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又不在了，你还守什么呢？”崔氏却坚决地说：“谢谢妈妈的好意，现在公婆已老，家里只有一个幼弟，我怎么能舍他们而去！”包拯只有两个儿子，包繶早死，正因为崔氏尽心竭力把幼弟包绶抚养成人，以后包家子孙兴旺，现在已经传了30代了。
对于崔氏不嫁这件事，我们应该做出公平的评论。如果包家为了维护家族的面子，不许她改嫁，阻挠她改嫁，那当然不对，当时包拯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同情、可怜自己的儿媳妇，一再劝她改嫁，足以说明他为人处事很富人情味。从崔氏这一方面来说，她有改嫁的自由。如果她崇拜公公，怀念丈夫，自觉自愿地为了这个充满亲情的家庭付出牺牲，做出贡献，这不仅没有任何不对，而且是应当受到尊敬的高尚行为。
包拯的墓志与家谱都在，我们不难从中查明他家的世系。这样一查，就能说明包拯劝媳妇改嫁与媳妇崔氏抚育幼弟成才都确有其事，并非传说。金兵入侵，宋廷南迁，包家的后裔迁到浙江。宁波天一阁现在藏有一本《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世界船王”包玉刚是包拯的第29代孙，就是从这部宗谱里查出来的。
包拯在家侍奉父母。直到父母都已去世，他才到扬州天长县去当了一任知县。任满后升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在端州任上大约三年，做了不少实事。例如治理西江水患、凿井、办学等等。特别是在整顿司法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经他整顿之后，衙门里没有积压的案子，监狱里没有呼冤的犯人，可以说是弊绝风清。他这个包青天的名声，在端州任上就传开了。包拯不是诗人，在他的文集《包拯集》里只有一首诗，就是在端州写的，叫做《书端州郡斋壁》诗，内容是反对贪污腐化提倡廉洁的，诗曰：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修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燕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历史上的一些大诗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瑰丽的诗篇，有些是赞美祖国壮丽河山的，有些是歌颂志士仁人英雄事业的，但是像包拯这样以戒贪倡廉为主题，可以作为走马上任的官员们的座右铭的，从古到今，还真找不出第二首来。
端砚（端州的砚台）是当地的特产，在文房四宝中，与宣纸（安徽宣城的纸）、湖笔（浙江湖州的笔）、徽墨（安徽徽州的墨）齐名。在宋代是重要的贡品之一。过去的地方官常以向朝廷进贡的名义到处征收，遇到有佳品就据为私有，以备日后行贿或作为礼品送人。包拯在端州任上，命令工匠按进贡的定额制造，一个也不多收，所以他在离任的时候，敢说“不持端州一砚归”，一时传为佳话。包拯做官公正廉明，远近知名，他被赵祯召进京城做官的时候，已经40出头，为人稳重、做事老练，不管承担什么工作，都能做出成绩，引人注目。他初做京官，是当监察御史。以后多次调动，或者是在东南各地当地方官，或者是在京城里面当监察官，总的说来，是一路顺风，稳步前进。到了公元1056年担任开封府尹（首都市长），1058年担任御史中丞，已经是他晚年。他于1062年去世，当时的职务是枢密副使。
从来都说清官“铁面无私”，铁是黑的，所以舞台上的包拯都化妆为一个大黑脸，成为铁板一块，以说明他的不可通融，不讲人情。其实包拯一生做事都很有人情味。从官修史书、野史笔记、民间传说各方面来看，包拯都没有“门进难，脸难看，事难办”的官僚作风。《宋史？包拯传》中说：“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过去老百姓要到开封府告状，先得托人写好状纸，由衙门小吏代为投递，辗转费时，小吏就能从中敲诈勒索。包拯做开封府尹时，一举打破了这条规矩。他规定老百姓要来告状，可以到府衙门前击鼓。只要鼓声一响，府衙就得大开正门，让老百姓直接上堂告状。这样，衙门小吏就没有了敲诈勒索的机会。开封老百姓奔走相告，真想不到当时的“上访”竟会如此方便。
赵祯把包拯调进京师，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正直敢言，叫他当个言官（谏官），既可以对朝廷大政提意见，提建议，也能对重要官员进行监督。包拯的确不负赵祯所望，只要他觉得自己所说的问题有理有据，对皇帝也敢力争，有时候争得唾沫横飞，溅了皇帝一脸。见到的人都很感动，觉得他们君臣契合，传为美谈。
开封府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集中居住的地方。开封府尹不过是个从三品，而京城里面一二三品的高官至少有好几百家，有些衙内、豪奴倚官仗势，任意横行，开封府的官员们慑于权势，不敢去管他们。赵祯觉得实在看不下去了，有意整顿一下，决心动用包拯这张王牌，对那些经常横行霸道的人，给点颜色看看。包拯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向皇帝打了包票绝对依法办事，绝不后退一步。经过几个回合，包拯旗开得胜，在开封府名声大振。对那些扰乱社会秩序的人，说抓就抓，说判就判，对于说情的人，一概不理，还要追究责任。当年夏天大雨，开封城里的惠民河阻塞，河水泛滥，街道淹水，行人受阻。包拯经过调查，知道这是有些权贵侵占河道修建花园、亭台所致。他急如星火，连夜查卷，追查非法建筑物的产权，对于没有产权的建筑，一律强制拆除。那些业主说情没有人理，送礼没有人收。最后一直闹到皇帝那里去，皇帝推托说：“包拯这个人的性格你们是知道的，他只要有理有据，一定会蛮干到底，我说的话他也不会听，我也没有办法。”在皇帝那里碰了钉子，这些权贵也只好灰溜溜地同意拆房子。从此，“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
君子满朝的仁宗时代（6）
经过包拯一年多的整顿，开封城里的面目一新，秩序井然。赵祯所希望于包拯的，也不过如此。这样一做，至少可以治标，改变一下京城的面貌，至少可以树立一个清官的样板，让全国别的城市跟样学样，扭转一下社会风气。至于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积贫积弱的问题，那就要治本，要进行变法，不是这么君臣几个人在短时期内所能解决得了的。
民间传说里的包公，小说、戏曲里的包公，长期以来被神话了，被美化了，被拔高了，被夸大了，这些包公，已经不是包公的真面目，可以说是已经进行加工了的假包公。不过这些假包公也反映了一种真实，那就是一千年来广大老百姓（包括海内外华人）善良的愿望。
就是某些貌似荒诞的神话故事，也是在老百姓的善良愿望的基础上产生的。
关于包公死后成为阎罗王的故事，就是来自当时的一句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这就是说，对任何官员都可以打通关节，就是对阎罗王和包公打不通。说书者和演戏者因此就会想到：在阳世里老百姓有冤难伸，受屈而死，死后就会成为冤死鬼，进入阴间的枉死城。年深日久，枉死城鬼满为患。何不请包公去兼个职，日理阳，夜理阴，两头兼顾，让许多冤死鬼沉冤得雪，早日投胎重回人世。不过这样一来，包公早晚会被累死，不如让包公在百年之后，去当专职的阎罗王，这更符合老百姓的愿望。在人世间找不到包公，死后也可以找，如果他当了专职的阎罗王，那不就更好找了吗！
在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中间，某些官员在飞黄腾达之后，忘恩负义，停妻再娶的故事颇为不少，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活捉王魁》等等皆是。老百姓同情弱者，痛恨忘恩负义的人，总希望有个青天大老爷出来主持正义，把他们狠狠打击一下。如果这个忘恩负义者来头很大，老百姓更希望有个不怕惹火烧身的清官来摸老虎屁股。包公严惩陈世美的故事恰好满足了老百姓的这种愿望，所以不胫而走，长期流传。
在这个故事里，老百姓考验了包公——看他敢不敢触动皇亲国戚；也考验了皇帝——老包敢动你的女婿，看你还能不能沉得住气？包公和皇帝都经得起考验，老百姓为此感到万分高兴。虽然许多情节都是虚构的，历代观众都能够慨然允许并且欣然接受了它。大家觉得舞台上的包公形象是真实的，历史上确有这样的人物存在。在老百姓含冤负屈而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时代里，大家宁肯相信人间确有这样一尊“正义之神”存在，因而也感到很大的欣慰。
老百姓爱戴包公，是因为他能主持正义，不畏权贵，为民伸冤，为民造福。我们敬仰的是他的精神，而不是他破案的技巧和能力。可惜有一些民间故事出现了离奇的情节，让包公主持侦破疑难大案，把他写成了一个东方的福尔摩斯与古代的刑侦队长，这就使得包公异化，虽然不是面目全非，至少是让他世俗化了。
皇帝发现了范仲淹
还在刘太后垂帘听政，赵祯自己没有管事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就已经为大宋帝国的内忧外患而担心，时时留意希望发现一些能臣，将来好当自己的治国帮手。当时究竟有哪些内忧外患？说起来也简单，就只是两个字，内忧是“贫”，外患是“弱”。
你看，大宋帝国的京师，锦绣天街，花花世界；灯火樊楼，彻夜通明；灯红酒绿，千金买醉；笙歌鼎沸，歌舞升平。这还能叫“贫”么？当时的社会，看上去富贵繁华，似乎财大气粗，实际上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达官贵人，奢侈无度；贫民百姓，度日如年，一遇灾害，就会大乱，国家有极大的隐忧。
大宋帝国养兵百万，一旦出师，刀枪眩目，衣铠鲜明；登山涉水，宛若长龙，前不见排头，后不见排尾。如此阵容，如此声势，还能叫做“弱”么？可是人人皆知，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不是用来表演的。所谓“东京八十万禁军”，吓唬老百姓有余，对外作战就很难打胜过一回，经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