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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许多年过去了，关于地震，只在几年前，外地发生地震时，真真切切有过一次震感。当时正在四楼的办公室里，飞跑下楼，心中惴惴不安。此后呆在大楼里，有时会想，万一地震了会如何，这时便感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和渺茫，也就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而那张钢铁制造的防震床，因为翻盖房屋，早已拆了，建筑工人用它焊了一个滑轮架，我们用它焊了一架梯子。
终于真切感受到大地震的恐怖和悲惨，是这几天四川发生大地震。现代媒体的发达，全天候的多层面的报道，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灾民身陷绝境的悲惨，地震毁灭性的破坏程度，救人场面的感人至深，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构成了一部悲壮的人类迎接大自然挑战的史诗。
2008年5月14日
划地图
刚上初中那年，去要好的同学家玩，被他*前上高中的哥哥的藏书箱吸引住了，除了借走几本小说外，还拿了地理作业本——上面竟然有县城运河镇地形图！这让我惊奇得不得了，想不到自己生活的小城镇也能划成地图。不过那图划得过于简单，连我住的居民区都没有标出来，大街上的商店旅馆也没标，我决定自己依照他的样子，划一幅大的。
买了一张大白纸，先把那张地图上已有的东西都划上去，再把我所住的居民点用红五角星标上，然后再一点点标上每条大街上的各个建筑物的名称。这时才发现，划地图，特别是详图，可不是一件小工程，光是文化馆东侧的菜市场里面的小店铺，全标出来，就够复杂的了。做了不到五分之一，我就再也做不下去了。不过，还是挺得意地把它贴在墙上，让邻居小伙伴们来参观。但好景不长，那时正处在*中期，有人说我是划联络图，像智取威虎山土匪绘的那样，小心被阶级敌人利用。于是当街道主任的母亲，趁我不在，撕了下来，烧了引炉子。我因此难受了许多天，还暗暗流了几滴泪。
运河镇的大地图虽然几乎算是胎死腹中，可我划地图的兴趣，依然不减。这次小心了，又买了一张大白纸，偷偷地划。不过，划的不是运河镇的全图了，因为已经意识到那个工程过大，非我能力所为，我要为我住的居民区划一张详详细细的全图，标清楚每个小巷子，标清楚每个住户，甚至标清楚每个住户里和我要好的小伙伴的名字，目的吗，就像智取威虎山里那张土匪用的联络图，找他们玩时方便。
不划不知道，一划吓一跳。划了几天，才发现，比运河镇详图还要麻烦。因为我们这个地处文化馆西边，俗称高台子的居民区，房屋建设过于混乱和复杂，以至于外人进去了，竟然找不到出去的路，常常会走进人家的家院子里，因此又有了“九曲巷”的绰号。但我还是知难而进，先从我自己的家划起：堂屋三间，南屋一间，院墙弯弯曲曲，院门向西开着，东面的院墙外就是别人家，家院子里还要标上两棵大柳树和一棵枣树，院子的最东面是才挖的防苏修原子弹袭击的防空洞，还在我住的小南屋上标上我的名字……最为复杂之处，就是我要按一定的比例划它们！待一一划出来时，才发现光我家一处，就占了很大的地方。想想还是先划大框吧，于是以我家为中心，一圈圈地把道路标出来，我的天，哪里是九曲巷啊，一百曲也不止呢！简直比《地道战》里挖的地道还要复杂！虽然有了畏难的情绪，还是硬着头皮，一个巷一个巷，一家接一家地划着。
“九曲巷地形图”划了三分之二时宣告失败，因为那张大白纸已让我划的所剩无几，而我本人，也耗得筋疲力尽。想想也没意思，对于我们来说，闭着眼都能在九曲巷里摸来摸去摸不错地方，要那地图干什么，有那精力，不如东到文化馆里打篮球，西到国营大鱼场钓鱼摸虾，南到铁路小学踢足球，北到杨树行摸知了猴去。
注：这篇小文，原题《邳州老地图》，想以本文写的小故事为由头，写一写现在的邳州城各个区位三四十年前的样子，谁知由头写来一发不可收，成了一篇独立的小文。
2007年9月9日星期日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血泡
挺自豪的，拿了几十年笔杆子的手掌上，还能有三四个老茧赫然在目，而且双手都是如此，这足以证明，我还劳动人民过。老茧是从血泡蜕变来的，从上初中学农起到结束知青生活考上大学，因为握镰刀握铁锨握车把，手掌上不知打过多少血泡，但记忆最为深刻的却只有一次。
那是高考体检结束后不久，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我，没像别的自以为很有把握的知青们，早已回到县城的家里去等待录取的消息，而是坚持在生产队里，站好自己的最后一班岗。
时值隆冬季节，正是冬闲大修农田水利时，公社给我们生产队分配了一项筑路的任务，队里就给每个劳力划定了三米长的一个路段，挖沟筑路。天寒地冻，用铁锨根本挖不动冻土，而我的基本工具，就是一把用了两年磨得薄而亮的铁锨。我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拿着铁镐刨起一大块一大块的冻土来，而我只能拿着铁锨巴掌大的一小块一小块地别着撬着。终于等到有人完成了任务，此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我忙不迭拿过铁锹，急三赶四刨将起来。那是一把小洋锹，我的力气又不够，一锹下去，也只是一个白印子，刨下一小块冻土，至少也要三五下，就这，也比用铁锨效率高得多。一个小时过去，终于刨出一个米把深的坑来，此时已是大汗淋漓了。累是累点，却还是因为稍有成就而有点兴奋，于是双手紧握洋锹，高高扬起，奋力刨去，这时只觉手心发粘发痛，张开手掌一看，啊呀，竟然是满把的血，原来两只手上不知什么时候磨出的好几个大紫血泡已大半破裂。
此时，天空阴霾起来，寒风乍起，旷野里了无长物，令人感到荒寂和孤独，而手上难忍的疼痛，更让心里泛起一股凄凉感和委屈感。真是到了该离开这片生活劳作了近三年的土地的时候了！我将自己的铁锨交由一位社员拿着，用毛巾紧裹着血泡破裂的手，黯然离去——不是回生产队，而是回县城的家里，去等待大学录取的通知书。
卖牛肉
老黄牛死了，许多社员主张分肉吃，队领导班子不同意，一者私分牛肉是犯错，二者队里要买手扶拖拉机正缺钱。于是决定把牛肉卖掉，牛骨头煮汤，每个出工的社员可以喝上一大碗。当然，煮过的牛骨头，也要卖掉。
牛肉煮成半熟，据说这样最压秤。满满装了两大筐，由副队长、我和一个劳力（男社员）拉着平板车，去县城卖。之所以选我，是因为我是知青，没有私心，由我在旁监视，社员们放心。
初冬的早晨，田野里弥漫着浓浓的雾。我们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不紧不漫地走着，兴奋的讨论着牛肉能卖多少钱。最后副队长敲定，由我记帐，副队长收钱，劳力掌秤。每斤牛肉底价六毛，要价八毛，卖的价格越高越好。
刚走到运河大桥上，就有一个船蛮子（使船的南方人）问牛肉多少钱一斤。我兴奋的刚要开口说八毛钱一斤，却被队长抢先说九毛一斤。那船蛮子嘴一撇说：“人肉也没那么贵！”掉脸就要走。我急了，怕第一笔生意泡汤，又怕副队长的漫天要价把人吓跑，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最低六毛一斤！”这是我头一次做买卖，以为喊出了最低价，人家会还高一点价呢，谁知船蛮子开口就要三斤。我激动的赶紧掏本子记帐，副队长则皱皱眉头，推推劳力，说：“给他称！”卖完肉，副队长对我说：“你嘴可够快的，砍价也要三分五分的砍，你一让就是二三毛，这样可不行，卖不出价的。再卖，由我砍价。”我唯唯诺诺，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们的牛肉摊子，摆在了老菜市口，也就是小十字街口，算是闹市的中心，南来北往必经之地，离我家住的文化馆西边的高台子，也就百把米。这是我的主意，因为我是老街人，知道哪儿最有人气，而且街面上的人都熟，不会有人找麻烦，更何况我还有后台：一者母亲是街道主任，二者邻居大爷是工商局长。
“便宜卖了，八毛一斤，小黄牛肉，嫩死了！”副队长一阵吆喝，老黄牛肉成了紧俏商品。买牛肉的，看热闹的，把我们的牛肉摊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开始时，我还低着头记帐，怕被熟人认出来。渐渐被火爆的讨价还价气氛所感染，看着那么多人争买牛肉，内心升起自豪感，便把头昂得老高，不仅帮副队长收钱，帮劳力割肉，还主动讲起价来——此时一开口可不是底价六毛了，而是九毛。副队长夸我会叫价，买肉的说我越年轻心越狠。
下午三四点，牛肉就卖得差不多了。大家都还没吃午饭呢！副队长让我合合帐，说不卖了，大家上小饭店吃饭去。我坚持让他们去我家吃。副队长推辞了一番，就把剩下的几斤牛肉一提，说：“那就上小徐家吃吧！”
老黄牛肉其实很不好吃，烧了很长时间，还嚼不动。副队长不好意思地自我解嘲道：这样的死牛肉，卖六毛一斤都贵了。
2008年9月17日21：50：12
一斤白糖
那是1976年的夏天，和公社会计以及其他大队的几个知青，结伴去县城开会。回来的路上，会计说他想买一斤白糖，留当药引子用。几个知青推荐由我来办，因为我母亲是街道主任，应该可以走后门买到。于是我就收了他的五角钱。那时白糖是凭票供应的，城镇户口每人每月也就是二两，走后门买一斤白糖，也是要好大面子的。
母亲听后，有点为难，但还是答应了下来。大约半个月后，终于买到了一斤白糖。等我将白糖拿回生产队时，已是一个月后了。我一方面让人捎信让会计来拿，一方面想等到去公社时捎给他。但此后，却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