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他却知道何时为自己变现。1968年8月，他将蔡氏管理研究公司卖给了一家保险控股公司C·N·A·金融公司（），以换取的高层管理职位和价值约3 000万美元的股票。
这样，蔡及时并且一击即中地跻身美国富豪行列。作为的执行副总裁和最大的个人股东，他把蔡氏管理研究公司的管理交给他人打理，自己则专心投入的收购计划。作为基金经理，他已经退休了。他现在是一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历史悠久的大型美国公司的大股东，有一间巨大的办公室；他是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拥有乡村别墅；他有一个信托基金，能够保证他的儿子一生享有丰厚的收入。
这名来自上海的移民，有着20世纪60年代典型的投资家身上的最简单和直接的目的和渴望。他和许多爱尔兰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及其他先他而来的人一样，在黄金海岸隐约光芒的吸引下，从遥远的外国城市来到这里。不过，在他通过他所选择的行业成为富人的时候，他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另一件其有讽刺意味的事是，他致富的方式很快将变为非法。1971年6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法院###官亨利·J·弗兰德里（Henry J。 Friendly）判定，出售共同基金管理公司获得的任何利润，不属于管理公司的出售者，而属于基金的股东。这一判决是对传统理念（我们看到，爱德华·约翰逊早在1943年收购富达基金的时候就从中受益）的回归，那就是，受托人不能变卖受托物。假如这项新判决在1968年生效的话，蔡便不可能出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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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Go…Go的诞生（8）
但是没有关系。弗兰德里的判决没有向前追溯力，蔡和许多其他出售了他们的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被允许保留所得。现在，蔡可能会受到同行的批评，因为他过早地失去了投资技能，他甚至可能被一些人认为是正好赶在赌场大门被封之前兑现筹码的人。尽管如此，在他1966年的顶峰时期，这名来自波士顿的年轻天才仍然是华尔街的第一位东方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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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如日中天的Ｇo…Ｇo（1）
年轻人的缺点在于不宽容，年轻人统治则使华尔街一直尊崇的品质—年龄和经验遭到排斥。再不可能有什么社会变迁能够更加深刻地摇撼传统的华尔街。那么，价值观的突然逆转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好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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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偶然地，文化和社会变革在冲击着美国华尔街的同时，也冲击着纽约的华尔街。1968年，纽约第一次在那些一向乐观的公民眼中显得难于驾驭，失去控制。热爱这座城市的人坚信，尽管它经历着短暂的混乱—迷雾、噪音、阻塞的街道、种族对抗、毒品和犯罪的致命循环、丧心病狂的反公众行为、办公室腐败—某种深层次的代表秩序和善行的文明法则之手会在无形之中掌握它，因此情况最终会好起来。但1968年，臭名昭著的教师罢工，既震惊了对关闭学校嗤之以鼻的公众，也震惊了导致它并使它持续下去的玩世不恭的政治玩弄者。也许正是因此许多市民绝望地感到那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消失了，假如它确实存在过的话，并且秩序的基础不复存在。
当然，这仍然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并且总有一天绝望的感觉会过去。少数派发出新的尖锐声音是因为获得了新的自由，而不是遭遇到新的敌意。正如音乐评论家哈罗德·C·勋伯格（Harold C。 Schonberg）指出的：“很快，世界上任何城市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艺术、最好的音乐、最好的图书馆、最好的餐厅、最多样的娱乐将唾手可得。”纽约勇敢而坚韧的艺术与文化之花在社会秩序的一片废墟中正在盛开。有立必先有破，我们可以不把1968年的纽约看做一座垂死之城，像许多城里的智者自信地宣称的那样，而是把它看做一座新生之城。
历史上几乎所有伟大的文化中心都首先是金融中心。纽约为这一句话提供了经典例证，但是用它作为论据必须非常谨慎。如果从中得出金融中心会自然而然地催生文化的结论，就会落入最普遍的逻辑错误。不过，这却是一个隐含的事实，尤其从1968年华尔街的角度看，因为它与百老汇戏剧界、百老汇以外的戏剧界、林肯中心、大都会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格林尼治村屹立在同一块岩石上。在那一刻，我们所看到的发生在1965年华尔街的道德和习俗的变革是猛烈的：与后台办公室瘫痪并存的，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社会变革中必不可少的对旧式权威的颠覆，以及对旧习俗的断然摈弃。但华尔街的变革，如同纽约的变革一样，并非完全不好。废墟中有新的花朵在萌芽，甚至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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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一看或多或少并未被触及的老社会教条。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华尔街最邪恶又最不可或缺的，比如，它由来已久的对女人和黑人的偏见只在象征意义上减轻过。
华尔街的女人（和美国其他地方一样）正在为争取重要地位而奋斗，但她们人数不多。到1968年，有数百名，或者数千名女性经纪商，她们主要为不断增加的女性投资者服务，而后者主要也只信任女人，这是社会改革与金钱之间达成共同利益的一个令人愉快的例子。但在高层，纽约下城的女人则很难与华尔街的男性沙文主义者一争高下。1967年12月28日，性格坚韧、雄心勃勃而和蔼可亲的三十多岁的女经纪商穆里尔·西伯特（Muriel Siebert）成为现代纽约股票交易所第一位女性成员。她曾在数家经纪公司当过股票推销员，后来决定自立门户。她第一天步入交易所场内进行交易时，从不以敏感闻名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当局，要求她佩戴实习生的徽章。1970年7月，纽约的一名家庭主妇，玛德龙·泰利（Madelon Talley），厌倦了全职太太的生活，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了一些金融课程，成为德莱弗斯杠杆基金（Dreyfus Leverage Fund）的合伙经理人，她也是华尔街第一位女性基金经理。几扇长期紧锁的门打开了一条缝，但也只是一条缝而已。
至于黑人男性（更不要说黑人女性），华尔街将1965年对他们的非象征主义歧视升级为60年代末的象征主义歧视。1968年7月，希尔森汉米尔公司（Shearson Hammill and pany）开始着手在哈勒姆区①腹地开设分支机构的计划，这是全美国在黑人聚居区开设的第一家经纪公司分支机构。认为哈勒姆区的本地人能够产生足够支持一个分支机构利润的经纪生意，是不现实的，而希尔森汉米尔公司没有进行如此堂吉诃德式的假设。人们有一个顽固的观念，那就是白人金融机构—大基金会、共同基金、退休基金、捐赠基金—出于慈善或公共关系的目的，愿意把一部分经纪业务从一个设在哈勒姆区的分支机构分流出去，其用心良苦的目的是把佣金收入注入贫穷的黑人社区，而不是反过来让富足的华尔街人赚取佣金收入。希尔森汉米尔公司与不同的哈勒姆区团体，尤其是当地的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就具体事宜发生了争论。最终，希尔森汉米尔公司决定建立一个基金会，命名为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据信这是在美国革命中第一位被杀死的美国黑人的名字。该基金会将“致力于帮助哈勒姆社区建立健康的经济”，以希尔森汉米尔公司的哈勒姆分公司总收入的作为其资金。1969年7月，分公司开业，位于哈勒姆区的主要街道，第125大街，职员主要是黑人，经理是小拉塞尔·戈英斯（Russell Goings，Jr。），一个严厉而和善的人，三十多岁，曾在美林公司在郊区的一个分支机构干过，还当过一段时间布法罗比尔橄榄球队的球员。很多白人机构给分公司送生意，使它能够小有利润（起初，99％以上的生意都是机构生意），也为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基金会带来了大量收入。用玩世不恭的观点看，希尔森汉米尔公司的所作所为，可以看成是有负罪感或者恐惧感的白人向黑人献殷勤的又一个例子。不过，在华尔街与世隔绝的环境下，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显然，在大多数时候，这是世界上最不会为负罪感驱使的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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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如日中天的Ｇo…Ｇo（2）
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也有类似进展的迹象，不是在1968年，但很快。1970年2月，约瑟夫·路易斯·瑟尔斯三世（Joseph Louis Searles III），一名31岁的年轻黑人，纽堡勒布公司（Newburger，Loeb and pany）的一般合伙人和交易所场内经纪商，将成为纽约股票交易所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成员。与他之前的许多纽约股票交易所成员一样，瑟尔斯是借钱购买席位；和拉塞尔·戈英斯一样，他以前也是一位明星橄榄球员—在那时，曾经参与美国人最喜爱的周末娱乐运动的记录，很明显是黑人进入经纪业实际上的先决条件。但事情有意想不到的讽刺意味，约瑟夫·瑟尔斯在对任何肤色和种族的人而言都最糟糕的时刻进入了纽约股票交易所。市场是残酷而公正的，到这年11月，瑟尔斯在1970年的大崩盘中输光了全部身家，很快退掉席位，离开华尔街，在别处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
1970年底，纽约股票交易所将只剩下一名女性成员，而没有任何黑人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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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5年开始，华尔街几乎再没有什么和原来一样了。最明显的变化是年轻人的胜利。两代人之争以一方大获全胜告终，华尔街杀死了它的父亲，完成了弗洛伊德式的想象。在昙花一现之间，20世纪60年代末期变成年轻天才（蓄着连鬓胡子的快枪手）的全盛时期。那是怎样的年轻人形象呢？他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通常上过不错的商学院；不到30岁，通常远小于30岁；穿着醒目的条纹衬衫，宽宽的领带随意飘动；浑身散发着自信，自以为是，近乎傲慢，嘴里不停冒着新词，“�