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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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 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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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顼早就知道王安石其人。他还在当太子的时候,代他掌管文书的官员韩维就经常介绍王安石的事迹。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家贫苦学,21岁成进士,虽然诗文名气很大,被一些文人学者所推重,但他并不想靠拉关系,向上攀升,而是安心在基层当地方官,深入了解民间疾苦,实践进行改革的办法。虽经欧阳修等人一再向朝廷推荐,他都不肯应召,只埋头在地方上做有利于老百姓的具体工作。他越不应召,名声就越大。1060年,仁宗任他为三司度支判官,后又改任知制诰,他接受了,并向仁宗上了万言书,书中已经列举了许多变法方案。不知什么原因,仁宗未作答复,不久仁宗去世,此事搁置。英宗在位几年,他仍在基层工作。赵顼继位后,因为热衷于变法工作,把他那本万言书中的许多变法方案看了又看,爱不忍释,所以一再召他来京,任为翰林学士。他于1067年9月奉诏,迁延了7个月,才越次入对。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2)
赵顼下令大开天章阁之门,把王安石迎入赐坐。他内心非常激动,自己虽然贵为皇帝,但是每天所接触的人,多是唯唯诺诺之徒,有谁真能为我分忧。这个慕名已久的王安石,气宇恢宏,目光如炬,确有一副能担大任的样子。难道梦想多年的变法大计,就要依靠他来实现?他想问安石的话太多,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就对安石说:“你在7年前所写的那本万言书我已仔细看过,其中所提到的许多新法以后我们都会认真讨论,逐步实行。今天我想问你的,是治理国家以何事为先?”安石从容回答:“择术为先。”(立个目标,定个标准)赵顼又问:“唐太宗怎么样?”安石又答:“陛下当效法尧、舜,岂能只学唐太宗!其实尧、舜治国之道至简而不繁,至易而不难,后世的学者不能理解,以为高不可攀。”赵顼听了这话,不禁开怀大笑:“你对我的要求可真不低呵!我自己衡量一下,恐怕达不到你的要求。今后就希望你尽力帮助我,共同朝这个方向努力吧!”和王安石的第一次见面,使这个年轻的皇帝心潮澎湃。在他周围的人从来没有这样鼓励过他!这个21岁的决心变法之君与这个47岁的决心变法之臣不仅成了忘年之交,而且成了知己,从此以后,他们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变法。
  司马光怒斥新法
  在第一次见面之后,赵顼几乎每天退朝,都要把王安石留下来长谈。有一次,他向王安石说:“有个问题,我想和你从容探讨一下。唐太宗一定要得到魏征,刘先主一定要得到诸葛亮,然后才能有所作为。但是这样的人才不是时时都有的,要多年才出一个。你看是不是这样?”安石连忙抢答:“不然。世上但愁没有明君,不愁没有人才辅佐。陛下诚能为尧、舜,就一定会出皋、夔、稷、契来辅佐你。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哪里会没有人才!如果陛下治国的大计没有决定,或者用人不够推诚,虽有皋、夔、稷、契之贤,也会被小人所蔽,难以立足。”赵顼说:“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又接着回答:“正因为是尧、舜,才能辨四凶而诛之。如果让四凶进谗,人才是无法安身的。”君臣双方,都是话中有话。王安石是说,只要你做皇帝的能够决定治国大计,不愁没有人才来辅佐你。赵顼是说,只要你努力从事变法,我会替你清除小人。不会让你受到小人的干扰。
  在赵顼的催促之下,王安石拟出了一份又一份的变法方案,提交有关官员讨论。概括言之,整个的变法方案不过是四个方面一共13项具体办法。
  属于民政方面的计有:
  “青苗法”——贫苦农民以青苗抵押借款,受到高利贷的剥削。实行“青苗法”后,由地方政府低利贷款给农民,以助贫民增产,防止富豪兼并。
  “免役法”——原先百姓除交租税外,还要服力役。服役方式多种多样,不胜其烦。实行“免役法”后,不再服力役,只统一缴纳免役钱,由政府雇工服役。
  属于财政方面的计有:
  “方田均税法”——订出统一的办法丈量田地,分为五等定税。
  “农田水利法”——订出统一办法兴修水利。
  “市易法”——由政府拨出专款,设立“常平市易司”主持其事,于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平衡物价,杜绝垄断。又可向小农小工发放贷款。
  “均输法”——财政上一种调节措施,就是“通天下之货,制为轻重敛散之术,使输者既便,而有无得以懋迁。”
  属于军事方面的计有:
  “裁兵法”——英宗治平年间,全国养兵116万多人,神宗熙宁年间,裁为56万多人,差不多裁掉一半。
  “置将法”——宋廷过去把禁军集中于京师,遇有战事,点将统兵,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实行“置将法”后,中央于各地置将,训练士卒,兵将互相了解,但均统于天子,军权不致旁落。
  “保甲法”——王安石认为要富国强兵,必须废除募兵制,恢复征兵制。实行“保甲法”后,以保甲组织为人民的自卫组织,并能为国家组训后备兵与国民兵。
  “保马法”——宋代对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缺乏军马,辽国与夏国都禁马出口,购买困难。“保马法”是让百姓代国家饲养军马。
  “军器监法”——是生产与统一管理军器的机构。“军器监”设立后,民间进献器械法式者很多,果然军器大有改进。
  属于教育与科举方面的有:
  “太学三舍法”——王安石十分重视学校,制订“三舍法”。分太学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逐渐淘汰。上舍毕业生可直接任官,与科举取士相同。
  “科举制度的改革”——王安石在原则上是反对科举的,他主张以学校取士来替代科举。然而学校不能一旦而兴,科举也不能一旦而废,于是乃主张先改革科举的考试科目,及考试的方法。
  我们把上述四个方面一共13项变法的大致内容浏览了一下,就会觉得奇怪。因为这次变法涉及的方面很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都有,包括了许许多多的大事小事。面对这么一大堆方案,每个人只能提提意见,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而已,不可能立刻提出一个笼统的“赞成”或者“反对”的答案。
  可是事情就有这么奇怪,就在青年皇帝一再表态坚决支持实行变法那一年的下半年,不少重要官员,文人学者,都公开反对新法,希望皇帝不要采用新法。带头提出反对意见的,就是司马光。
  这是什么原因?是司马光为人不够正直,抑人扬己?不是。在当时,比王安石大两岁的司马光成名比王安石更早。他受父亲司马池的熏陶,笃诚好学,为人老成,15岁时所写文章“有西汉风”,20岁就中了进士。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信念,没有根据,他是绝不会随便批评别人的。是他与王安石不熟,不了解王安石的为人?也不是。他和王安石同朝为官,年龄相仿,同为群牧司判官,同修起居注,同居翰林学士,互相尊重,常和吕公著、韩维四个人一起聚会,言谈终日不倦,时称“嘉祐四友”。正因为他很了解王安石的志向与才能,所以他对王安石的评价,比当时任何人为高。在给王安石的第一封信中,他说了以下这样一段话: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3)
窃见介甫(王安石字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享誉天下)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很不容易请他出来工作)。识与不识(认识他与不认识他的人),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大家都说王安石不出来工作则已,一旦出来工作,立刻可致太平,老百姓都会受到他的恩惠)。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之高,可谓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那么,他为什么要起来反对新法呢?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在王安石所写的新法方案中发现了严重的错误倾向,所以急不可耐地起来阻止。这也反映了他对朋友的一片赤诚。本来,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面对面的争论还不会发生得这么快,是一件偶然的事引发了这场争论。
  公元1068年的11月,政事堂因为河朔发生旱灾,需要救济,国用不足,请求在明春祭天大典之后免赐文武百官的一笔银绢。这笔绢银属于奖金性质,经济困难的时候可以不发。这时的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是翰林学士,皇帝请各位翰林学士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司马光首先表示态度:“既要救灾,理当节约,免赐银绢一事可以同意。”王安石却说:“国用不足,不过是缺少善于理财的人,这事好想办法。”司马光立即指出:“所谓善于理财,不过是在民间敛财而已。”王安石寸步不让,反驳说:“不然,善理财者,民不加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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