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的学生，对国家及国民党运动的现状感到担忧。日本军队正在侵犯中国领
土；共产党军队虽历经几次围剿依然在内地生存下来；而且，也许最令人惊
恐不安的是，国民党运动成员已变得腐败，更多关心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不
是关心实现革命的目标。根据蓝衣社的看法，革命已经失败，国家处于危险
之中。
这些青年军官——以胡宗南、戴笠、邓文仪和康泽为代表——在得到蒋
介石的同意、财务支持及至少形式上的领导的情况下，组织起一个有三个基
① 陈敦正：《动乱的回忆》，第 29 页；陈少校：《黑网录》，第 290—291 页。然 而，陈立夫否认这样一
个团体的存在。见淑文：《陈立夫谈 CC》，《新闻天 地》，第 20 期（1937 年 2 月 1 日），第 13 页。
① 见前译者注：康泽《复兴社的缘起》。
本层次的金字塔式团体。在高层，由主要领导层组织成力行社；中层命名为
革命青年同志会；运动的普通成员来自军队的下层、学生和政府机关，组织
成中华复兴社。鉴于国民党组织混乱和纪律松弛，蓝衣社强调有必要无条件
地绝对服从团体领导人；同时还强调俭朴、廉洁和严守秘密。
由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及希特勒的德国的力量日益增长，法西斯理论渐
渐引起蓝衣社领导人物的注意。蒋介石也大力了解纳粹的组织及活动方法。
据报导，大约在 １９３５ 年，他在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
是衰退中社会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
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②由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获得明显
的成功所产生的魅力，蓝衣社同样地提出极端民族主义、领袖崇拜、清除自
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及社会“军事化”。
蓝衣社在 ３０ 年代成为颇有影响的团体。他们控制军队内的政治训练，从
而有助于保证蒋介石得到这政治权力最终泉源的持续的支持。蓝衣社也涉足
于民事活动，如学校、童子军①和警察。他们提供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新生活
运动的干部。他们手中也掌握着隶属于蒋介石军事委员会的令人生畏的军事
调查统计局。②这个以戴笠为首的秘密警察组织，对蒋介石判定的敌人（从日
本人和共产党人到贪官污吏，甚至国民党内的政治对手）进行情报活动。它
参与新闻检查；还要对这 １０ 年间许多最声名狼籍的暗杀活动负责，如 １９３４
年对史量才——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的编辑③的暗杀。
和 ＣＣ 系及黄埔系的形成相对照，政学系全是首脑而非小卒；它的成员个
个都是显赫人物，在政权的基层没有追随者。它没有组织，或明确的领导层，
而是非正式地由一群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组成的，但一般具有相似的政治见
解。政学系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黄郛和张群，是蒋介石的结拜弟兄——这种
关系在中国标志着家庭之外可能最为密切的忠诚纽带。大概在很大程度上就
是通过这种关系，政学系在蒋介石顾问小集团及主要行政官员中影响巨大。
例如由黄郛和张群推荐，蒋介石在 １９３２ 年任命杨永泰为军事委员会秘书长。
在那个职位上，杨永泰——直到 １９３６ 年被暗杀——是全国两三个最有权势的
政治人物之一。政学系的其他成员有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张嘉璈、翁
文灏和黄绍竑。提到这些以及其他政学系成员，意在列出这个国家及政权的
许多主要人物。然而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些成员与国民党的关系充其量也不
过是微弱的。例如，黄郛甚至坚决拒绝加入国民党。他们不是政客而是专家
——经济学家、实业家、银行家、出版家、知识分子——他们不服膺任何思
想意识的教义，而是支持专门技术知识和官僚政治的专业主义。
这几个派系间的关系很复杂。每个派系都公开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
② 《蓝衣社之组织及反满抗日之实例》，载《蓝衣社资料》，第 11 页。
① 中华复兴社仅在 1935 年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及大学学生中发展成员；童子军限 于初中和小学学生参
加，中华复兴社未在初中和小学学生中发展成员——译 者。
② 没有军事调查统计局，应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按：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 局前后成立过两次。第一
次成立于 1935 年，下设三个处：第一处由原国民党中 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改组而成，第二处由戴笠所控
制的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改组 而成，第三处为丁默村控制的邮检处改组而成。第二次成立于 1938 年 8 月，
军 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武汉进行改组；该局所属第一处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即通称的“中统”），该局所属的第二处改组为军事委 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称的“军统”）——译者
③ 史量才为《申报》总经理，不是编辑——译者。
都拥护蒋介石为这个政权的领袖；可是彼此打交道有时却非常紧张，因为他
们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主要工具。例如，陈果夫和陈立夫非常妒忌政学系在行
政机构中的地位，并同他们竞争政府职位。蓝衣社把其他派系看作腐败的文
官政客；尤其敌视 ＣＣ 系，因为这两个派系在政治、教育及情报方面的工作重
叠，不时产生激烈的摩擦。
有意义的是，思想意识及政策上的分歧，不是这些摩擦的主要原因。虽
然这两个派系的分歧常常在政策的确定上表现出来，但是，根本问题是权力
和地位。例如，蓝衣社和 ＣＣ 系的分歧表现为如何执行孙逸仙的民生主义。然
而，一个前蓝衣社领导人承认，“任何［派系］斗争都不是由政策分歧引起的
斗争，而是为了饭碗的斗争”①
蒋介石知道这些党内冲突，但是只要它们不爆发为暴力行为——如 １９３４
年蓝衣社和 ＣＣ 系之间的一次——他都不加干预。的确，蒋介石实际上鼓励派
系之间的竞争。因为派系间的斗争使任何一个派系不致过于强大，蒋介石从
而得以确保他对所有派系的至高权力。
国民党统治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的”。然而，这易于使人误解，因为这
个政权的领导人事实上强烈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期望骤然地，甚至“彻底地”
与中国当前的民族衰老状况分手。例如，他们赞美西方科学及工业的进步，
热切期望运用西方技术来改善中国民众的经济福利。他们也希望重建中国的
社会、政治秩序。蒋介石理想的社会模式不在中国的往昔，而是在日本、意
大利及德国独特的军国主义。他回想起他在日本军校的学生时代，声称那里
严格的兵营纪律，大体上恰恰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理想。①他认为法西斯的
意大利和德国实现了那种理想。他羡慕地声称，“按照法西斯主义，组织、
精神和活动都须军事化……在家庭、工厂和政府机关，每个人的活动必须和
在军队中一样……换句话说，必须有服从、牺牲、严格、清洁、准确、勤奋、
保密……大家在一起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做出牺牲”。②
蒋介石热切希望在中国创造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严格纪律和无条件服
从领袖意志的军事化的社会形象。他在 １９３４ 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并自吹自
擂地说它能为医治中国的痼疾提供基本良方。从他下面的言论可以看出新生
活运动的目标。“什么是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问道。“简单
地说，就是把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以便他们能培养勇敢敏捷，吃苦
耐劳，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能在任何时候为国家做出牺牲。”
③显然，他的法西斯主义形象实际上完整无缺地转变成了新生活运动。
然而，蒋介石及国民党领导人也尊崇儒家的道德标准；正是这一点使得
许多观察家确信，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势力。例如，
蒋介石通常宣称新生活运动的目标是儒家的道德礼、义、廉、耻。蒋介石非
常敬佩晚清保守的儒家官吏曾国藩和胡林翼。而且，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正
式恢复了尊孔，宣布孔子诞辰为国定节日，鼓励学生和军官学习儒家经典著
① 刘健群访问记，台北，1969 年 5 月 27 日。
①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 12 卷，第 110 页。
② ＇岩井英一＇：《蓝衣社调查》（日文），第 37—38 页。
③ 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 12 卷，第 111 页。关于新生活运动，见阿里夫？德里克：《新生活
运动的思想意识基础：反革命研究》，《亚洲研究杂志》，第 34 卷第 4 期（1975 年 8 月），第 945—980
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66—70 页。
作。
国民党政权的传统主义，可以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提倡的古典主
义相比。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本身不是提出的目标，而是以之作为中国民众
向新社会前进时有助于增强凝聚力的道德因素。正如 ＣＣ 系的一个成员所说，
儒家思想提供一个“中心信念”，没有这个信念，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会陷
于无政府状态，道德上就会陷于混乱。①于是，蒋介石常常以中国传统的惯用
语讲话。事实上蒋介石的许多方法和观点——如强调传统道德，他的教育的
政治功能的观念和杰出人物统治论——确实显示出他的现代世界的眼光十分
有限。但是他的政治目标，即一个彻底管辖起来的社会的目标，与中国儒家
的往昔并无相似之处。他要成为一个极权主义者，一心想把他的政权一直控
制到地方，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服从这个政权，达到清朝历代皇帝甚至未曾
梦想到的程度。这绝不是一个保守的理想，因为它从根本上既不同于往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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