇稿件，可能会这样来写。”我跟浦超探讨，“我可能不会面面俱到地去介绍洱海治理的六大举措五点启示。其实这些措施其他湖泊的治理中也都在用，只是抓的力度不如洱海。面面俱到地写，反而让人觉得洱海治理也没什么新意，本来有的一些新意也被淹没了。”
浦超好奇地问：“那你会如何来写呢？”
“我会尽量用新闻语言，而避免用公文语言。”我回答。
什么是新闻语言，什么又是公文语言？小伙子对此似乎仍然困惑。
我给他举例：“洱海周边建成了环湖截污工程”，这就是公文语言；而我会写如何到地底下去看这个截污工程，看到掩盖在城市地下的截污管道可以并排跑两辆东风大卡车，会写环保局局长介绍截污工程是怎样在困难情况下下决心说干就干搞起来的，这就是新闻语言。
我再举一个例子：稿件中写到为了抓好入湖河道的日常维护，环保部门专门从沿河村民中聘请了350多名河道协管员，这也是公文语言；而我可能会写我们采访到的一个河道协管员，写他每天要做的工作，写他如何劝阻和监督村民群众往河里排污，写他对管好入湖河道的感想和认识，而这些才是新闻语言。
要是我来写这样一篇介绍洱海治理经验的报道，我告诉浦超我的想法：我想没有必要去写环保部门介绍给我们的“提高认识”“理顺体制”等六大治理举措。如果六条都写，受篇幅的限制，每条措施都只能一两百字概述一下主要内容，这样对每条措施的介绍就只能是枯燥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