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沉思》全本阅读-第35节-木小说

令人感动的读者（2）
眼望着这位来自武汉的白发长者，对老叶这么关心，这么热情，我们深深地被感动了。烈说，请你稍等，我送书给你。他一听送书给他，马上快乐地说：“那太好了！太好了！不过，也实在不好意思。”于是烈上楼去取书，我便请他喝茶。他便说起自己是喜欢叶先生的作品，凡是在武汉的书店里看见叶先生的书，他总是马上买下。
　　正说着，烈已经把书送到他的跟前。他连声道谢，便信步离开我们家。从进屋到离开，大约只有五分钟光景。
　　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从武汉来到上海，找到上海作家协会又找到我们家，前后得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可是仅见上一面就满意地匆匆告辞。他的这种对书的热爱、对作家的热爱，使我难以忘怀。
　　2009年2月12日上午，我们正准备要在下午二时去上海银河宾馆看望安徽来沪的朋友，突然接到一位叫楼乘震的老朋友打来的电话，他说今天下午要到我们家，请烈帮忙在书上签一下名。烈就说，那你在中午来吧。楼先生听罢，快乐地说：好！好！
　　下午一点刚敲过，门铃就响起来了，我一开门见是楼先生来了，马上请他进屋。只见他吃力地拖着沉重的箱子走进来，我以为他可能要出差吧，所以拖着那么重的箱子。不久前曾听说他脚不好，所以一进门烈就问：“你的脚好些吗？”他说，“脚已经好多了。可是两只眼睛因为严重的糖尿病缘故，几近失明了，明天就要住院动手术。”说着，他吃力地往前迈了几步，我们便扶他进来坐下。他原本是位资深的记者，很喜欢看书又很健谈。一坐下来就跟烈滔滔不绝地聊起书来。聊着，聊着，烈一看时间不对，已经快两点钟了，我们跟朋友约好，必须两点半到达那里。于是，只好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们马上要出去。”这时，他也才恍然大悟，马上收起话题，说：“今天我来的目的，就是要你签名的，怎么一说起话来竟把主题忘了。”于是，他打开箱子，里面满满的全是他买的烈的书，有几十本。我一一帮他把书拿出来，烈则一本本认真地签好字。然后，我又帮他把书装回箱子里。
　　因为时间紧，我们就和他一起出去。我见他双脚不很利索，眼睛又不好，就要帮他拿箱子，他却说，“没有关系，我能行，我可以拖着箱子走。”
　　出租车来了，我请他先上，他却说，你们时间紧，先走吧。我望着明天就要住院动手术的他，吃力地拖着装满烈书的箱子来回奔波，真被他的精神感动。
　　在楼先生走后的第三天——2009年2月14日上午十时，门铃响起来了。进来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小伙子，他穿着薄绒的运动衫，背着一个大包。他，叫王树军，一位来自美国的“叶迷”。
　　烈从未跟他见过面。他是美国达拉斯（Dallas）市的电脑工程师。达拉斯市是一座工业城市，位于美国南部，在得克萨斯州北部。发生在这座城市的最著名的事件，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3年11月22日到拉斯市为争取连任总统做准备活动时，遇刺身亡。肯尼迪遇刺地点，如今成为纪念广场，广场上竖立着肯尼迪总统纪念碑。这样，一说起达拉斯市，人们就会记起肯尼迪遇刺事件。　。。

令人感动的读者（3）
在几年前，王树军先生偶然得知烈的电子邮件地址，给烈发来电子邮件，从此有了联络。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知道烈在美国的时候很喜欢看加拿大出版的中文电脑周刊《华夏文摘》，可是回国之后却无法从网络上看到这份内容丰富的网络杂志，王树军先生竟然每周在美国下载《华夏文摘》，用电子邮件发过来。烈跟王树军先生素不相识，他能够几年一直坚持这样做，很使烈感动。
　　2009年1月，他给烈发来电子邮件，说是在2月将回故乡南京探亲，能否在上海拜访，只要与烈见半小时就非常满足。烈即回复，欢迎他来家做客。
　　那天他从南京乘火车到上海，来到我们家。他告诉烈，他是1992年出国，前往美国读研究生，然后在美国工作，现在已经加入美国籍。他打开背包，拿出一个纸箱，小心翼翼打开纸箱，里面是烈的许多著作。他说自己来访的目的，就是请烈在书上签名——他从美国把书背到中国，再从中国再背回美国！
　　在他背来的书中，竟然有1961年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这是烈在上大学时出版的书。王树军先生说，他在美国上网，见到中国的“孔夫子”旧书网上拍卖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当即买了一套。
　　烈说，自己当时也知道这个消息。《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出版多年，这最早的版本已经非常珍贵，就连出版这套书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只保存一套。少年儿童出版社曾经一度刊登广告，谁能够捐一套1961年版的《十万个为什么》，除了可以获得一套新世纪版的《十万个为什么》，还给予奖金一千元人民币，足见这《十万个为什么》最早版本之珍贵。前几年，内蒙古新华书店在清理仓库的时候，竟然在一个角落发现一百本套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那是在《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问世之后，内蒙古新华书店打算赠送一百套蒙古人民共和国。由于中苏两党关系破裂，也影响了中国与蒙古的关系。于是，这一百套《十万个为什么》就在内蒙古新华书店的“沉睡”了四十多年！内蒙古新华书店发现这一百套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之后，就在中国的“孔夫子”旧书网上拍卖。当时，我就在第一时间把这一消息告知少年儿童出版社，不知是不是换了新领导的关系，他们竟然无动于衷，倒是远在美国的王树军先生买到了！
　　王树军先生一本一本取出书来请烈签名，烈很高兴地签名，我特地拿出烈的图章给他盖上。王树军先生又十分细心地一本本装回箱子，放进大包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爱书，非常喜欢读书的人。烈还送他新著《出没风波里》。他欣慰地说：“这次我是专程来上海拜见你们，又得到叶先生的签名，心里很满足，我明天就回南京。过几天就回美国了。”
　　他还拿出从美国买的图书以及在西雅图机场买的礼品送给我们。我们则在附近餐馆请他一起吃中饭。
　　他告诉我们美国的地址，希望以后去美国时，有机会到他家里做客。他背着巨大又沉重的背包走了。他说：“原本只准备打扰叶先生半小时，不料来了以后打扰三个多小时，真是不好意思。”
　　望着一个又一个这么热爱作家、热爱读书的读者，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深深感动着。我虽然不是作家，但是作为作家的妻子，我必须全力以赴地支持丈夫，写好每一本书，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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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次成为全国书市的嘉宾（1）
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书市举行时，我往往会走出书房，走向那千千万万书籍的海洋，走向那千千万万读者的海洋。
　　中国已经是世界出版大国，现在每年出版的图书达十五万种之多。一年一度的全国书市，是出版界的盛会，是读书人的节日，也是作家与读者的交流大会。
　　我是全国书市的“常客”。屈指算来，我已经十次应邀出席全国书市。很快的，我又应邀出席在山东济南举行的2009年全国书市，这是我第十一次出席全国书市，为长篇新著《“四人帮”兴亡》签名售书。
　　对于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编辑以及发行人员来说，出席全国书市是一个惯例，因为全国书市是出版界的大聚会，也是销售图书的最佳时机。
　　然而，对于作者来说，出席全国书市并非惯例。作者参加全国书市的“入场券”，是当年推出的有影响的新书，这样出版社才会邀请你前往全国书市签名售书，扩大新书的影响。正因为这样，年复一年在全国书市“亮相”，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压力。这要求作者年年都要有“新套套”。
　　1980年秋高气爽的十月，笫一届全国书市是在首都北京举行，拉开了全国书市的大幕。
　　此后，整整间隔了九年，1989年又选择了金秋十月，在北京举行笫二届全国书市。
　　此后，全国书市定下一年一度的惯例，而且在全国各地轮流举行。
　　笫三届全国书市于1990年8月在上海举行。作为上海作家，我理所当然参加了这届书市。不过，那一回我只是看书、买书而已。
　　我的作品笫一次在全国书市上引起关注，是1991年8月在广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书市。那一次，虽然我没有参加全国书市，但是书市的报道称“叶永烈的领袖系列和张海迪《轮椅上的梦》成为书市畅销书”。
　　这样，当1992年10月第五届全国书市在成都举行时，我头一回作为嘉宾应邀出席。成都选择了体育场作为全国书市的庞大场地，这才容纳那么多的书和蜂拥而来的读者。令我惊讶的是，在第五届全国书市的入口处，竖起巨大的蓝底白字“叶永烈语录”——“只要勤奋读书，书就会给你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我为新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签名售书，两个多小时签售了一千二百多册。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94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第六届全国书市，书市的报道称“王蒙、张贤亮、叶永烈、曹桂林、梁凤仪等都成为热情读者追捧的对象。”当时，我的《毛泽东的秘书们》一书刚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出，一开机就印了十一万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用专车把书从印刷厂直接运到武汉。连我也是到了武汉才见到印好的书。为了买到这本刚“出炉”的新书，读者排起长蛇队。半天多时间，我签出三千六百多册。结束时，我正要上车，仍被读者“围追堵截”，不得不伏在轿车的车头上又签了好多本。

十一次成为全国书市的嘉宾（2）
1999年9月，第十届全国书市在长沙举行。书市的报道称“池莉、叶永烈、唐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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