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有意味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每次南侵，大多类似气象学上的寒潮，在蒙古高原及西伯利亚南部积聚，形成高压冷气团蠢蠢欲动。每遇中原王朝衰微或内乱，他们就如低气压铺天盖地地长驱南下。中原越衰弱，塞内越混乱，他们南下的速度也就越快越深入，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些游牧民族南犯之前，他们全被中原之主视为没有开化的野蛮民族，并蔑称为“夷”。而一旦这个突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成为新的中原之主后，它的北边必然出现一个与它从前同样落后、同样野蛮的民族，然后又是新的一轮的入侵与改朝换代。比如北宋遭受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侵凌，辽则被女真族的金朝所灭；而金朝又被后起的蒙古族灭掉，蒙古人退出中原后，又由后起的清廷入主。蛮族每一次入侵，都给中原农耕文化带来一场巨大而惨痛的浩劫，而精于耕强、头脑发达、体质柔弱的中原民众怎么也斗不过如洪水猛兽般的游牧民族。他们所能采取的，就是以柔克刚，在绵绵不绝的历史长河里，以一种柔韧的特性、广阔的胸怀、世俗的哲学、温馨的生活一点一滴地将那些蛮悍的少数民族同化。除开蒙古族在明初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自动退出中原外，其他异族，只要是长期生活在这一地盘上的，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汉人的一个分子。自汉唐以降，或整体或部分融入汉民族之中的主要民族就有鲜卑、契丹、女真、室韦、鞑靼、匈奴、突厥、回纥、党项、白蛮、六诏等。而每次融合，都给汉民族的血液中添加了新的成分，注入了新的活力。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12）
中原地带不仅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汉族更是一个似乎能融化一切异质民族的神奇民族。不管这些民族多强大、多勇猛、多野蛮、多富特性，只要他们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带，长期与汉人交流交往，就不知不觉间改变了自己的个性与特质，而与汉人融为了一个整体。看似一盘散沙的汉民族那内在的同化力与凝聚力实在是强大得不可思议，令人肃然生畏。即以世界上最富特色、最难同化的两个民族——吉普赛人与犹太人而言，也不例外。
吉普赛人迫于战乱与灾荒，约于10世纪后离开印度开始成群结队地向外迁徙。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园，以大蓬车为交通工具和住房四处流浪，其足迹遍及欧洲、亚洲、非洲、美洲、澳洲各国。他们不事农桑，擅长音乐，酷爱歌舞，喜欢过一种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以卜卦、卖药、卖艺、行乞、驯兽、修理等传统职业为生。他们每到一地，都是入乡不随俗，直到今天，仍强烈地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性。可是，那些进入中国的吉普赛人却像洒落沙漠的几点雨滴，很快就与汉族的农耕文化融为一体了。翻遍史书，有关他们的记载也难以寻觅。
犹太人有自己的宗教，在公元前1世纪被罗马人征服而失去家园，从此便开始了长达近两千年的流亡生活。他们也曾流散到世界各地，哪怕遭受血腥的屠杀，都顽强地保持着自己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性。最早进入中国的犹太人约在公元10世纪左右，到12世纪，就有大批犹太人侨居开封经商。刚开始，他们也能保持着本民族极为独特的个性。压迫导致反抗，宽容带来融洽，融洽产生同化。汉族传统文化那宽容、博大、柔韧的胸怀在不知不觉地改变、塑造着他们。慢慢地，他们就与汉人杂居在一起了，改汉姓、用汉名、说汉话，与汉人通婚。于是，他们的传统语言消失了，生活习性改变了，原来的体质标志、传统形象（如鹰鼻）也发生了变化而与汉人无异。汉族没有真正的宗教，他们就由过去的犹太教而改信当地的回教，还推崇并信奉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到了19世纪下半叶，开封的犹太人就已被完全同化了。这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特殊的例外。
中华民族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同化力呢？其原因何在？要破解这一复杂的密码，远非本文所能承担。在分析汉人同化异族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那就是汉文化中的某些因子与人类的深层本性颇为吻合。比如所有民族都不畏强权，但能接受因势利导；比如人们信仰彼岸，但更多的还是关注此岸、讲究实际、向往世俗；比如对稳定舒适、安逸享受的生活总是趋之若鹜，而汉民族的传统生活正具有这样的特性，在汉唐时，不少外族人（包括那些波斯商人），他们一到洛阳、长安，就“乐不思蜀”，不想回去而长期安居了；比如认同感，不因异族而遭受岐视，不以种族为划分等级的标准，等等等等。
于是，汉民族也就在千百年来的同化异族过程中变得格外独尊，总是以天朝的身份倨傲地俯视那些弱小野蛮民族，并凝聚成了一种优越的民族心理定势，自以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为古老、最为先进、无可超越而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文明。乃至到了近代，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出现了一种相当奇怪的反常现象——拒绝接受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顽冥不化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难道说汉族传统文化就只能同化别人，却容不得其他先进文化改造、同化自己吗？
全世界延续、发展至今的民族，大约还有两千多个，大到近十亿民众，小的只有几百、几十人口。现代所有民族，不论大小，不分强弱，他们都有自己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之处，都有优越于其他民族的地方，都为人类的文化作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民族间的交流与交往必然更加密切与频繁，冲突与融合自不可免。然而，不论是冲突，还是融合，所导致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相互影响、相互同化。美国人种学教授哈顿曾经说过：“现代，没有任何人可以说属于一个纯正的人种，即属于一个本源、一个种。因为在文明世界中，所有的人种互相掺合。这种掺杂与混合是自古以来各人种之间的旅行、贸易和侵略关系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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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13）
民族间的融合与同化是人类整体的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由此而言，孝文帝拓跋宏在一千五百多年前严厉推行的全盘汉化政策，正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与发展趋势的伟大改革。撇开道德层面的善恶判断与功利性的成败得失不论，至少他那认同先进文化的自觉之举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可贵的榜样。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1）
一
提起唐太宗李世民，人们自然会想到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中华民族多灾多难，难得有几个值得后人称道的繁华盛世。排得上号的，也就汉朝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明太祖之治，清康熙、雍正、乾隆之治等少数几个所谓的“治世”，其中尤以贞观之治为最，可谓封建盛世之极。
正是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基础，才有唐朝长达近三个世纪的繁荣兴旺、博大恢弘与显赫声威。唐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陶醉神往、骄傲自豪、回肠荡气的伟大盛世，没有哪个王朝可以与之比肩；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中国古代最英明的皇帝，为儒学士人视为理想化的帝王楷模，在历史上被长期称颂，还没有哪位君王能够超出其右。
其实，李世民并非唐朝的开国皇帝，而是第二代君主。按照中国古代封建宗法社会长子世袭制的传统，他根本就没有资格从唐高祖李渊手中接过权力的魔杖。窦氏皇后生有四子，李世民排行第二，老三李元霸早夭，他与兄长李建成及小弟李元吉都是反隋建唐的有功之臣与重要人物。隋义宁元年（公元617年）五月，李渊在太原起兵，仅只一年时间就在长安建唐称帝。李渊做了皇帝，长子李建成便顺理成章地被立为太子。作为二子的李世民，除了被父兄视为忠诚可靠、南征北讨的“马前卒”外，对那高高在上的皇位不敢存有半点非分之想。
然而，他最终还是登上了帝王的宝座！
是时代为他提供了攫取权力的机遇与土壤，是卓越的才能与雄厚的实力为他奠定了称帝的基础，是人心深处那不可遏制的贪欲与兽性迫使他做出了杀兄灭弟的虎狼之举，是封建专制那不可避免的痼疾导演了一场似曾相识的夺嫡悲剧……
隋炀帝的残酷暴政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抗，农民大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猛烈地冲击着隋朝的政权统治，如秋风横扫落叶般地荡涤着隋朝的污泥浊水。战争，在将隋帝国推向毁灭深渊的同时，也将人们心中的各种欲望搅得喧嚣沸腾——天下失鹿，人人得而逐之。
李渊当时为隋朝太原郡留守，与隋炀帝为表兄弟关系，算得上一名皇亲国戚，也曾为隋炀帝效命，残酷地镇压过甄翟儿的农民起义军。而一直随侍在父亲身边的李世民正是在围剿农民军的战斗中显露峥嵘，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李渊身陷敌阵、难以脱身的危急时刻，李世民“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顿时军心大振，步骑配合直捣敌阵。正是在这场决定性的战斗中，李世民不仅救出了父亲，还以少胜多，一战而定，消灭了甄翟儿义军。
李渊父子虽然镇压了太原农民军，却无法阻止、也改变不了已成燎原之势的全国农民大起义。而各地的隋朝政府官员也乘机纷纷起兵，建立封建割据政权。面对大厦将倾的局势及隋炀帝的猜疑，李渊父子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
一次，李世民对父亲说道：“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是的，天下大乱，人人自危，唯有铤而走险，庶几可以闯出一条生命通道。李渊早就有心举事，面对儿子的试探与婉劝，却表现出一副不动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