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积极分子来说，实际上是强制性的，向许多不识字的干部解释党的政策则
更是如此。
印刷材料是联络与指导的又一重要媒介。中共为普通读者出版了两种主
要报纸：延安的《解放日报》与在国民党首都的、常被删改的《新华日报》。
②这两种报纸和其他公开的出版物刊登来自全国的、经过净化的新闻报道，主
要的国际事件，共产党领导人的一般声明，某些文件以及宣传材料。同时，
① 简？L。普赖斯：《干部、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训练， 1920—1945 年》，第 8、9
章。
② 1941 年夏以前，《解放》以杂志形式每隔约十日出版。然后该刊改为日报出版。
每个主要根据地也出版当地的报纸和期刊。较机密的材料用多种方式由信使
传递：保密期刊、经过分类的汇编和报告、特殊指示。地方报刊常采用原始
的方法，如印在极为粗糙的纸张上的手写胶版拷贝。某些情报可通过无线电
传送，但设备是凑合的，而且稀缺，能操作和维修的人极少。用数码传送汉
字常常出错，当然也可能被截收。③尽管困难很大，失败也常有，这种通讯系
统还是很有效地把许多地区不同层次的党、军和政的工作协调起来。
③ 林迈可：《不为人知的战争：华北，1937—1945 年》。林迈可回忆，由于密码 错误，毛泽东的“从群
众中得到尊重”竟被译成“从迷雾中得到珍宝”。大约 经过一年，在 1941—1942 年，日本人破译了中共
密码，始能解读中共电文。
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最初反应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日本在中国的军队最强有力地由关东军代表。它的总部设
在满洲城市长春（新京），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利益，但
它也试图在华北建立柔顺的缓冲区，以排除国民党的势力。关东军一时很成
功，但在 １９３５ 年末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脱离
与南京的联系时却遭到了难堪的失败。这一笨拙的举动激起了爱国怒火，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在北平爆发了由学生领导的示威运动，并很快扩展到中国大多数
主要城市。在华北地区本身，根据《辛丑条约》的条款，有一支规模小得多
的日本驻军，总部设在天津。它的指挥官们与关东军争夺在河北北部的权势，
但他们的野心大大超出了他们当时所能支配的力量。这支驻军总数仅约 ６０００
人，正是他们的一支分遣队于 ７ 月 ７ 日在卢沟桥同宋哲元的第 ２９ 军的中国巡
逻队发生了冲突，当时第 ２９ 军比他们强大得多。
日本在华北的行动既有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动机，也有经济上的动机。
为了把华北的经济与满洲国和本土岛屿的经济联系起来，在满洲国当局（关
东军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派（天津驻屯军及其经济机构——行政
公署）和日本各财团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协商。①每一方的军事指挥部为了自
身利益都拉拢东京的决策者，但他们常常无视他们不赞同的指示。东京的决
策者们也说不上较为一致，他们深知他们对战地指挥官的控制是有限的。日
本人确实从未找到能使他们在中国的行动真正协调起来的途径。
７ 月 ７ 日后不久，驻屯军得到关东军和本土岛屿的增援。它重编为华北
方面军，兵力不久达 ２０ 万人左右。同时在华中——头 １６ 个月里战斗最频繁
的场所——日本兵力达 ２５ 万人，由最终成为华中派遣军的部队指挥。
在华北，驻屯军很快占领了北平和天津，然后，得到加强的华北方面军
沿这一地区铁路系统的辐射线出动，如图 ９ 所示。在多数地区，日本的推进
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宋哲元的第 ２９ 军最初表现坚定，但不久即向南撤退。山
东省主席韩复榘将军不战而溃，打开了经过山东通向关键性的铁路枢纽与华
中门户的苏北徐州的道路。（不久，韩即被蒋介石逮捕并处决。）
在西北和西边，战斗比较激烈。在诡诈的军阀主席阎锡山的全盘指挥下，
山西部队一度勇敢地守卫娘子关。在大同以北，①山西军队与林彪指挥的中共
第 １１５ 师的混合部队于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末，在平型关赢得令人振奋的胜利，虽然
在战略上并不重要。（见下节《根据地的建立》）然而，山西首府太原于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陷落，而日本人继续沿同蒲铁路向西南方进军，直指黄河大弯曲
处。卢沟桥事变后一年，日本对华北的占领大致如图 ９ 所示。
当然，这完全不是真正的占领，而只是一些点和线的网络。华北方面军
在进军中有时离开主要的交通走廊，并在农村成扇形展开。有时他们袭击经
过的村庄，但并不想驻守乡村，这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事。仅仅在华北，主要
的铁路线长达 ３０００ 英里左右；单单保护这些铁路线和守卫沿线的城镇就分散
了他们大约 ２０ 万人的兵力。结果是，对遥远乡村的控制只能交给中国的合作
者。在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一份含糊的指示中，华北方面军将任务交给乡村警察和
① 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 年：北支开发会社的成立》， 载入江昭编：《中国
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第 220— 253 页。
① 平型关应在大同以南——译者。
未加说明的地方民团。但是每个县警察人数不得超过 ２００，配备手枪，而民
团只能拥有现有的或从敌方夺取的武器。①最后，各种较正规的傀儡组织被赋
予宣传、乡村行政、占领区的经济开发和内部保安等项任务，但是华北方面
军从未信任过他们的中国合作者——战时中国各地的日本人在不同程度上都
有这种特点。
表 ２０ 华北与华中的主要铁路（１９４２ 年）
（长度包括支线）
英里
北宁线（北平—山海关）
津浦线（天津—浦口）
平汉线（北平—汉口）
平绥线（北平—包头）
同蒲线（大同—风陵渡）
胶济线（胶州—济南）
正太线（石家庄—太原） ａ
德石线（德州—石家庄） ｂ
陇海线（西安—海州）
沪宁线（南京—上海）
２８９
６９４
８０３
５４７
４２０
２８８
１５１
１２４
６５２
１０９
ａ．战争开始时同蒲与正太线是窄轨而不是标准轨。日本人在 １９３９ 年完成
标准轨改建。
ｂ．华北铁路系统中的这条连接线是日本人在 １９４０ 年 ６ 至 １２ 月间建造
的。
来源：张嘉璈：《中国为铁路发展而奋斗》，第 ８６—８７、２０３、２０５、３２２
—３２５ 页。
在正常时期，用轻武器装备的警察和地方民团也许足以维持铁路线外的
秩序。但当时并不是正常时期。日本的入侵破坏了地
方行政，而直到县一级的大多数地方行政官和其他职能人员都离开了他们的
岗位。在县级以下，乡绅大量留在当地，没有放弃他们的家园。像乱世常见
的那样，乡绅们通过扩大或组建各种名目——民团、团练、联庄会——的准
军事团体以及大刀会或红枪会之类的秘密会社来寻求保护。普通农民经常与
这样的团体合作。匪帮也是混乱时期的一个特点，是一种对防护性社团的，
以掠夺为目的的互补物，这些社团是为防范他们而设置的。①然而现在，掠夺
者与防护者一样，都吞并溃军的人和武器。当从铁路沿线逃出来的散兵，为
食宿而准备做几乎任何事情时，枪械常被弃置不顾。
虽然这种自发的“动员”并不完全引起对日本的抵抗，但是地方上还是
有抗日的人：学生和教师，特别是从大城市来的，还有一些国民党组织和当
地的共产党人。学生和教师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先锋，在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发起
了民族救亡运动。甚至在战争开始前，许多人已在暑假中离开北平回到家乡，
① 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1—1941 年：政治和经济控制问题》，第 203 页。
①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年》，第 1 — 9 页和第 6 章
或者到延安、西安或太原寻找安全港。在战争开始的头一年，仅河北一省中
学以上在校学生和教师的人数就下降了 ７０％，合计共 ５ 万人。②这些人中一部
分人辍学了，或者随他们的大学流亡到国民党控制的自由中国。但许多人留
在以后成为共产党根据地的地区。
一个经常提到的事例是杨秀峰，他是一位法国留学生，１８９８ 年生于河北
东部。他作为一个地下党员，在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任教时就已经是民族
救亡运动的一位积极支持者。战争爆发时，杨和他的妻子以及几位学生逃到
冀南，与国民党的某些组织和地方领袖联合。但在一次争吵后，杨与晋东南
的共产党分子发生接触，他以前的一些学生在那里很活跃。杨的邀请使这些
共产党人直接渗透到冀南，以后杨在共产党的事务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并非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撤退了。在华北的一些小部队或者进行了独立
的抵抗，或者最终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或者与共产党联合。出生于满洲的吕
正操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是南撤时脱离国民党第 ５３ 军的一位团长，他率领
平汉铁路以东的部下进入冀中平原。１９３７ 年末，吕的部队在日本人手中受到
很大的损失后，他与当地的和新到的共产党人发生接触。在共产党人的帮助
下，他建立了一个抗日根据地，而且和杨秀峰一样，１９４９ 年后他在共产党的
等级制度中升任重要职位。
活跃在华北的共产党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