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康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是侃得最多、最深刻、也是最亲爱无间的。余秋里与康世恩侃时，可以把鞋子扔到前院的小天井里，袜子塞进自己的裤袋里，或者干脆随地一扔，不溜神还常常伸出手指去搓搓发庠的脚。这一套“程序”结束后，他便双腿盘坐在那张椅子上，瞪大眼睛，听人讲也自己讲。那情景令人倾情和难忘：你瞧，他认真时会将头和身子尽量的前倾着，一个字不漏地把康世恩倒出的石油知识和地质知识吸进自己的脑子里；他高兴时会从椅子上“噌”地跳下来，直用那只有力的右胳膊，敲打着康世恩：“好好，老康，就照你的意思办！”
康世恩呢，这位清华大学地质专业学生在未毕业时就参加了八路军，骨子时有点知识分子的性格。他对从里到外都透着将军气质的余秋里部长，也是特别的喜欢和喜爱，甚至有些崇拜。他喜欢余的雷厉风行，也欣赏余对出了问题后的那种雷霆万钧处理方法，更佩服他在决策时那种坚定果断和决策后为实现目标时所表现出的不达目标不罢休的锐气和战无不胜的作风。
我在采访一位在康世恩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他回忆说康世恩生前曾不止一次感慨地说：“没有余秋里，就没有我康世恩。”
康世恩说这话绝不是一种奉承，他是从心底里发出的一生感叹。
石油系统无人不知“余康”二人。“余康”二人在石油工作上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配合和相互支持，以及彼此的互补，使他们承担的共同事业也变得完美。余和康俩人可称得上中国政坛楷模和中国经济战线的一面鲜艳旗帜。
中国石油工业因“余康”而光芒四射。共和国五十年前的经济历史，也因“余康”而光彩夺目。
现在我们回到余秋里让李人俊上中南海八届二次会议上发言的事。就三千来字，余秋里和李人俊整整折腾了五个晚上，而且也让康世恩等另外几个副部长一起讨论了好几回。石油部的人都知道，余秋里虽说没上过几天学，算后来抗大里学的时间加起来也只能算马马虎虎的“初中文化程度”吧，可他写起文件来呀，能把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都折腾死。为了一个字、一段话，他能让你推敲几天几夜。
“文件、决议可不是闹着玩的。不是像吃饭那样少一口多一口没关系，文件、决议可是关系到大局的事，少一个字、多一句话都不行。那会把路走歪的！”余秋里这样斩钉截铁地说。
我到大庆采访时在查阅当年大庆会战的《战报》时看到石油部关于学习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决议，全文只有四百个多字，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据说为这四百多个字，当年起草的宋惠同志有好几天没睡觉。这是后话，在此不表。
李人俊的此次发言，意义重大。尤其是对上了“黑牌”的石油部来说，这既是在全国人民面前“改过自省”的一个机会，也是他余秋里上任石油部长在自己系统内的一次亮相。但余秋里把机会让给了李人俊。
李人俊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啥怕的。你只要记住：我们石油部首先承认落后，但我们不甘落后。我们要毛主席面前保证：我们誓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里赶上钢铁大王，他一吨钢，我们一吨油！
一吨钢，一吨油，我们行吗？李人俊有些底气不足。这底气不足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钢铁大王”的冶金部已经现实了年产530万吨，而且他们在口号是要在 “十年之内赶超英国”，比毛泽东提出的“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赶上英国”还要提前了几年指标。
当然行嘛！他冶金部是人，我们石油部就不是人啦？他能搞一吨钢，我余秋里就不信我们搞不出一吨油来！他娘的，我们总有一天要掘穿地球，抱他几个大油田出来，让石油“哗啦哗啦”的涌！余秋里给李人俊打足气。
中南海的“打擂”开始了！
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他们笑容满面地看着台下1360多名代表和列席代表。而台上代表们则被主席台上的领袖们一次又一次的赞喜目光调足了情绪。有关这场惊天动地的中南海“打擂”比赛，作家陈道阔作了如下描述，在此引以一用：
。。。。。。河南、湖北、安徽的代表相继登上主席台，宣读发言稿。他们一个比一个精神抖擞，慷慨激昂。台下（见陈。大会战27、28页）
其实余秋里八大二次会议上出头露面，是有他深思熟虑。他是想日后在中央领导和那些打“擂台”的兄弟省长、兄弟部长面前打个出奇不意。这是军人惯用的手法。你嚷嚷时，我默不作声；你取小胜时，我依然默不作声。你欲取之大胜时，我则来它个惊天动地。这才叫英雄本色，将帅之气。
多少年过后，我们再看审视一下余秋里上任石油部长时的形势，就会看到一个事实：这位独臂将军部长其实一上任就被推上了一匹飞跑的战马上。你不快跑是不行了的，你不飞奔也是不行了的，你只有豁出命乘势飞跑才行。
因为此刻的毛泽东主席正和第一代中国领导人一起在一种从此有过的建设共和国的激情中燃烧着。尤其是毛泽东，在经历了1957年农业战线的反冒进，经济形势出现比较好转，全国各地建设社会主义热情蓬勃高涨之后，毛泽东十分欣慰地指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49…351页）接一连二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使毛泽东更加以为有必要调整国家的经济建设步伐，“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功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而当以冶金部为“钢铁老大”的一断提升钢产量速度之后——原先十五年钢产量超过英国的指标在几个月后竟然在一些“烧”昏了头脑的人一再坚持和保证下，说“完全可以用更短时间”而且短到只需五年甚至两三年时间就可以赶上英国钢产量的影响下，毛泽东连续批评主管经济的周恩来、陈云、簿一波的“反冒进”和他们缺少朝气，太多暮气，使得全党对经济速度的追求达到了狂热的地步。
一月，毛泽东把中央主管经济的领导人和各省市主要负责人叫到南宁开会。每天开会，一开就是过半夜，而且他在会议期间亲自起草了著名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不能不承认一点，当时新中国接连完成了几个“政治革命”阶段之后，毛泽东大抓经济的思想和措施，确实给人耳目一新和鼓舞人心的感觉。这个月底，毛泽东从广州回到北京，便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最高国务会议，集中讨论1958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激情澎湃地说：“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晨酲来一样，在步觉醒。因为觉醒了，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打掉；因为觉醒了，才把私有财产制度废除；因为觉醒了，才进行整风，批评右派；现在还要革掉一个东西：我们又穷又白。白纸好写字，穷就要革命，要干，就有一股干劲。。。。。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见《毛泽东传》第781页）
伟大诗人毛泽东以其天才诗人的气质，把中国人的建设全都调动了起来，而他本人则在这种激情中更加热血沸腾。看看这一年毛泽东的行程，就会发现，毛泽东几乎将全部心血花在了调动全国的建设热情和推动国家大发展上：二月份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尚未结束，他就利用会议间隙跑到了济南，接着又到东北去调查。四天跑了四个城市。二月十八日他赶回北京，又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在京的中央委员、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共119人叫到身边开会，这一天正是春节。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笑容满面地对他的属下高谈阔论道：今天的会就叫“团拜会”。一说到目前的生产高潮，毛泽东情不自禁地说：“现在这个高潮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
三月四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飞往西安，下午到达成都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罗荣桓、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田家英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及被毛泽东十分赞赏的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等也被邀去开会。成都会议一开就是十八天，毛泽东先后作了六次重要讲话，而且在最后一次会议上特别说了下次中央会议要重点解决工业问题。毛泽东自己说：“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毛泽东传》803页。
作为部长，余秋里虽然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但对毛泽东和中央普遍关注的工业与工业经济速度的精神是非常清楚的。在毛泽东的“成都会议”开幕前一天，余秋里在北京六辅炕石油部大楼里的党组会议就开始了，而且开得同样热火朝天。此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确定石油部第二个五年计划战略重点的一次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因为在这次会议上解决了两个特别重要的思想：一是中国石油要以开发天然油为主攻方向，二是石油勘探向东部转移的思路。同时在全国确立了十个战略勘探区，除准噶尔、柴达木、河西走廊、四川、鄂尔多斯和克拉玛依外，要开辟5个新区，它们是松辽、苏北、山东、贵州及吐鲁番，其中松辽、苏北是重中之重。
“东风不亮西方亮。国家不是现在非常缺油吗？那我们就挑肥肉吃！哪儿有肥肉，就往那儿冲！”余秋里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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