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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里，邓小平经常思考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几个重大问题，关于城乡问题，他觉得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不要农村，而又没把城市搞好。现在即将进入城市，执掌全国政权，这就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切实做到城市领导乡村，搞好工农联盟。总之，城市领导乡村，有了城市，工作重点应转到城市。这是关系到革命胜败的战略问题。
会议期间，摄影师又留下了一张合影：陈毅左手持烟，右手抄在上衣兜中，满面笑容地面向邓小平。邓小平则站在陈毅旁边，两人似乎在商量着问题。他们的身后站着张鼎丞、张际春。从画面上看，这似乎是在会议休息期间。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是2月28日一起前来西柏坡，另两位总前委委员刘伯承、粟裕在前方主持战事未能到会。会上，大政方针已定，渡江战役也大致商定，大部分部队进入休整时期。所以邓小平、陈毅心情轻松，会后返回前线途中，顺便去爬了泰山，还到曲阜看了孔庙。
1947年12月，毛泽东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其中的第五条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他主张，有准备、有把握的胜仗，战前必须进行必要的侦察，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战役（斗）的决心，制定正确的作战部署。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在1949年组织领导渡江战役前夕，拟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这是保障渡江战役获得全胜的突出范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渡江战役前夕，中央军委决定：渡江作战，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一个月后，毛泽东在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渡江作战问题时又向邓说：交给你指挥了。
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2）
被委以重任的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等深知：虽然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在长江以北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主力，但是，国民党反动政权并未甘心失败，而是在蒋介石“下野”、国共“和谈”烟幕掩护下，采取“直接配备”，以汤恩伯、白崇禧两个重点防御集团守备的京沪杭地区和武汉地区为要点，在1800多公里的长江沿线布防。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以江为界，制造“南北朝”。而长江自古以来被视为天堑，江宽水深。四五月间水位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汛期，江水猛涨，风大浪高。
关于渡江作战计划，军委、毛泽东和总前委在1948年12月淮海战役战犹酣时就运筹了。1个月后，刘伯承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代表总前委提出：这次渡江是一字长蛇阵齐头并进，稳健地集中使用兵力。1949年1月29日，邓小平在商丘主持召开的中原局扩大会议，也讨论了渡江作战准备的一些问题。2月8日，邓小平又在商丘主持由中原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总前委会议，具体讨论了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战勤准备等问题，最后形成《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上报中央军委。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又召集邓小平等商谈渡江作战问题。3月2日，邓小平在蚌埠以南之孙家圩子，连续主持召开总前委和华东局会议，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进一步讨论渡江南进问题。26日，邓小平、陈毅等又听取了三野各兵团首长关于渡江作战准备情况的汇报，着重研究京沪杭地区战役实施方案。
安徽省肥东县瑶岗村中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曾是总前委的驻地。3月31日，邓小平在这里亲自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此，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时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们司令部作战室，专门研究作战方案，进行了讨论。小平同志最后作了结论，讲了该怎么样打，该怎么样部署。会后，（3月）29号，小平同志对陈毅说，你们把我们讨论的写一个作战计划过来。陈老总找到我，说这个参谋工作我也不太熟悉，说你来写，让我写。当时我就写了一个‘两个野战军渡江作战的计划、方案’，写了以后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讲，写得太具体了，因为我们讲的是哪个（兵）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江防。小平同志讲，作为总前委写这个作战计划纲要的话，应该站得高一些，更原则一些，要指挥员有一个机动的余地，他们会按照战斗的情况执行，所以他自己写这个作战纲要。”
于是邓小平亲自动笔，拟定了《纲要》这一历史性的军事文献。4月1日，他又召集有关同志，逐段讨论，随即上报中央军委并下发野战军各兵团以上单位。3日，军委批准了这一纲要。实战表明，邓小平拟定的这一作战纲要，是科学性和可行性，坚定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是总前委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体现了邓小平高屋建瓴，举重若轻，化繁为简，抓住关键，宏观决策的鲜明特点和指挥艺术。
由邓小平拟定的《纲要》，在渡江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实践证明，《纲要》是我军作战指导宏观决策的范例。
1949年8月4日，邓小平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代表所作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
“渡江作战是从四月二十日夜里发起的。因为反动的南京政府拒绝了人民的八项和平条件，人民解放军一部，即由刘伯承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由陈毅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奉命渡江作战。在漫长的一千多里的战线上，所有部队都无例外地顺利地完成了渡江任务。
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一个月零七天，消灭敌人四十余万。我方伤亡二万五千人，其中在占领上海时伤亡一万七千人，在渡江时遭敌机轰炸等共伤亡八千人。我们曾有一个兵团俘虏了敌人六万，自己损失一千一百人，比较起来我们的代价花得很少。
渡江作战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胜利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经过了东北的辽沈战役、华东的淮海战役、华北的平津战役，国民党反动派剩下的最大的军队就是放在长江以南这一战线上，他们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有组织的军队了。渡江歼灭了敌人四十多万，就表示国民党再没有有力的抵抗了。这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将再不会遭遇更严重的抵抗了，肃清残余敌人的时间不远了，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
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3）
一条横断进攻方向的大河，对进攻者来说常常是很不方便的，因为江河防御具有很大的价值。“可是当进攻者兵力占优势或魄力很大，准备进行大规模决战时，防御者如果错用了这个手段，反而会给进攻者带来实际的利益”。这是130多年前克劳塞维茨在阐述渡河作战时讲过的一段话。1949年4月底，邓小平和陈毅稳健地步入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总统府，高兴地在蒋介石的总统宝座上坐了坐。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到南京古城。促成他此行的自然是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直接的原因是百万雄师渡江战役的胜利。邓小平等指导发起渡江战役可谓是势如张弩，节如发机。
临阵受命，精心统筹。
古今中外战争史上，大兵团强渡江河湖海，同依恃江河防御的对方决战，能获得全胜的战例并不多见。因此，蒋介石在1800公里长的长江中下游南岸部署了70万人，由海、空军协同，组成“陆海空立体防线”，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阻挡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邓小平等则在合肥附近瑶岗村，“统一指挥华野、中野，主持全局”，统筹部署渡江战役。
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此番领导百万雄师南渡长江，大致时间是敌我双方均有所料之事，但是，具体日期还需精心选择。渡江战役发起日期数次变更，这主要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以及总前委根据政治、军事形势和气候变化而决定的。
1949年2月，邓小平根据军委两大野战军准备三四月渡江南进的指示，主持总前委会议讨论渡江问题。会议提出3月中旬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好，因为敌内部政治矛盾未解决，军事部署上对守江岸还是守京沪杭要点，或者退守浙赣线举棋不定。此时雨季未来，春汛未发。中央军委同意这一方案。
3月上旬，毛泽东等与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邓小平等，鉴于国共两党即将和平谈判，经反复研究后把起渡时间推迟到4月10日。随后，邓小平回到前线主持总前委会议认为，10日恰为阴历十五，月圆通宵，影响我军突破江防突然性，遂主张15日黄昏渡江，军委表示赞同。邓小平等致电二、三野首长，讲明军事斗争要服从###，渡江行动要严格受到和平谈判进程制约。要使军事、###高度统一。
4月中旬，中央军委鉴于和平谈判已有进展，电示总前委，欲将渡江时间推迟半月或1个月。根据国共和谈最终期限是4月20日，军委又提出22日、25日以后、29日三个渡江日期，征询总前委意见。邓小平等经多方面调查认为，5月江水比7、8月还大，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现百万大军拥挤江边，过久推迟，将不得不后撤以就粮草。而签字之事，亦应设想敌人翻脸，故建议先打过江，以争取和平接收。这时，军委告总前委下达推迟渡江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以免松懈士气。
对此，邓小平等认为不应回避“为了谈判”，而应正面讲清渡江与谈判关系。他们在下达的指示中强调：我们应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之基础上进行渡江，“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如政治需要，还将再次推迟。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此间，“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对总前委这一指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