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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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第1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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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奥登(W。H。Auden,1907—1973 年),美籍英国诗人——译者。
⑥ 艾略特(T。S。Eliot ,1888—1965 年),英国诗人——译者。
⑦ 这个词是由刘西渭用英文造的,引自张曼仪等编:《现代中国诗选,1917— 1949 年》第 1 卷,第 709 页。
① 邦妮?S。麦克杜格尔泽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逊,第 223—224 页。
② 邦尼?S。麦克杜格尔译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逊,第 228 页。



也不爱星星。③

何其芳写道,“我总是带着感谢,记起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小县,在那里,我
的反抗思想才像果子一样成熟,我才清楚地想到一个诚实的个人主义者除了
自杀,便只有放弃他的孤独和冷漠,走向人群,走向斗争。……从此我要以
我所能运用的文字为武器去斗争,如莱蒙托夫①的诗句所说的,让我的歌唱变
成鞭棰”。②
在诗歌方面,现代派的实验于 30 年代中期突然中止,为一种简单的、无
产阶级的风格所代替。臧克家是体现这种新潮流的一位年轻诗人,他的第一
部诗集《烙印》在 1934 年被当作一件大事,受到闻一多、茅盾以及其他作家
的赞扬。在他们看来,臧的诗作由于极其简朴,“不肯”通过“美丽的字眼
粉饰现实”,显得更有力度。臧用两行诗句解释他的第一部诗集的标题,“痛
苦在我心上打个烙印,刻刻惊醒我这是生活”。③臧克家是农村无产阶级诗歌
的先驱者之一,这是一种战争年代在何其芳、艾青、田间以及后来郭沫若的
作品中盛行的趋向。对经历苦难生活的积极态度,对中国乡村“有血有肉的”
人物富有诗意的聚焦,以及为诗歌效果而更加灵巧地运用口语,这些成了他
们的共同特点。到中日战争开始时,诗歌与小说都集中到当前现实的主题上。
城市中的象征主义和现代派的传统从中国大陆上消失了。④

戏剧

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与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二者
都是有意识的对传统的反抗,从受西方启发而产生的新形式开始。1907 年,
一小群中国学生在日本组织了春柳社,并且用清一色的男演员演出了翻译的
小仲马的《茶花女》和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①(《黑奴吁天录》)
等剧作。从此,这种新剧种的业余演员们称其为“新剧”、“新戏”,后来
又称作“文明戏”或“现代戏”,以与传统的戏剧相区别。1927 年,早期的
剧作家之一田汉采用了“话剧”这一名称,以表明它与传统的京戏——基本
上是“唱的戏剧”的重大背离。②
同新诗一样,新剧构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事
实上作为传播新思想的媒介,它起了更为突出的作用。胡适在《新青年》上
对易卜生③的介绍,继之而来的《玩偶之家》中文译本,以及胡适的易卜生式
的戏剧《终身大事》,将这种新的戏剧媒介转向社会改革。但在艺术质量方
面,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剧,甚至比诗歌还要粗糙,尽管被翻译


③ 邦妮?S。麦克杜格尔译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逊,第 126 页。
① 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 1814—1841 年),俄国第一流的浪漫派诗人、 小说家——译者。
② 同上书,第 169 页。
③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 1 卷,第 208—209 页;许芥昱:《20 世纪中国诗 集》,第 277 页。
④ 然而,这种现代派传统已经重新流行,如今在台湾和中国城市以“朦胧诗”面 目兴旺起来。
①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部长篇小说,林纾在 1901 年把它译为中文,译名为 《黑奴吁天录》,以后春
柳社的欧阳予倩把它改编成话剧《黑奴恨》上演—— 译者。
② 胡耀恒:《曹禺》,第 16 页。
③ 易卜生(HenrikIbsen,1828—1906 年),挪威戏剧家——译者。



成中文的外国剧作的数量相当可观。当时少数几部剧作,不过是以社会叛逆
或者个人挫折为主题的文学习作,如胡适的《终身大事》,郭沫若的三部曲
《三个叛逆的女性》,洪深的《赵阎王》,以及田汉的《湖上的悲剧》、《咖
啡店之一夜》和《名优之死》。
作为一种表演艺术,新剧较之诗歌和小说两种书面文艺体裁遇到了更多
的困难。虽然在 20 年代有一些剧社或剧团已经组成,尤其是“民众剧社”(1921
年)和“南国社”(1922 年),但它们是“业余的”。从这一词的双重意义
讲,它们只是“爱好”戏剧的作家和学生的群体,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编演戏
剧的专业知识。尽管有田汉、欧阳予倩,特别是洪深(他曾在哈佛大学随贝
克教授的 47 写作实验班接受实际训练)的努力,在 20 年代根本没有专业性
的“戏剧”可言。一个剧目很少上演一、二次以上,通常作为庆典的一部分,
在中学的礼堂或其他公共场所演出。非职业性的剧团缺乏资金和人才;有时
他们的演出被认为对学生的道德产生不良影响,遭到学校或者地方当局禁
止。迟至 1930 年,根据夏衍的一篇有趣的记述,他所属的业余剧团在上海租
用了一家日本人的带有移动舞台的剧院,举行了一场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
的“盛大演出”,但男女“演员”寥寥无几,每人不得不充当几个角色,还
要与导演一起充当舞台服务人员,在幕间更换布景和移动舞台。①
直到 30 年代早期,中国现代戏剧才最终在写作和表演两方面成熟起来,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单独归功于一个人。
曹禺就读于清华大学时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该剧出版于 1934
年,1935 年由洪深和欧阳予倩执导,在复旦大学由学生们演出。1936 年,“旅
行剧团”在各地巡回演出此剧,并取得空前的成功。②曹禺的第二部剧作《日
出》(1936)获得了上海《大公报》颁发的一项文学奖。曹禺受到普遍欢迎
后,逐渐发展他的艺术,多种剧作相继问世——《原野》(1937 年),《蜕
变》(1940 年),《北京人》(1940 年),以及《桥》(1945 年),这些
作品奠定了曹禺作为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剧作家的地位。
在他的所有剧作中,《雷雨》和《日出》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虽然在艺
术上《北京人》可能是他最好的作品。《雷雨》得到好评是容易理解的,因
为它的主题涉及五四时期的关键论点,维护“在传统的家长制社会的沉重压
力下的个人自由和幸福”。①在“解放”占统治地位的主题之外,增加了社会
主义者初发的对资本主义剥削下工人悲惨境遇的关注。但曹禺不满足于照五
四初期“社会问题”剧的过分简单化模型来铸造他的第一部作品。他宁愿让
寓意按照希腊悲剧的传统,在情欲和命运的复杂情节中得到表达。曹禺在这
一方面显示出他是一位很有才智的剧作家,远比他的所有的前辈更有天赋。
这出戏的女主角周蘩漪,是一个对继子有乱伦情欲的鬼迷心窍的人物。如刘
绍铭令人信服地论证的那样,曹禺塑造人物的源泉可以追溯到拉辛②(《菲德
 
拉》)、尤金、奥尼尔 ③
(《榆树下的欲望》中的艾比?普特南)和易卜生(《群  




① 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1907—1957》第 1 集,第 151 页。
② 胡耀恒:《曹禺》,第 21—22 页。
① 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第 6 页。
② 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 年),法国唯一理解真正的悲剧色彩的剧作家  — — 译者。
③ 奥尼尔(EugeneO'Neill,1888—1953 年),美国戏剧家——译者。



鬼》中的艾尔温夫人)。④曹禺有可能把这出戏设想为《玩偶之家》在中国的
变种(与易卜生写《群鬼》的手法相似,目的在于使观众相信如果娜拉选择
与她的丈夫耽在一起,那么,最后发生在艾尔温夫人身上的事情可能就是她
的命运)。但是曹禺试图探索乱伦情欲这一主题,作为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
的悲剧性的抗议,这显得更为大胆。曹禺由于这种对西方戏剧资料的创造性
运用而享有盛誉,他是当之无愧的。
在《日出》中,曹禺的意图更具社会学意义。像茅盾的《子夜》一样,
曹禺的剧作也被设计成资本主义秩序灭亡的尖刻描绘。为了突出这个主题,
曹禺采取了另一个大胆的步骤。他回忆说,“在我写《日出》的时候,我决
心舍弃《雷雨》中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身上。我想用片段的方法
写《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①这出戏展示了一群不同
的人物,而没有占中心地位的主角。为了表现各不相同的生活片段,曹禺在
四幕之中既写了上层阶级,也写了下层阶级。发生在一家妓院里的第三幕,
唤起人们对堕落和苦难的强烈感受,这也许是中国现代戏剧中构思最为大胆
的一幕。②
曹禺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其敏锐的戏剧意识。他是把戏剧不仅视为文
学,而且视为表演的两位中国现代剧作家之一(另一位是洪深)。他的舞台
提示是为达到极度紧张而精心设计的。《日出》中妓院一场,舞台一分为二,
两组表演同时进行。在《原野》中,咚咚的鼓声和沉默的幻影,像奥尼尔的
《琼斯皇》那样用来制造一种心理上的恐怖气氛。而在《雷雨》中有意识地
运用希腊悲剧的程式,则是曹禺热情掌握编演技巧的又一例证。
虽然曹禺的剧作在技巧上明显摹仿西方模式,但在内容上全然是中国
的。他的作品把同时代人所共有的情感和关注戏剧化。他的剧作的主题,以
《雷雨》和《日出》为例,是大家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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