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阿拉伯半岛的上古历史残缺不全，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那里曾经存在过的高频率人群流动现象，并且历史确实记载了他们曾经群体外迁的一些事实，不过很遗憾并不具体，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去向哪里。迫使这一事件的发生，我认为可能与沙漠化有一定的关系。
这里由于三面环水，所以还是“海上民族”的栖息地。地中海东岸善水的腓尼基人在环非洲航行之后被埃及法老称为“地中海的马车夫”。可以说沿海的阿拉伯半岛地区到处都有腓尼基人的痕迹。甚至距离地中海最远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阿曼地区都是古代腓尼基人的落脚地，可见腓尼基人影响之大①。这一有据可查的历史现象也引发了另一问题：腓尼基文字为什么会广泛传播，甚至中国夏都（今天河南偃师）以及西北地区也竟然有腓尼基文字出现。这说明，他们人到哪里，他们的文明便传播到哪里。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方向说，假如这些人自古与东亚地区的人们有密切联系，那么他们到哪里就会把部分中国本土积累的文明包括文字带向哪里。
假如不考虑详细真实的道路的话，直线距离今天中国最近的阿拉伯地区是阿曼湾的阿曼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他们到中国境内的西北地区只需经过伊朗、阿富汗，大约只1000公里多一点即可进入中国境内。
距离阿曼湾不远处的也门与阿曼有着近似的民族与文化成分。但也门由于面临红海、与古埃及相邻、把守亚丁湾的进出口、生产香料这些优势，在3000多年前它很快成长为一个势力强大的国家，所以也门很可能选择了另外一个与中国的交接点：从中国南部与东部海路，进入中原。这个动力部分来自商业的巨大利润，也可能在沙漠化的威胁之下有寻找另外一个家园的急迫任务。
此外，应该重视阿拉伯半岛与中国的另一个交接点，就是地中海东岸地区与中国西北的陆地区域。
由于7世纪的###教运动，我们很难看到之前的阿拉伯历史，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历史研究不太充分，尤其是南部阿拉伯地区更是薄弱环节。我找到的资料都是一鳞半爪，拼凑不可避免。这也给我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严谨”的学者必须以放弃研究为代价去保全“严谨”的名节，但我愿意承担着“牵强附会”的恶名先行去探险。
首先我们应该清楚一个概念：“南部阿拉伯”文字不是一般我们说的“阿拉伯文字”，它是一种具有象形特征与古埃及象形文字有一定继承关系的文字。“南部阿拉伯文字”与“阿拉伯文字”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字体系，尽管最初两者是同源的，那就是“原始迦南文字”衍生出腓尼基文字，然后才有了“阿拉伯文字”；而“南部阿拉伯文字”却与腓尼基文字并行发展为另外一个体系，这个支系的继承者为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
这些文字的现状与变化可粗略勾勒出一幅历史的演变轨迹。大约3700年前，腓尼基人和阿拉伯人曾经广泛深入到过中国西北地区，无论他们从地中海东部直接过去还是从阿曼湾经伊朗、阿富汗到达，中国的仰韶文化区与夏朝统治区均留下了阿拉伯半岛人们的“手迹”。当然，我们甚至可以怀疑迦南文字以及腓尼基文字都是从中国生发演变并流传过去的。
但是在中国的东部明显有另外一拨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力。这批人来自中国本地，还是外部的不同民族影响了他们，没有答案，总之甲骨文神秘地出现。实际上中国的甲骨文包含了许多现有已知的古老文字，它基本上遵循了中东象形文字的逻辑，但是就基本材料上（即相当于偏旁部首或者常用符号上）却明显囊括了“腓尼基文字”、“南阿文字”、甚至“希腊文字”等。这个文字特征说明了在甲骨文字产生的时代，中国地区与以上这些文字的使用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有拼凑起来的证据就我自己看来已经是“铁证如山”：有文字上的，如甲骨文与“南阿”的神秘联系；有实物上的，如大量阿拉伯绥贝在河南殷墟的发掘，亚丁湾海贝在四川“三星堆”的发现等；红海到中国之间古代航海的可能性已得到多方面验证——也门人认为至少在商朝期间两地就有联系。南部阿拉伯地区（也门）在3000年前“香料王国”时期的突然崛起更是他们可以把政治势力扩张到远东去的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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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两个海湾
东北角 波斯湾 由于临近“两河流域”，阿联酋与阿曼等波斯湾地区10000年前就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迹象。8000年前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这一地区进入铜石并用时期，之后就出现了农牧业。请注意这里是距离中国最近的一个地区，所有中国西北地区的文明发展都需要仔细鉴别是否与中东这一区域发生了联系，尤其是通过印度河流域而发生联系的可能。
考古发现阿联酋地区曾经有外来的彩陶，大约5000年前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制陶业。中国新疆地区常见的坎儿井在铁器时代几乎同时也出现于阿拉伯半岛地区。
中国西北地区的众多民族还显示出来自水边的海洋痕迹，当我们设想他们来自其他地区的同时，不能忽略波斯湾与阿曼湾。
在提倡多加关注也门地区与中国古代东部地区的联系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波斯湾地区与中国的海上联系。
“中国在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5年）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泉州、明州、扬州等地南航向西经印度半岛西海岸至海湾，是古代中国和阿拉伯的海上重要航线。中国的丝绸、陶器等，经此路销往阿拉伯半岛及其以远地方；阿拉伯半岛和海湾的香料、珍珠等运往中国，故亦称之为‘香料之路’。①”那么西汉之前两地之间的联系是否也采取过同样一条老路呢？
东南角 红海亚丁湾 也门与阿曼紧邻，在许多方面与波斯湾南面的沿海地区相似，但也存在区别。
“也门”（Yaman）的意思是“右边”，这是相对于“麦加”（Mecca）而言，“左边”是“叙利亚”（Sha‘m）。从这个称谓上也可以看出它曾经在文化上是阿拉伯世界这一广大地区的一部分，并且曾经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尽管也门地区水草丰美，但在今天占地面积却不够大。尤其是整个阿拉伯半岛地区缺少大的河流贯穿其中，所以始终没有如“两河流域”或者尼罗河那样的“大河文明”出现，以至于许多人对几千年前的阿拉伯文明一片茫然，他们只知道7世纪之后的###文明与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创造的文明，而对上古的阿拉伯文明存有疑虑。当然这一地区文明的失忆还有其他致因。
很幸运地，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与商朝并列的朦胧的也门历史。也门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为麦因王国②时期。麦因人从事农耕和手工业，已经开始水坝和沟渠建设。他们还精于商业，商队足迹除抵达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叙利亚之外，还远至埃及、东非及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地。公元前950～（前）115年，萨巴王国（Sabaean）取代了麦因王朝。③”
可以看出，麦因王朝覆盖了中国的“夏”、“商”两个朝代。而“萨巴王朝”则基本对应了中国的周朝。让我们对于南部阿拉伯半岛的注意力集中于与中国有过联系的“精于商业”和“沟渠建设”的麦因王朝。
假如这里有古老的文明，有充分的财富，同时还面临一些强敌，但由于地域狭小，他们就必须到外面去扩展殖民。从各个方面看，中国与中东的文明差距在大约4000～3000年前这个时期有大约千年的落差距离，所以带一支中东的人马到中国中原这里来征服发展合乎逻辑。当然，他们第一个应该发展的地区是印度，而不是东亚地区。世界史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印度的文明史总体早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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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人的历史（1）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的《乌衣巷》道出了多少人间沧桑巨变。今天的也门除了那块土地，一切换了人间，今非昔比。也门因为扼守红海出海口这个交通要道，曾经在旧时代辉煌一时，它的光辉也曾经照耀到东亚地区。也门人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也进行了一次次的更替发展。
也门居民主要为阿拉伯人，卷发大眼是他们的主要生理特征。由于阿拉伯人属于欧罗巴人种，所以早期阿拉伯人或许还有肤白的特征。也门人一般认为自己是“盖哈坦”子孙，就像中国人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一样以证明自己的古老渊源。
根据考古学家的结论，也门地区最早的居民分为两个族群，其中一个在###教兴起之前就消亡了，不知去向，他们属于阿德人、塞莫德人、泰斯米人等。今天居住在当地的是剩下的那个族群，据说是通过战争获得了胜利。这一族群又分为两大族：纯粹阿拉伯人与归化的阿拉伯人。“纯粹阿拉伯人”就是“盖哈坦子孙”，又称土著阿拉伯人。“归化阿拉伯人”指伊斯玛仪①的后裔阿德南的子孙北阿拉伯人而言，也称阿德南人。如希贾兹人、纳季德人等，由于他们是较晚时候迁入阿拉伯半岛的，故称归化的或入籍的阿拉伯人②。总体上看，今天的也门人是以上所有族群融合的结果，只是每个族群含量的大小不同而已。
我们对于“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的族群出现在也门地区并不感到意外，并且可以说我们在《向东》一书中已经很熟悉他们了。
现在来看看“盖哈坦子孙”的来源，其实他们也与《圣经》有关。《圣经·旧约》部分很可能是整个阿拉伯地区上古时期的一本家谱，所以大多数显贵都可以从中找到他们的痕迹。
《历代志上》 1：17 闪的儿子是：以拦、亚述、亚法撒、路德、亚兰、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