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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宏伟计划”。然而，毛泽东知道，以弱小的红军去攻打敌人力量强大的南昌无异以卵击石。但是，李立三是他的上级，按照“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毛泽东必须执行来自中共中央的命令。
为了尽量减少攻打城市所带来的损失，在执行上级决议的前
提下，毛泽东作了一些灵活性的变动。1930年7月11日，毛泽东摆出了向南昌进军的架势，24日毛泽东率部攻击清江县樟树镇，歼敌两个营，26日攻击离南昌不远的高安县。7月30日，毛泽东攻击南昌近郊新建县的西山，8月1日他派罗炳辉率两个纵队隔江向南昌城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枪，南昌城里一阵紧张，正欲调集军队反击，毛泽东的部队早已经朝奉新、安义县转移了。就这样，毛泽东在执行了上级决议的同时，又减少了执行错误决定的损失，可以说是灵活运用“民主集中制”的典范。
党在创建之初就接受了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陈独秀提交“一大”讨论的一个党纲就明确指出“共产党应该是民主集中制”。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宣布承认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即“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改章程决案中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但是，在长期的时间里，民主集中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直到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才逐步地解决了党的组织路线问题。
###同志总结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十六字方针，从本质上揭示了党内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
“集体领导”，是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
“民主集中”，是实行集体领导的关键和保证，贯穿于集体领导的全过程，反映了民主与集中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个别酝酿”，是实施集体领导、充分调动党组织和党员积极性、创造性的重要方法，是发扬民主、统一思想、科学决策的必要途径。
“会议决定”，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的重要程序，反映了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严肃性。“十六字”方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党委工作的基本规则。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如果运用到企业中，它对应着现代企业的流程和制度，但它又不完全是一种僵化的流程和制度体系，它是企业的流程和制度，以及授权与控制的完美结合，它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民主制度之美。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表达民主集中制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性：
一方面它体现着民主，能够充分发挥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能够广开言路，所以民主集中制并非“一人之治”，它体现的是一种集体决策。另一方面，它也并非脱离集中讲民主，避免了出现议而不决，导致分散主义、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
近些年来，不断有许多的中国员工在从外企中逃离，他们觉得在外企工作很“压抑”。为什么会觉得“压抑”呢？
因为这些外企有着近乎完美的流程和制度，员工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只需要像机械般地运转就行了，结果他们创造的天性和个人成长的路途都被堵死了。
虽然在大的国际企业集团，是靠近乎完美的流程和制度管理人，其实也还是存在着“人治”的，只是“人治”的影响因素要小一些罢了，这种“人治”已经小到可以不谈授权与控制，单凭流程和制度办事，就可以将事情办得很好了。
我们要说，小的刚起步的企业主要是人治，甚至就是老板的“一人之治”，而中等的发展中的企业，主要是通过授权与控制的“人治”来进行管理，这是完全符合规律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单纯的“人治”会存在缺陷，单纯的“法制”也很难完美，所以离开国家或组织的具体情形来谈“人治”和“法制”，这种谈论会显得毫无意义，也无法分出优劣。
那些大的国家或组织多以“法制”为主，因为以古代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看，实施“人治”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君主或首领要足够的贤明，二是他的决策要一贯的正确。这往往是无法保证的，因此法制代替人治就成为必然。
第二章 以我为主（7）
而在小的部落或团体中，“人治”比“法制”更有效率，实施的成本更小，因此人治就成了这些小的部落或团体的一种管理方式。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既能通过民主的集体的决策，保证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同时又能通过集中达到最终形成结论。因此，它是“法制”与“人治”的最佳结合。
在我国的许多民营企业都是采取的“人治”方式，而许多的经典学院派学者都在分析“草根浙商”现象，分析的结果令他们大惑不解：
他们首先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这些“草根浙商”十之七八是农民出身，而且很多都没有上过大学。
他们还注意到，在初创和起步时，这些“草根浙商”既没有所谓的完美战略和流程，甚至也未定好企业发展的远大愿景和目标。
而恰恰是这些企业，却成为了中国最为优秀的民营企业，有的甚至还“活”得很健康，“活”得很潇洒，其原因到底何在？
我们以上述原理来分析，可以很好地找到破解这一困惑的密钥。在一个组织系统中，战略和流程做到近乎极致的完美，恰恰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僵化，并因此而束缚了手脚。而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当危机来临时，由于不能快速机动地做出反应，这样的企业必定会遭受灭顶之灾，并因此而步入消亡。
尤其在企业的起步阶段，这些企业的承载能力有限，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更加需要的是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如果盲目的追随世界500强这样的成熟企业去追求完美的战略和流程，最为可能的结果，会是更快地促使其消亡。
因此，即使是再强大的组织或企业集团，除了较为完美的流程和制度外，也还需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中国的企业大部分还处在初创和起步阶段，缺少的是规模经济的优势，在起步阶段迫切要建立的是“船小好掉头”的竞争优势。所以，这些中小企业在初创时如果就去盲目地追从完美的战略和流程，其结果往往会是学得越快死得越快。
当然，当企业一旦做大和做强以后，就必然要求建立起企业的流程和制度，“一人之治”已很难再适应大企业的运作。我们对“草根浙商”的分析，并非是要鼓励中国的企业都要“船小好掉头”。
事实上，已经开始做强、做大的“草根浙商”正在失去“船小好掉头”的竞争优势，而这些“草根浙商”也在实施“转轨”和进行“二次创业”，它们亟待处理的问题有：战略的缺位、错位，信用和信任危机，家族式管理，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和用人机制等等。
那么，我们反过来看，共产党已经从过去的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导向，在此过程中强调要加强民主集中制，提倡“以法治国”，实际上是共产党在政权得到稳固后，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开始的历史性转变，而民主集中制正是“人治”和“法治”的完美结合，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需要完善民主集中制度，让它更好地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服务。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尤其对那些已经做大做强的企业来说，制度也是立业之本，如果没有了制度的约束，那么强大的企业集团也会变得毫无生命力可言，它是一种用制度来约束和规范执行者的行为。
为什么在中国许多企业中，企业的规章制度往往会沦为墙上的废纸？为什么诸多老板事必躬亲、苦不堪言，却从未能体验现代企业如臂使指的愉悦？为什么“富不过三代”成了很多创业成功者挥之不去的心病？
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商业、企业管理缺乏对组织基本的尊重，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蔑视制度。缺乏制度的企业必定不能规范执行力，也就只能靠老板的“一人之治”去解决问题，结果，老板们忙得“苦不堪言”，而员工们反倒在一旁“幸灾乐祸”。
假如一个员工偷窃了自己店里的东西，应该如何处置呢？按照组织制度管理原则，当然是按照制度赔偿、开除甚至是报警，但中国传统管理却不会简单地这么做：
在一个描写中国老字号“全聚德”的电视剧里，老板面对偷窃了店里鸭的大师傅，并没有采取制度规定的开除的方法，反而是通过事先设置计谋，在大师傅偷窃烤鸭的瞬间突然出现，并且当众宣布大师傅是首先发现了窃贼、并赶跑了窃贼的人。
就这样，一个组织内部的“内贼”，在老板的巧妙设计安排下，反而成了擒贼的“英雄”。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计谋管理，它所破坏的是组织的公平、公正的管理制度，但换来的却是大师傅更加感恩的工作。仅仅就这个独立的事件本身来说，我们不得不为中国人聪慧的计谋式管理叫好：既警告了大师傅，又保全了他的面子，同时还赢得了心知肚明的员工的敬佩，可谓“一石三鸟”。
第二章 以我为主（8）
仅就这个事实的结果来看，中国的企业完全有理由嘲笑和蔑视制度，因为这样做的效率和效果，远比简单地开除更好。一个中国特有的商业现象被忽视了——一个创造了巨额财富的伟大商人，与其所领导的企业的规模、产品、影响力，常常不匹配，甚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事实上，对于“富不过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