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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醒来以后，还是不见他的影子。所以，我们又开始寻找，这时草丛中出现了我们反复走过留下的路；如果我们找不到他，他可以很容易找到我们。我们那一整天一直坐着等待。当太阳挂在你的头上，阳光射进你的脑袋时，周围的一切都很安静——即使你像动物一样，躺在大树下面时也是这样。我躺在地上，看见那些长着弯弯的尖嘴、光秃秃脖子的丑陋大鸟在我们头上盘旋。在路上，我们常常看见它们撕咬死去的动物骨头，没有剩下我们可以吃的东西。它们盘旋着，一会儿往上飞，一会儿向下滑，接着又向上飞去。我看见它们左右伸着脖子，一直在那里盘旋。我看见奶奶一直坐在那里，小弟弟坐在她的腿上，也在看着那些鸟。
下午，带路的男人来到我奶奶跟前，告诉她别的人必须继续往前走。他说，如果他们的孩子没有吃的，他们很快就会 死掉。
奶奶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对她说，我们出发之前，我会给你们弄些水来的。
奶奶看着我们——我、哥哥和坐在她腿上的我弟弟。我们看见其他的人一个个站起来，准备离开。我不相信我们周围长着的那些草丛里什么也没有。如果我们单独留在这里，留在克鲁格公园，警察或动物就会发现我们。我的两眼流着泪水，泪水顺着鼻子滴到我的手上，但是我奶奶并不理睬。她站起来，两腿分开，那样子就像在家时准备扛木柴的姿势。她两手一扬，把弟弟甩到她的背上，然后用布条捆住——她的衣服破了，两个大奶子露了出来，但是里边却没有给我弟弟吃的东西。她说， 走吧。
所以，我们离开了这个长着深草的地方。把它留在了身后。带路的男人领着我们和其他人一起上路了。我们继续逃难。
有一顶巨大的帐篷，它四周绑在地上，比教堂和学校还大。当我们逃难到了那里时，我远远地看着，当时并不知道它就是这样子的。我曾经见过类似的东西——有一次，妈妈听说我们的士兵在镇上，她想打听一下他们知不知道父亲的下落，就领着我们去了一趟。这顶帐篷和那顶一样，也是蓝白相间的，但它不是用来祈祷和唱歌的，我们和从我们国家来的其他人就住在里面。诊所的护士说，不算小孩子，我们一共有两百人——还有新出生的婴儿，有的是在穿越克鲁格公园的路上出生的。
甚至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帐篷里也很黑暗，那里边却住着一个村子的人。每个家庭都没有房子，只有一个用口袋或箱子纸板——或者我们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圈起来的狭小地方，以便告诉别的家庭，这是你的家，即使没有门，没有窗，没有茅草顶，他们也不应进来。所以，如果你站起来，如果你不是小孩子，你就可以看见别人家里的情况。有的人甚至还用地上的岩石制作了颜料，在麻袋上描绘了图案。
当然，实际上是有房顶的——帐篷就是房顶，离地面远远的，高高地盖在上面。它像天空。它像一座高山，我们就在山里面。光线裹着灰尘，通过缝隙射向地面，灰尘非常多，使人觉得可以顺着它们向上爬。帐篷挡住天上落下的雨水，可是地上的水却从帐篷四周漫进来，淹没各家的小地方之间的通道。通道里一次只能过一个人，弟弟那样大的小孩子在泥水中玩耍时，你得从他们头上跨过去。弟弟没有玩耍。星期一有医生来，奶奶领着弟弟到诊所去了。护士说，我弟弟的脑袋有毛病，她觉得是因为我们家里吃的东西太少了。因为战争。因为父亲不在家。而且因为弟弟后来在克鲁格公园时被饿得太厉害了。弟弟喜欢整天躺在奶奶的身边，躺在她的腿上，或者靠着她身体的什么地方；他眼巴巴地望着我们，一直望着我们。他想要点什么，可是你知道，他不能。如果我给他呵痒，他可能只是笑一笑。诊所给我们特殊的粉末，让放进稀粥里给他吃，他可能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我们刚到这里时，我们——哥哥和我——也像他这样。那时的情况我几乎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住在大帐篷附近村子里的人把我们带到了诊所；在那里，你得签名说明你来了——从远处来的，穿过克鲁格公园来的。我们坐在草地上，到处乱糟糟的。一位护士模样漂亮，留着直发，穿着好看的高跟鞋，她给我们弄来了特殊的粉末。她说，我们必须用水搅拌它，慢慢地喝下去。我们用牙撕开纸袋，用舌头舔食，它黏在嘴里，我把黏在嘴唇和指头上的粉末全都吮吸得干干净净。和我们一起来的孩子有的呕吐了。不过，我只觉得自己肚子里的一切都在不停地动，吃下的那东西像蛇一样在里边转悠，不停地打嗝使我觉得很难受。另一位护士让我们在诊所的走廊里站成一排，可是我们却站不起来。我们东倒西歪地坐在地上，身体互相靠着；那位护士伸手一个一个地抓住我们每个人的胳膊，给我们打针。她用另一些针头把我们的血抽出来，注入细小的瓶子里。这是治病用的，可是不知怎么的，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就觉得自己在走路，草长得很高，我看见了大象，我不知道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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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奶奶的身体仍然强壮，她仍然站得起来，她会写字，所以为我们签了名。奶奶给我们弄到了大帐篷里靠近边缘的地方，这是最好的位置，因为虽然雨水会漂进来，但遇到天气好时我们可以打开帐篷的门帘，让阳光照在我们身上，让帐篷里的臭气散发出去。奶奶认识这里的一个女人，她告诉奶奶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好草来编席子，奶奶给我们编了几张。运粮食的卡车每个月来一次。奶奶带上一张有她签名的卡，它被打了孔以后，我们领到一袋玉米粉。有手推车可以把它运回帐篷去，哥哥帮她推车，他和其他男孩子比赛，看谁先把空车送回诊所。有时候，哥哥的运气好，村子里有个购买了啤酒的男人付钱让他送货——虽然这样做是不允许的，应该将手推车直接还给护士。如果被我发现，他会买一瓶冷饮和我一起喝。每个月的另外一天，教会在诊所的院子里放上一大堆旧衣服。奶奶带上另一张卡让人打孔，我们就可以选点东西：我挑了两件衣裳，两条裤子，一件运动衫，这样我就可以上学了。
村子里的人让我们在他们的学校里读书。我感到惊讶，发现他们也讲我们的话；奶奶告诉我，这就是他们允许我们待在他们国家的原因。很久以前，在我父亲年轻时，没有杀人的围栏，没有分隔他们和我们的克鲁格公园，我们都是国王统治下的同一民族的人，从我们离开的村子到我们来的这个地方都属于一个国家。
现在，我们在大帐篷里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我满十一岁了，弟弟也快三岁了；他个子很小，只有脑袋很大，他仍不习惯住在里边。有的人开垦了大帐篷附近的空地，种上了青豆、玉米、大白菜。老人们用树枝编成围栏，将自己的菜地圈起来。不允许人到镇上去找工作，可是有的女人在村子里找到活干，有钱买一点东西。奶奶的身体仍然强壮，在修建房子的地方找到了活干——在这个村子里，人们用砖块和水泥建造漂亮的房子，而不是用我们在家盖房用的泥土。奶奶头上顶着筐子，为这些人运送砖块和石头。这样，她有钱买白糖、茶叶、牛奶、肥皂。商店给了她一张日历，她把它挂在我们的帐篷门帘上。我的学习成绩好，她把人们扔在商店外面的广告收集起来为我包书。她要哥哥和我每天下午在天黑以前做家庭作业，因为在帐篷里只有供人躺下的地方，就像我们在克鲁格公园时那样，紧紧地挤在一起，而且蜡烛很贵。奶奶还没有钱给她自己买一双上教堂穿的鞋子，可是她买来黑色的学生鞋，擦洗干净，给哥哥和我穿。每天早上帐篷里的人起床时，婴儿们哭成一团，人们挤在帐篷外的水龙头边推来推去，有的孩子已经在剥取前一天剩下的稀粥锅巴；这时，哥哥和我在收拾鞋子。奶奶让我们坐在席子上，把两腿伸直，这样她就可以仔细地检查我们的鞋子，看我们是不是把鞋子弄好了。住在大帐篷里的其他孩子都没有上学穿的鞋子。我们祖孙三人看着鞋子，好像我们重新住进了真正的房子，既没有战争，也没有离开家乡。
有的白人来到这里，为住在大帐篷的人拍照，他们说要拍电影。虽然我知道电影是怎么一回事，但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白女人挤进我们住的地方，问我奶奶问题；有人懂得那女人的话，他用我们的话把问题讲给我们听。
你们已经这样生活多长时间了？
她说是在这里吗？我奶奶问。在这个帐篷里，两年零一个月了。
你希望将来怎么样？
不希望。我在这里。
但是，你希望孩子们怎么样呢？
我希望他们上学，他们就可以找到好工作赚钱。
你希望回莫桑比克，回你自己的国家去吗？
我是不会回去的。
但是，战争结束以后就不会让你们待在这里了。难道你不想回家？
我想奶奶不愿再说了。我想她不会再回答白女人的问题了。白女人侧着头，对着我们笑。
奶奶把脸转向一边说，什么都没有了，家也没有了。
奶奶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我要回去。我要穿过那个克鲁格公园回去。战争结束以后，如果不再有土匪，妈妈可能正等着我们呢。还有，可能在我们离开时，爷爷只是没有追上我们，他后来设法找到了路，慢慢地穿过了克鲁格公园，他会在家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