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谷寿夫所率之第六师团任前锋，于1926年12月12日傍晚，攻陷中华门，先头部队用绳梯攀援而入，即开始屠杀。第二天早晨又率大军进城，与中岛、牛岛、末松等部队，分窜京市各区，展开大规模屠杀，继以焚烧奸掠。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1926年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及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尸横遍地，惨绝人寰。其残酷之情状，尤非笔者所忍形容。”联系。
在开车经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被破坏的严重程度。汽车每开100～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看见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这些人应该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
12月14日（2）
日军把10～20个士兵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全部洗劫一空了。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我是无法相信的。他们砸开店铺的门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也许是因为他们缺乏食物。我亲眼目睹了德国基斯林糕饼店被他们洗劫一空。黑姆佩尔的饭店也被砸开了，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是如此。一些日本士兵把掠夺来的物品成箱成箱的拖走，还有一些士兵征用了人力车，把掠夺的物品运到安全的地方。我和福斯特先生去看了他在太平路上的圣公会教堂。教堂旁边有几所房子，其中有一所被两枚炸弹击中。这些房子全被砸开并洗劫一空。几个日本士兵正打算把福斯特的自行车也拿走，见到福斯特和我，他们愣住了，随后便迅速溜走了。我们把一个日本巡逻队拦住了，告诉他们这里是美国人的地盘，请他们让抢劫的人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只是笑笑，理也不理我们。我们遇见了一队约200名中国工人，日本士兵把他们从难民区中挑选出来，将他们捆绑着赶走。我们的各种抗议都没有结果。我们在司法部大楼里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约有400～500人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估计他们是被日本人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这种做法把我们惊呆了。
我们安置伤兵的外交部已经不允许我们进去，中国医护人员也不准离开。我们成功地抢在日军下手之前，在空房子里安置了一批125名中国难民。韩（湘琳）先生说，他家隔壁的一所房子里有3个十四五岁的姑娘被日本兵拉走了。贝茨博士报告说，连安置在安全区内房子里的难民们仅有的一点点东西也被抢走了，就连仅剩的1元钱也逃不出闯入者的手心。我的私人住宅也来了几队日本兵，当我出现并向他们出示手臂上的国社党卐字袖章后，他们就撤走了。美国国旗非常不受欢迎，我们委员会成员索恩先生汽车上的美国国旗被抢走了，车里的东西也被盗了。从清晨6点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路上奔波，因为我们要准确地了解这种暴行。韩（湘琳）先生不敢离家半步了。日本军官多多少少还算客气，举止也还算得体，但是一部分部队的行为确实可恶。飞机上抛撒着宣传品，告诉平民百姓，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会受到人道的待遇。我们疲惫不堪，不抱任何希望地回到了位于宁海路5号的总部。城市的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饥荒，我们用自己的私人汽车给司法部大楼送去了成袋成袋的米，因为那里有好几百人正在挨饿。但是，外交部里的人和那些伤员怎么活下来的，对我来说简直是个谜。在我们总部的院子里，有7个重伤员已经躺了好几个小时，救护车最后终于把他们送到了鼓楼医院。重伤员中有一个约10岁的男孩，子弹击中了他的小腿，连发出呻吟的气力都没有了。12月14日
我真的不想说自己对艺术一窍不通，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在生活中时间很少被我用来阅读诗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我总觉得这和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的职业很不协调。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教育的缺陷”最终令人难堪地表现出来时，我不得不从“女性”书目中选出这本或那本书，用来弥补我知识上的缺陷，当然我首先会左顾右盼，以确定不会被人发现。但是不知是谁听到了风声——女士们已经发现了一切，她们面带沉静的微笑原谅了我们的过失，对我尤其如此。但是不管怎么样，台历背面的那些格言警句变得越来越美好。某些特别有诗意的东西在我没有提出非议的情况下，不知不觉被塞进了我的每日笔记本里，塞进去的纸条常常还露出点边。今天就有一张纸条摆放在了我的面前：
生命
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
生命。
死亡吓不住我们——
每一个沉寂
都萌发出生命的
意志。
我们切齿痛恨
虚伪、半途而废。
我们真切热爱
自由、光明。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
父辈和大地的神圣遗产
这个生命，人民和国家的造化。
我将这张纸条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并且每天都放在我的面前。如果生命每时每刻都处于危险之中，那么读起这些来便有特别肃穆的感觉——谢谢你，妻子！
《纽约时报》的记者德丁先生打算乘车去上海。这种想法虽然值得称道，但是我不能确定他能否顺利通行，尽管如此，我还是托他带一份电报到上海，电文如下：
上海西门子洋行（中国），本电文签署人和当地办事处的全体职员到12月14日晚上9时为止一切都好。请通知 D．拉贝夫人（天津，马场道136号）和柏林的施莱格尔先生。
拉贝
我刚刚得到消息，德丁先生已经回来了，上海之行没有任何结果。很遗憾！
12月15日（1）
上午10点，日本海军少尉关口来访，他向我们转达了海军“势多”号炮舰舰长和舰队军官的问候。我们把致日本军最高司令官的信函副本交给了他。
11点，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先生来访，我们告诉他我们工作计划的所有细节。
福田先生非常清楚，尽快使发电厂、自来水厂和电话局恢复正常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日本当局的利益。就这一点，我们，或者说我，可以向他提供帮助。韩（湘琳）先生和我非常了解3个地方的情况，我相信我们的工程师和工人们能够让工厂重新运转起来。在新街口的交通银行（日军司令部）我又碰到了福田。在拜访当时的指挥官时，作为翻译的他帮了我们不少的忙。
由于12月14日，也就是昨天，我们和日军指挥官没有取得联系，所以为了澄清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的问题，我们向福田先生递交了一封信，信文如下：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致福田德康先生南京宁海路5号
日本大使馆参赞 1937年12月15日
南京
尊敬的福田先生：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的命运深感担忧。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力争做到安全区里没有中国军人，到星期一，也就是12月13日的下午之前，这方面的工作成效良好。但是就在这一天的下午，有数百名中国军人接近并进入了安全区，他们希望能够得到我们的帮助。委员会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无法提供保护。但是同时也向他们解释说，如果能够放下武器，不对日本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抵抗，我们认为，他们极有可能得到日方的宽待。在那天晚上，由于匆忙和混乱，再加上有些士兵已经脱下了军装，委员会未能把已经解除武装的士兵同中国平民区分开来。
委员会当然知道，这些中国士兵，一旦验明身份，根据法律就应当被看作是战俘，但是同时也希望，不要因此而殃及中国平民。
此外，委员会还希望，日军能够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根据有关战俘的战争法律规定，对这些过去的士兵给予宽大的处理。战俘适合充当劳工，他们自己也会因为能够尽快重新过上平民的生活而感到高兴。
顺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这封信作为对12月14日我们给指挥官信函的回答，我们现在收到了指挥官以纪要的形式给予的回复，回复由福田先生翻译，纪要如下：
与日军参谋部参谋长在南京（交通银行）的会晤纪要
1937年12月15日，中午
翻译：福田先生
委员会出席成员：约翰·拉贝先生，主席
斯迈思博士先生，秘书
施佩林先生，总稽查
（前面提到的12月14日和15日两封函件经过福田先生的翻译，递交给了指挥官。指挥官此次会晤是要对此表态，而不是要回答问题。）
1．在城内搜索中国士兵。
2．在安全区入口处设置日本岗哨。
3．居民应尽快回到自己的家中。
4．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要交给日军办理，您应该相信日军是有人道主义的。
5．中国警察可以在安全区内巡逻，但必须解除武装，只能携带警棍。
6．贵委员会可以把安全区储备的1万担米供难民使用，但是我们的日本士兵同样也需要米，必须允许我们的士兵在区内购买粮食。（关于区外储备的粮食，没作明确表态。）
7．必须恢复电话和水电供应。我们定于今天下午和拉贝先生一起视察这些设施，并在视察后制定相应措施。
8．从明天起我们将对这座城市进行清理，所以急需劳工，请委员会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我们明天需要100～200个劳工，干活付酬。
签名：刘易斯 S·C·斯迈思
12月15日（2）
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