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随想札记》。在生活中，有所观察，有所思索，有所得，随手记下。这种《随想札记》，成为我从事创作的素材仓库。例如，一位大学教师来我家，谈及目前该校评教授职称，有三种人：一种是“真教授”——有真才实学；一种是“争教授”——“争”而及之；一种是“赠教授”——即将退休的讲师，“赠”个副教授头街。我即记于《随想札记》，并写下我的感想。这样的所见、所闻、所思，稍纵即逝，一定要随手记下，半点也不可怠惰疏懒。
其三是旅途散文。我经常天南地北，四处奔波。每到一地，我总随手写下自己的印象、感想，回家后整理成一篇篇散文，在报刊上发表。这些旅途旅履散文，也就是文学性的日记。改用电脑写作之后，我把旅途见闻不断“敲”进手提电脑。我一连出版了十几本“行走文学”的书，从历史、从文化的角度记述我的旅行见闻，内中有《美国自由行》、《星条旗下的生活》、《樱花下的日本》、《俄罗斯自由行》、《欧洲自由行》、《澳大利亚自由行》、《真实的朝鲜》、《今天的越南》、《中国自由行·东部卷》、《中国自由行·中西部卷》、《中国自由行·台港澳卷》、《多娇海南》、《我的台湾之旅》、《台湾新观察》等。
其四是《作品目录》。迄今，我在报纸、杂志上已发表五千多篇文章。每发表一篇，在《作品目录》上写明发表的年、月、日、刊名、篇名。这也是一种“日记”。虽然是“流水帐”式的，却必须随手记下。不然，日积月累，等到发表了数百、上千篇文章，再去整理目录，就很吃力，而且难免会有遗漏。我从十一岁发表第一篇作品起，就开始建立作品目录，登记在案。
我还把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剪报，收藏在一个个文件夹里。
同样，关于我的报道、评论也多达千篇，也“记录在案”，并把剪报收藏在一个个文件夹里。
我出版的书的目录，起初记在一个本子上，逐本登记。后来，在电脑中建立了“叶永烈著作目录”，按照时间顺序登录了我的所有著作的目录。
我的被翻译成外文以及少数民族文字的著作，我的获奖记录，被改编成连环画、电影、电视的作品，都逐个记下。
还是在1987年，上海师大中文系柳尚彭教授系统研究我的作品，他着手整理我的作品目录。我的《作品目录》是每天收到发表的文章时，有的文章发表在前但是收到在后，有的文章发表在后收到在前，因此在《作品目录》不完全严格地按照作品的发表日期顺序登记。所谓整理，就是严格按照作品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在没有电脑的年代，柳尚彭教授光是整理一下我的《作品目录》，就花费了一个暑假。
四川外语学院社会科学系郭久麟教授要研究我的纪实文学作品，我送给他一张自制的光盘，内中收入关于我的评论及报道便近百万字。
我的日记，确实与众不同。我的“主日记”与“副日记”已形成了“日记群”。
我的创作任务甚重，每天只是在子夜时分，抽出几分钟，随手记下几笔。多少年来，我已养成了每日必记的习惯——因为日记已成为我的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绝版”的手稿库（1）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朋友刚从我家取走一批手稿，上海作家协会的朋友接踵而来，又是前来“瞄准”我的手稿。
作家的手稿被人们看重，是因为具有收藏与研究的双重价值。当今，鲁迅的一页手稿或者郭沫若一封书信的价格都不是万元所能打发的。收藏家正在市场上以高价收购作家手稿，就连一位名作家向居委会打的一张收据也成的收藏家寻觅的目标。研究作家的手稿，可以悟明作家的写作习惯、思维方式，把手稿与出版的作品相对照，可以查明多少地方作了修改、怎样修改。
如今手稿愈发被看重，是因为中国当代作家的手稿正在走向“消亡”。自从采用电脑写作以来，虽然软盘、光盘也可以说是现代化、电子化的“手稿”，然而这样的“手稿”无人问津。研究者、收藏者所看重的，是真正用“手”写出来的文“稿”。
我不由得记起，前些日子采访一位房地产专家，请他解释为什么对于房子来说，“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他用了一连串的术语来回答我，说那是因为土地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我想，把“有限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这“三性”搬来形容正在走向消亡的作家的手稿，倒是最恰当不过了！
为了捐赠手稿，我打开书房里的两个大柜，里面堆满了我当年“爬格子”留下的产物——手稿。倘若从地面往上摞，足足可以堆到天花板。我能够保存这么多手稿，除了一部分是出版社在出书之后退还的原稿之外，还在于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写第一本书，就养成了留存“拷贝”的习惯——写稿时夹一张复写纸，留一份复写底稿。当时这么做，为的是寄书稿时万一丢失，不至于“全军覆没”。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书稿在邮寄时丢失，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再说，在出书的过程中，编辑总要作些删改，我希望能够保留一份原汁原味的手稿。当年，我买方格稿纸、复写纸以及圆珠笔，都是整箱、整盒、整打地买。我每写完一部新书，妻就用鞋匠绱鞋的锥子把手稿装订起来，再把过期的挂历反过来糊作封面，整整齐齐加以保存。这样，年复一年，柜子里就堆满了手稿。
自从1992年我买了一台“286”电脑之后，我就结束了“爬格子”的岁月，跟方格稿纸“拜拜”。从此，我再也没有手稿，只有软盘——先是用那大饼大小的五寸盘，后来用烧饼大小的三寸盘。我的电脑换了一台又一台。如今我的电脑安装了刻录机，书稿刻在薄薄的、银光锃亮的光盘上。我向出版社交稿，把书稿放在“伊妹儿”里发过去就行。我兼作家与排字工人于一身。出版社出版我的书，再也不必排字，而只须排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绝版”的手稿库（2）
在电脑面前，我变得“谦虚”多了，因为我半个多世纪所创作的作品，只消一张DVD光盘就全部装了进去，还绰绰有余！倘若“化”为手稿，堆起来像座小山。采用电脑写作，不仅节省了诸多“住房面积”，而且采用“搜索”功能，在“一眨眼”的功夫里可以从电脑中调出任何一篇文稿……
我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手稿之一，是“残缺”的《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的手稿。全书共十二章，而手稿只有第一章至第三章。后九章之所以没有手稿，是因为用电脑写作的。
当我写完这部长篇的前三章时，正好刚购置了第一台电脑。从此，《毛泽东与蒋介石》前三章，成为我最后的一部手稿。此后，我的上千万字的新著，全部用电脑写作，再也没有手稿。就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与蒋介石》尽管是一部“残缺”的手稿，却格外珍贵，见证着我与手写如何“告别”。如今，在我家，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页空白的方格稿纸！
细细检阅自己那些久违了的手稿，内中有两部手稿，我实在舍不得捐赠：
一部是我1959年暑假写出的平生第一本书《碳的一家》的原稿，不是写在方格稿纸上，而是写在横条练习本上。
另一部是《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原稿，写于1961年。那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我在北京不仅吃的是发黄的窝窝头，连从市场上买到的方格稿纸也是发黄、发黑的。我写在这些粗劣稿纸上的小说，却洋溢着浪漫的想象和美丽的憧憬。
面对一大堆“过去式”的手稿，那一个又一个从我的笔下写出的方块字，仿佛凝固着我的生命。然而，我除了历史的沧桑感之外，毫无留恋感。用电脑代替手写，是一大进步，正如印刷从此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一样。
在我看来，作家与画家不同，作家的作品最终是以书本上的印刷体汉字与读者见面，与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写作无关，而画家则必定是把“挥毫”的结果直接印在书刊上。我庆幸赶上了作家“大换笔”的岁月，电脑大大降低了写作的“劳动强度”，大大提高了写作速度，使我如虎添翼。我属于“转型期”的作家：前半生用笔写作，后半生用电脑写作。如今，大批的年轻作家恐怕再也没有经历我这样的“转型”，再也没有手写与电脑写作的比较感，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用电脑写作。对于他们这一代来说，是手稿消亡的一代——他们写作一辈子，也没有留下一页手稿！
我想，在一个世纪之后，文学青年在文学馆里见到我们这些“前辈”的手稿时，会大为惊奇：哎呀，他们怎么用笔写作？！
当然，在作家群里，也有卓尔不群的例外。我惊讶地得知，女作家王小鹰最近“扩军备战”，买了一百万字的空白方格稿纸，以创作新的长篇！我曾经问她，为什么不用电脑写作？须知，她的先生留洋归来，足以充当她的家庭电脑教师。她却说，她习惯于手写，而且她习惯于用蘸水钢笔写作——这可以说是十八、十九世纪作家的写作习惯！人各有志。看来，在洪水般的电脑潮面前，也有王小鹰这样坚决“不投降”的作家，给手稿带来了一线希望：作家手稿不至于全军覆没……
西子湖畔寻回珍贵手稿（1）
在我的书房里，还保存着一批用毛笔书写的珍贵手稿——岳父的手稿。为了寻找这批手稿，我和妻专程从上海赶往杭州。
多次去过西湖，只是站在湖边平视而已。这一回，我有幸站在孤山上一幢豪华别墅里，俯视西湖，整个西湖都纳入视野。银镜般的湖面上悠悠地荡着三五游船，苏堤上的五座小桥横卧清涟之上。久雨初晴，湖上袅袅飘着淡淡的水雾，四岸镶嵌着的一圈绿树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