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鼓楼医院里，躺着德国大使馆的霍特先生。在长江上举行的一次舢板射击比赛中，他被后面的人发射的一颗铅弹打中了小腿肚。在一艘英国军舰上，他只作了急救的包扎。（在战争中人们什么事都会碰上！）偏偏打中的是小腿肚子！要是再高一些也许会更消受些。不过，我还是不做评论为好。在非洲的时候，我自己不也是这么做的么，只不过那时没有打仗。我要去请教一下，我是不是应该给他受伤的小腿肚授予一枚“抗射击嘉德勋章”1350年爱德华三世颁发了系在膝下方的英国最高级勋章。。我相信，我有必要这么做！
有家报纸报道说，上海的德国领事馆就日军轰炸德国在上海的领地提出了抗议。关于这期间出现的有关和平的谣言，中国和日本都进行了否认。
《大陆报》（南京版）的一个编辑说，对于日机的空袭，南京人已经习以为常了。我觉得这说法有点夸张。他还说空袭警报信号已经成了每天的“家常便饭”。不过这倒还说得过去！第一次警报时，人们根本不会急着奔出办公室去，最多不过是机械地整理好办公桌上的东西。到第二次警报时，我才吩咐勤杂工把装有最重要药品（胰岛素）和包扎用的材料等东西的手提包提到防空洞里去，然后打开房子里的所有门，让其不被可能有的气浪摧毁。同时我还指示办公室的勤杂工站到外面去查看天空的动静，等敌人的轰炸机飞近了再来通知我。当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天空响起时，这当然就得赶紧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从房子里跳出来，四周张望，如果出现了诸如碎片满天飞这样的危险情况，就赶快朝防空洞里奔去。可是，当敌人的大型轰炸机飞到一定距离时，人们又会出来张望。这样的行为不会总是明智和安全的。但蹲在防空洞里实在难受，何况，还是30个人一同蹲在里面。如果警报解除的信号响起了，危险过去了，大家又平静地分散开各做各的事情去了，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然，偶尔大家还会热烈地讨论一下轰炸的程度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但是不久就会归于平静。大家都在忙着工作，脑袋里还要想一些别的事情。
10月21日
今天夜里3点钟的时候，收到一份电报，说今天下午沃尔特马德先生会乘汽车抵达。但愿他运气好，我们希望他一路平安。最近几天来，那段路一直遭到了日军的猛烈攻击。
上午8点，晴空万里，一个极好的航空天气。
9点15分响起了警报；9点55分又解除了。我们没有见到飞机，也许在南京前面，它们就改变了航向。最近，如果日机的飞行目标是浦口的北面，它们就会绕过南京。
在去下关电厂的途中，我顺便拜访了施罗德博士。他那还在汉口的夫人很想到这里来，但施罗德博士不允许她来。施罗德博士考虑是不是可以让她坐到“库特沃”号船上去。对于这个考虑，我及时地劝阻了他！还有，施罗德博士有点怀疑克兰茨教授去世的消息。据他所知，在几个月前，克兰茨和他的夫人就已在回国的途中了。看来是他们对溯江而上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施特雷齐乌斯的夫人在不久前去世的消息，施罗德博士也还不知道。在施罗德的住房里，我发现了里尔茨先生丢失的最后一只箱子，把他的全部行李都放在一起，我打算把它带回去。12点30分，当我正想去电厂的时候，响起了警报。时间刚好够我坐汽车赶回家。在那里大家很是激动。有几个躲到我防空洞里来的会讲德语的人，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职员，他们说，从上海到南京之间，他们从各个支行得到的电话消息称，日本飞机在飞往南京的途中投了毒气弹。我们没有防毒面具，有的只是简单的浸过六胺或醋的漂白薄纱布做的口罩。我的手提箱里一直都放着这种口罩。当我检查全体躲在我这里的人是否都有这种口罩的时候，发现女人们都只有一条手帕或小毛巾。我让人把我余下的最后一些原本是要剪开做绷带的口罩分给了她们。就在关门的那一刻，院子里闯进了3个寻找防空洞的穷孩子。一看见我，他们撒腿就跑，但我又把他们喊了进来，安排他们坐在了防空洞中间的位置。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大家灌输一个道理，要懂得，在危急关头，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每个人都是同等重要的。
在蓝天里，日机飞来了，非常高，高得我们几乎辨认不出来。高炮中队开火了，空中弥漫着薄薄的榴霰弹云。我命令所有的人躲进防空洞，我也在里面呆了几分钟。在南面（可能又是日本人千方百计地想要摧毁的城外飞机场），炸弹一个接一个地落了下来，接着是死一般的沉寂。我听到敌机同时在北面和南面轰炸，这回肯定投下了大批炸弹。我们耐心地等待着恶魔的离开，他们是否投了毒气弹，我们无法确定。
谢天谢地，我们的健康没有问题。下午2点（一个半小时以后），危险过去了。我派人用汽车去接里贝回来吃饭，这段时间他都躲在扬子江饭店。烧焦了午饭的厨师在骂脏话。看来，烦恼是每个人都有的。
各家报纸报道说，在上海附近，日军突破了中国的防线，又有两辆载有外国人的汽车在苏州附近遭到了日机的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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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
早上8点，沃尔特马德来了。今天夜里1点他才到达南京，但为了不影响我休息，他住到了首都饭店。从上海到南京用了18个小时。刚开始他还相信中华特别快车公司会在8个小时内将他送到这里，但是，实际上，这家公司所谓的德国司机不过是一些失业的犹太人而已，对于开车，他们并不太在行，不过是为了挣钱，每人车费75元。这些犹太司机中有一个人的行为十分令人讨厌，因此，大使馆想要没收他的德国卐字旗，认为作为犹太人的他没有资格拥有这种旗子。
虽然是阳光灿烂，但上午是在平静中度过的。我和“电量计先生”在德语中，“电量计”和沃尔特马德先生的名字谐音。去拜访了哈普罗公司，15点20分响起了警报。在城南（大校场）投下了一批炸弹。尽管我有一台沃尔特马德先生给我从上海带来的极好的蔡司望远镜，但我们仍没有见到飞机。16点15分解除了警报。
10月23日
又是一个美丽的秋日天气，阳光灿烂。
8点45分有警报，10点15分解除了警报。我们没有看到飞机的影子。
11点警报再次响起。飞机飞得很高，我甚至用了望远镜也没有发现。12点警报解除。12点20分的时候，我们正要去用午餐，警报信号又响起来了。这一次，天空布满了榴霰弹云。
据高炮猛烈的火力来判断，在无法看见的远处，一定是出现了日本飞机，我用望远镜发现了在我们房子上方很高的地方，有3架日本轰炸机正在飞行，它们的上方还有一架日本飞机交叉地飞了过去，看上去正燃烧着，后来钻进一阵烟雾中消失不见了。看来情况挺危险的，最好还是躲进“英雄地下室”。他们针对城南和城北方向进行了持续的狂轰滥炸，估计有将近30枚炸弹落在了那里。弥漫的尘雾冲天而起。13点15分，一切都过去了。我多次试图开车出去，到铁道部去，到中国银行去，但每一次都被街上的军人和警察挡了回来。直到下午才完全平静下来。星期六下午的时候，我终于可以去做被延误的工作了。傍晚时分，电灯熄了，正在写信的我点亮了蜡烛继续写。我和沃尔特马德先生、里贝和阿曼3位客人共进了晚餐。然后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平静而舒适的晚上，消灭了那最后3瓶，不知佣人在某个地方没收来的啤酒。现在只剩下苦味的杜松子酒和威士忌，连苏打水也喝完了，算了！那就喝茶吧，茶叶还有的是。
明天是星期天，中国人说：在星期天，日军从不进攻，到目前为止，只有两次例外。哦，你不会搞错吧！
晚上收到了第二副从上海寄来的望远镜——德伦克哈思先生给我弄到的一副18倍的望远镜。现在配备了望远镜的我，真像是一个参谋长。如果住在对面的蔬菜商有黄油卖的话，我甚至还能用这副望远镜把他的最新标出的黄油价格看得清清楚楚！太不可思议了！
奥托，我将来一定要把这副望远镜送给你，在巴伐利亚山区你还可以派上用场，当然，我是多么希望将来能和你一块儿上山，但是有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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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
星期日，天空一碧如洗。10点30分响起了警报声，韩（湘琳）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真的搞错了。炸弹和榴霰弹再一次像雨点般密集地落在了城南和城北方向。事后顾问们告诉我，说我们刚刚过了一个“有意思”的周年纪念日，昨天在南京投下了第700枚炸弹。绝大部分炸弹落在了城南的飞机场。11点55分，危险过去了，之后一直都很平静。在和沃尔特马德散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中国老板开的所谓的德国肉店的橱窗里还有爱福牌啤酒，我们赶紧把仅存的9瓶全都买了下来。埃利卡·布瑟的未婚夫克勒格尔来探望我们的时候，我们喝了咖啡，一起愉快地度过了几个小时。每当遇上警报时，急着赶回家去的司机刘先生，就会开起“惊慌快车”来。终于在开“惊慌快车”时，汽车减震的弹簧断掉了，汽车不得不再送去修理。我们还听说，在上次轰炸时，永利錏厂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电厂的电再也用不上了，因为该厂已被迫停产了。看来他们也想使这还没有恢复的电厂再次停工。
晚上，在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说上海前线太仓城已经被日军攻下了。如果这个消息属实（这绝对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不久后，我们和上海的联系就可能完全被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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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
一个非常平静而美丽的秋日天气。
我相信，日军是知道今天我要庆祝28周年结婚纪念日的，所以特别照顾。发过上次的电报后，妻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