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你在北京，你很自然地对人说：“我是武汉人。”你当然是。你在武汉定居，二十多年。你渐渐不再觉得武汉话鄙俗不文，甚至爱上它的红尘颜色，可是仍然不会说。在汉口你老东张西望，连香格里拉都找不到；火车站你总被人当外码子；外地来的朋友请你带路去起义门，你没好气地说：“等我上Google查一下。”内心深处，你一直是那个刚下火车的小姑娘，被四十度热浪袭昏，周围大声嘈杂如开骂。你和武汉，老隔了一层，不能一把抱在怀里。
但北京更加与你无关。隆冬，窗外阳光好得几乎猖狂，而风声如哨声凄厉。大风这件事，超出你的经验值，你对温度的评估系统没包含过这个因素。你遂穿了薄薄黑裙、薄薄红羊毛大衣出门：一步，两步，三步……第四步就冲回去，换高统靴和把你从头蒙到脚的哈利波特大棉袍——这不是你的城，你无法知冷知热，如一个温柔的妻。
虽然你并不烟视媚行，你又何尝不是这世上的吉卜赛女子？都一样地，没有原乡。
那一天，一个男孩儿陪你穿王府井后面的小巷。真破败，你走了几步就迷路，不是说北京是一座东南西北明确的城吗？男孩儿笑咪咪说：“不包括胡同。”你看见小院里放了一大堆乌乌的垃圾，烂菜叶，破菜帮，鸟都不会落在上面啄食。你心里嘀咕，过年了也不清出去？蓦地一惊，这分明是人家的冬贮大白菜。
“这是胡同游不会来的地方。”男孩儿说。他妈妈是北京人，他生在宜昌，对同学来说，他是说北京话的外地孩子；回北京姥姥家过寒暑假，他又成了不会说北京话的外地孩子。他笑起来：“所以，我是没有故乡的人。就好像你，你会把武汉当做故乡吗？”
你猝不及防地愣住，很久很久，北京那么冷，眼泪还在眶里就凝成冰，割着你的视野。你只努力睁大眼睛，让微笑滑过，如小孩在北海的冰面上溜冰，轻轻地说：“不……武汉，是我的故乡。”
不仅因为那里有你的同学、朋友、你努力绽放过的青春、你曾深深爱恋过的少年——六渡桥的老房子里，他带你见过他庞大的全家。还因为，父亲在那里。
武汉有多少条大街小巷，父亲骑自行车经过；不远处的小菜场，原来父母经常一起去买菜；东湖，是父亲教你游泳的东湖；水果湖的大小馆子，父亲都去吃过，老是嫌太贵太油腻；你也曾在武汉最大的商场，不顾父亲的反对，给他买极昂贵的羊毛衫——他到最后都不舍得穿。
而父亲，永远睡在了武汉的石门峰公墓。
武汉怎么可以不是你的故乡？当你想念，当你铭记，当你在深夜，无声哭泣。
他们说夏娃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而你终于知道，当一座城市，有你最深爱之人的坟茔，那里就是你的故乡。
她没有上第一线
一夜之间，这城市面目全非，路上无数戴着口罩的面孔，像散乱的、惨白将萎的纸花。忽然接到二姐电话，说：“这段日子，我就不回家了。”而她，是医生。
她说他们医院紧急开会，全体医护人员24小时待命，随传随到，任何人拒绝征召，当即开除……非典原来与我，如此之近。
我脱口而出：“开除就开除，我养你。要不然你现在就辞职。”急切得喘不过气来。
她斥我：“说什么呢，都怕死，都辞职，没人看病，到最后全地球所有人都传染上了，那时躲家里就安全了？再说，医院什么病没见过呀。”
很多很多话，在我喉里纠缠如斗蛇，我说不出一个字。
二姐一贯口气沉静：“这段日子我就不回家了。万一……老公是没办法了，总不能传染爸妈吧。我也叫小彭（二姐夫）最近别回他自己家了。就这样吧。”
疾病那么严厉，注定让人六亲不认。至爱却必须闪开的，是我们，她的父母及姐妹。我知道二姐，已经决定独自背负。
我每晚打电话给二姐，有时两三天联系不上，一颗心就吊到颈子口。接通了，原来不过是她夜班，她叫我“别穷紧张”。又说，其实医院里也人心惶惶，负责消毒的后勤人员，不敢进传染科，远远地，站在大门外高声问：“你们还好吧？”有的医生较活泼俏皮，笑道：“健在中。”引发一阵笑声。
瘟疫阴影下的城市，惨淡苦闷，这笑声，珍贵如一城的碎钻。
报纸铺天盖地都是非典消息：“从北京回来的某工程师，感觉不适，发烧至38。5度，120送入医院后，经诊治，证实是大叶肺炎……”这不是二姐所在的医院吗？
电话里我说得慌乱，语音七零八落，她嗤一声笑起来。“你也看到了。今早一上班，一个住院病人，直冲进办公室大叫：‘我要出院。’报纸举得高高的，像举面战旗似的，直伸到我脸上来……”
她是医生而我不是；危险她触手可及，离我十万八千里；紧张到几乎神经兮兮的是我，而浑若无事的，是她。
有段日子，报上尽是医护人员争写申请的光荣事迹，看得我替二姐十分担心，又惭愧于自己的一己之私。
她只笑：“我是不写申请的。医生多了，妇产科、儿科、皮肤科……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一窝蜂都上第一线，有用吗？再说了，非典期间其他病就自动不发了？那些病人，就不需要 医生吗？”
这几天她上武黄公路收费站，为入城人员量体温。电话里她仍是轻描淡写，我絮叨半晌，她略微不耐烦：“反正我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如果他们让我上第一线，我还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是医生，在哪里我都是。”
电视上总在说：向所有战斗在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然而第一线之外，并非没有沙场。刀刃之利，因其刀背的厚重；金字塔入云的塔尖，是立在宽广坚实的塔基上。这一场天人大役中，有无数沉默的战士。
我二姐，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医生。而绝大多数医生，都如她一样普通，却在各自位置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并且，保持“随时准备着”的姿态。
我相信他们在大疫面前，也心怀恐惧，却知道畏惧无济于事，故而，他们必须无畏，必须温柔而坚定，必须在人群中，高高地扬起头。
难以言说，这是生活，还是职责。
我想，像我二姐这样的人，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而我的二姐，并不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她娇小，微胖，雪白的小圆脸总是笑眯眯的，据她以前的病人说，像观音。
圣诞老人差一分钱
时近圣诞，邮局里到处花团锦簇，缎饰、彩球、贺年卡的清脆音乐。这时，身侧一直与保安絮絮聊天的老人，却突然拭了一把泪。
是忘了存折密码吗？正填汇款单的我，稍一惊，却见保安坐着，椅子前后摇晃，十分地心不在焉。不过是半熟的人，在闲话家常吧。
“到十号，我徒弟就跟我说：‘师傅去领工资了。’我就说：‘没那个领钱的命。’他不明白，说：‘工资人人都有的呀。我帮你签字。’过一会儿回来，手里抓一把，都是我跟会计预支工资时写的借条，还有一张五毛钱，两张一毛钱——就剩这些了。”
老人两鬓泛白，却穿了件非常抢眼的宝石蓝外套，更衬得他满面皱纹，如梯田。
“那时我工资二十九元，奖金三块二毛钱。”呀，明细到角。我经年都不去拿工资条的。“一家五口，三十多块钱一碗水一样泼出去就没了……”叹息声，轻得听不见，“我屋里小女儿，有一次病了，想吃一分五一颗的水果糖，我狠狠心，捏三分钱去了，结果路上掉了一分钱。买一颗蛮划不来，买两颗硬是不够钱，站了好久好久，又不甘心走……”
有人来问事，早有几分不耐烦的保安趁机起身。老人刹住话头，暗里也觉出自己的不招待见，讪讪地笑，擤一把鼻涕。
那些艰苦、惨痛的日子，都过去了吧？当他还年轻，一只手是整个时代、整个中国的一片赤贫；另一只手，是最小偏怜女儿的病痛、她小小的渴望，他却差一分钱。
突然留意到，他外套胸口上咧嘴而笑的米老鼠头，米奇不便宜呢。是孙儿们淘汰下来的，爷爷不舍得扔，就捡来穿吧？袖管短了一大截，露出里面的毛衣，袖口破了，又粗针大线地补过，说不出是黑是黄。
他所有清水渍过、碱水煮过、血水泡过的日子，孩子们知不知道呢？知道，又有没有能力或者孝心，让他乐享天年呢？
一位台湾朋友，曾经半笑半窘，说他的父母，就是人所诟骂的巴子旅客：一大堆欧巴桑欧吉桑，穿得很热带，几乎可算是艳光四射，任何场合都大声喧哗，乱糟糟拍照，流水似的买东买西，处处被宰，却被宰得兴高采烈。他们又镶着金牙，笑起来金光流灿。
然而他说，他完全原谅与接受。
因为正是他父母那一代，成就了台湾经济的起飞，他们老土、落伍、不合时宜，但他们有绝对的资格，理直气壮，享受他们亲手创造的财富。
也同样打拼了几十年的，我的父母，以及眼前的老人，他们亦曾倾尽全力，给出关怀、抚育与爱，是每一个儿女的圣诞老人，却都是曾被一分钱难倒过的英雄汉吧？几时，他们才能够，如此嚣张安乐？
走出邮局，脸颊上冰凉的，是武汉十一月的冷雨。
叫妈妈来听电话
是好些年前的事了。我在等Call机，突然过来一个男人，匆匆，一边揩汗，劈手抓话筒。瞥眼看见我，手在半空里顿一下，我示意他先打。
显然是打给家里，他用很重的乡音问：“哪个？”背忽然挺直，脚下不由自主立正，叫一声：“爸爸！”吭吭哧哧一会儿，挤出一句：“您身体么样？”
再找不出话，在寸金寸光阴的长途电话里沉默半晌，他问：“爸爸，您叫妈妈来听电话吧？”小心翼翼地征求。
连我都替他松一口气。
叫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