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去根据地的同志一般带有地下党密写的介绍信，并按约定的暗号接头，农村交通员挑筐或提篮，在筐中篮中放上各种什物；城市去的同志手持某种报刊，或提点心盒、茶叶筒、酱菜篓；双方在约定的时间、地点接头。有时会出现接不上头的情况，“客人”就得返回平、津，经地下党再次同交通站联系。
三是来往人员严守秘密工作纪律。交通员不准打听“客人”的真实姓名及家庭住址等情况。城市的同志到交通站后，即换上根据地的服装。在从交通站到城工部的路途中，对外番号是“教导大队”，以不###来自敌占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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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粉碎敌人一网打尽的阴谋
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一面开辟发展，一面开始使用并且很快就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一次承担重大任务是在创建之初的1942春夏之际。
这一年的五一节过后，刘仁和刘慎之找我谈话，说：“根据从北平来的同志汇报，北平有些同志可能已受到敌人注意，你和张一峰去满城县，接通和北平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尽快接他们回来”。
这次紧急撤离的缘起是，一个时期以来，敌人正在利用他们已经发现的线索搜寻我地下工作人员。一是通过敌占北平后没有离开北平的个别的“民先”队员，一是通过和已经被捕的地下党员有过来往的人，扩大侦缉线索，准备一网打尽。北平地下党组织处在危险之中。
我和张一峰当即赶赴满城县委。接着我们又跨过封锁线到了蛮子营秘密交通站，由张一峰和我分别向交通员王洛宝交代了赵元珠（庄英、萧赢）、黄泛的接头暗号，要他去北平通知黄泛在北平负责联系安排，首先把赵元珠接回来。
赵元珠曾参加一二·九运动，1937年初参加“民先”，1938年初入党，抗战开始后曾去平西根据地，后派回北平，曾任北平“民先”地方队部党团成员兼妇女大队长，在北平地下党城委主要负责“民先”的工作。那次王洛宝身穿白土布对襟小褂，紫花布长裤，头扎白羊肚手巾，脚穿黑布鞋，手提两罐蜂蜜。在北平前门火车站遇到敌人盘查；敌人见他农民打扮，上来就恶狠狠地给他两嘴巴，翻包搜身，严加盘查。他机智地拎起蜂蜜罐，揭开盖子，递到敌人眼前。他反复强调自己是上东安商场联系蜂蜜业务的，哪家铺子哪位掌柜说得有鼻子有眼，满口买卖人的词汇，让人没法不信，就这样骗过了敌人。
王洛宝按照地址找到东四八大人胡同49号赵元珠家，通知赵元珠迅速撤离，并告知交通路线和接头暗号。赵元珠当即动身撤离。当日本宪兵包围东四八大人胡同49号去逮捕赵元珠时，我们已把她接到根据地半个多月了。敌人逮捕了她的父亲，还在她家蹲坑守候长达一年之久，但这都无济于事。
另一批撤离的是黄泛、林锦双等原燕京大学“三一读书会”的成员。
燕京大学“三一读书会”的成员都是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会长是林锦双（傅秀）。林锦双的父亲林步随是林则徐的曾孙，清末翰林；曾被派往美国任留学生总监督，北洋政府时代曾任国务院秘书长、铨叙局副局长、币制局副总裁、税务专科学校校长等职。北伐战争以后弃官从商走实业救国之路，把一生积蓄的十余万大洋全部投资办了实业。但在军阀混战政治动荡的年代不断地被劫受骗，最后穷困潦倒，在北平成为一名寓公。林锦双的大哥林曾同（李良）在北京大学有个同班同学李鲸石，七七事变后离开北平时委托林曾同从宿舍取走他的行李和书箱。林曾同照办了。回家打开书箱一看，全是没接触过的革命理论和进步文艺书籍，《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林曾同、林锦双、三弟林墨卿（凌青）喜出望外，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从而唤起寻找真理投身革命的愿望。此后他们兄妹三人陆续找到组织并入党。1941年林锦双和林墨卿在燕京大学读书，参与组织了“三一读书会”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而他们的家也成了地下党组织活动的据点。
1942年6月底，原燕京大学党支部的一名同志，也是“三一读书会”的成员卢念苏不幸被捕。黄泛得知消息后，意识到敌人对燕大“三一读书会”的同志开始动手了。7月1日清晨，黄泛冒着危险去林锦双家，先在院外观察了一阵，看到林家保姆出门买菜问明情况，确定没有问题才敲门进院。一见林锦双就紧急通知：“出事了，限你和林墨卿5分钟内离开家！”林锦双姐弟俩回房拿了钱，并对大哥林曾同说明情况，请他帮助处理掉一些照片和信件，旋即离去。黄泛把他们分别安顿在什刹海义溜胡同万玉娴家和西单花枝胡同饶毓菩家。
林锦双、林墨卿离家的第二天，伪警察局特务科的一群人就到了，他们翻墙而过，发现抓捕对象提前离去；更加怀疑和重视此案。搜查后留下三四个人住下“蹲坑”，把全家人看管起来不许出入。一个守大门，一个守电话，一个看管家人，连保姆老太太出入也要有人跟着。凡是来人都要被带到警察局审问。特务撤走后，一天夜里，日本人又翻墙而过继续搜捕，并抓走了林锦双的二哥。
此时，安捷根据与蛮子营交通站的约定，于7月24日接林锦双去根据地。临行前让林锦双拔稀了眉毛，穿上竹布褂、黑裙子，装扮成中学生，并送她和另外一名撤离的同志陶章一同上了火车。安捷让他们提着酱菜篓；手持《三六九画报》；向他们交代了接头地点和暗号。林墨卿则由饶毓菩送上火车。他们经蛮子营交通站回到晋察冀根据地。
林曾同后来成长为我党的一名优秀的安全保卫干部，“###”中为了保守党的高层机密而被###致死。林墨卿后来成长为优秀的外交官，曾担任我国驻联合国代表。
敌人抓捕的对象还有陆孝华。敌人去抓他时，幸好他为了完成侦察敌人修筑飞机场工程这一特殊任务正在佳木斯。敌人不甘心，一度抓了他的两个弟弟。他得到消息后，秘密返回北平，由沈化中和王秀山设法为他弄了个假身份证。8月16日，安捷带陆孝华等第三批人员过四里营哨卡，伪军盘问，搜查包袱，他们用香烟应付过去。当天下午，他们分散在王洛宝、杨森和李洛广家隐蔽休息，晚上由武装交通员带领顺利进入根据地。
这次北平地下党的同志们陆续脱险，回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使党组织避免遭受一次重大破坏。原来敌人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一网打尽，这样他们的图谋就彻底破产了。在这次活动中，北平的黄泛、安捷、饶毓菩、徐彦，蛮子营交通站的王洛宝、杨森等同志，他们有的担任交通联络，有的以家庭作掩护，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踏入晋察冀边区，董鲁安慨言“朝闻道，夕死可矣”（1）
1941年，晋察冀北方分局城工委成立后，即开始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去根据地，参加敌后抗日工作，并为战略反攻积蓄力量。北平地下党组织积极进行工作，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先后向根据地输送了数百人。当这些知识分子到达处于敌后的晋察冀边区这块自由的国土时，心情无比激动，感到“我再也不是亡国奴了，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了！”他们情绪高昂，满腔热情地投身到现实的抗日斗争中。
刘仁特别重视团结、吸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参加抗日斗争，从而不断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这样描述这项工作的意义：城里的一个知识分子到了农村，就变成一百个人的力量。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频繁、生活极为艰苦的情况下，离开生活相对安定的大城市到农村去，需要很大的决心和毅力。因此，我和有关的地下党组织的同志的任务是，不仅要做好团结和动员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工作，而且要切实保证他们行程的安全。
1942年，为配合晋察冀边区首届参议会议的召开，需要从北平迎接一些上层知名人士到边区参加参议会议。在确定邀请的人选中，有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董鲁安教授。
燕京大学有相当数量的进步教授。其中有热爱祖国、同情和支持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中国教授如张东荪、蓝公武、翁独健等；也有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外籍教授，如美国的夏仁德、英国的林迈可等。燕京大学支部的地下党员同这些进步教授保持着联系，地下党员的抗日活动也经常得到进步教授的帮助和支持。国文系主任董鲁安教授就是他们中的一个。董鲁安，名В致嘲玻颖笔⊥鹌较厝耍蹦�46岁。董鲁安先生拥护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同情和支持革命，与我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来往密切。他积极参加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积极参加抗日募捐，而且还利用自己的私宅存放和保管募捐物品。他爱憎分明，经常热情洋溢地发表抗日言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占领并封闭了燕京大学，董鲁安先生临危不惧，抗议言论非常激烈。此后他宁愿过清贫的生活，拒不受聘于当时的所谓国立大学，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表面上深居简出，潜心研究佛学，实则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奔赴抗日根据地。
考虑到董鲁安先生在日本统治下的人身安全和根据地需要知识分子，城工委已经准备派人与董鲁安先生接洽来晋察冀根据地事宜。这次正值筹备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迎接董鲁安先生来晋察冀就提到工作日程上来。刘仁给我的任务是安排董鲁安教授来晋察冀的行程，确保董鲁安教授安全到达。刘仁特别强调这项任务的重要意义，指示我要周密安排，确保万无一失。我明白这次任务非同一般，同时，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我与董鲁安先生还有一层师生之谊，因此圆满完成任务是决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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